（读史讲古之八）两个皇帝对于“钓鱼执法”的态度
其一：有人给唐太宗上书，要他摒除身边那些佞臣（心术不正的谄媚之人）。唐太宗说我不知道谁是这样的人呀！上书的人说：我是个山野之人，没本事看得出，但我献陛下一招：您挑个事跟群臣讨论，装作发怒，看谁坚持己见，就是忠心耿耿的；那些因为害怕而曲意逢迎的，一定就是佞臣了（“或佯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
唐太宗“嗤”了一声：“你让我做皇帝的采用欺诈的办法，反过来要求臣下忠直？我看到前世帝王玩弄权术来对待臣下，觉得很不耻。你出了个好主意，但我不会采用的。（“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据《续世说·言语》
其二：朱全忠曾经和一班手下，还有一些游客坐在一棵大柳树下。他忽然间自言自语：“这棵柳树做车轮毂不错。”手下都不做声，几个游客却应声说：“是呀，做轮毂挺好的。”
朱全忠勃然大怒：“读书人就喜欢这样顺竿子爬欺骗人（“书生辈好顺口玩人”）。做车毂要用榆树，柳树怎么能做！”他对左右喝道：“你们还等什么！”手下一拥而上，将那些说可以做轮毂的路人拽住，一古脑儿全杀了（“悉扑杀之”）。
——据《续世说·假谲》
点评：给唐太宗出主意的人，果然就是“山野之人”，唐太宗客气说他出了个好主意，其实是坏透的糟主意。他大概认为人性像身高体重可以量出来。
难为李世民作为皇帝，能够换位“将心比心”。自己要是故作震怒，弄虚作假来要求别人对自己忠直，不符合“君臣同心”这义。当“上”用伪诈的手段去测试“下”时，双方已经是“二心”了，哪里来的同心呢？
其实李世民刚当皇帝时，也曾经做过“钓鱼执法”的事：为了防止官吏贪脏枉法，他派人故意行贿，有个在“传达室”值班的收了一匹绢，唐太宗要把这条上钩的“鱼”杀掉。时任“民政部长”（户部尚书）裴矩说：这个人受贿自然该死，但陛下不应该拿财物来试他，这样陷人以罪，不符合道义。唐太宗就一下子醒悟过来了。
什么叫人性？人性是一种本能，是“条件反射”的七情六欲。人性有好有坏，“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属于最基本的。皇帝有“生夺予夺”之权，冒犯了随时会丢小命，本来“伴君如伴虎”，每天提心吊胆，生怕皇帝发怒，真的发怒了，谁还会往枪口上撞？所以就连魏征这样的直谏之臣，有一次也忍不住要跟李世民吐露心声：“我不想冒性命危险做什么忠臣，愿意做一个保家食禄、可以善终的良臣。”
从人性的角度，把“奉承”当成忠奸的标识，本身就有问题。写过《忏悔录》的卢梭曾经说过，怀着善意的人，是不难于表达对他人的奉承的。做上司的喜欢听好话，做下级的喜欢说好话，这都是人性。坏人会奉承，好人也会奉承，鸡有两条腿，但两条腿的并不都是鸡。怎么能把奉承当成忠奸的试纸呢？
人性同时又是动态的，你仁我义，投桃报李，你君子我兄弟。前面说的那个裴矩，史书上说他在隋朝时是个佞臣，到唐朝成为忠臣（“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忠。”那些认为别人不善的人，很少想到可能是缘于自己“恶”。老板认为员工“人心不足”，而在员工眼里，老板太过“吝啬”。所以我最不喜欢读那些“怎样与小人打交道”，“为什么好人斗不过小人”之类“心灵鸡汤”。它其实是“迷魂汤”，喝了这汤的人，都先入为主认为自己是“木秀于林”，鸡群鹤立，“鸡汤”喝得越多，越觉得世道不公，怀才不遇，把自己当成屈原转世，贾谊再生。
插入个笑话：苏东坡经常与佛印开玩笑，两人互相“吃豆腐”。有一次东坡问佛印，用你的慧眼看我像什么？佛印说：我看你像一尊佛。东坡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吗？像一坨牛粪。佛印哈哈一笑。东坡以为自己赚了便宜，直到他那个聪明的苏小妹告诉他，佛家是“景由心生”，他看你是佛，说明心里有佛；你看他是坨牛粪，你心里是一坨牛粪。
人性不可测，用一顿美食去测一个饿汉，这是一种残忍；用一个妙龄少女去测一个光棍也是一样道理，就算顺利过关，也未必说明就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疑心重，识破了机关，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抑或是同性恋什么的。
网上有很多整蛊视频，比如让一个女孩故意袒胸露腚挑逗路人，摄录其反应以取乐；还有用透明的丝线拴着一张钞票，引诱路人追赶拾取。《尚书》说，玩物丧志，玩人丧德。这些“玩人”的人，内心充斥所要测出的人性之恶。那种本能的反应令人捧腹，轮到自己，恐怕谁也不愿意被这样“玩”。
一些人不明白人性不可测试的道理，喜欢以术测人。做东家的雇了个保姆，故意将钱放在若隐若现的地方，查看是不是少了；当老板的，故意叫人冒充别的企业高薪引诱得力的手下，看他是不是见异思迁，起跳槽的念头。从本质上说，都跟上述的街头恶作剧没什么区别。测的人可能沾沾自喜，但从被测试者角度，却是不折不扣的人格侮辱。
回到史书上的故事。朱全忠的故事，让人想起赵高的“指鹿为马”。丞相赵高将一头鹿献给秦二世，说把这匹马献给您。二世说丞相看走眼了，这明明是一头鹿。赵高叫大臣们说是鹿是马，有的不做声，有的说是马，有的说是鹿，赵高暗中将说是鹿的大臣都给弄死了（“阴中言鹿者以法”），因为他们对自己不忠。朱全忠倒过来，把附和自己的人全杀了。他恨他们“顺口玩人”，却没想自己在弄术玩人。
两人都是测试忠心，但忠与不忠，都是“上位者”的意志。唐太宗认为人主自己“曲”，量不出臣下之“直”，朱全忠明知柳树不宜做车毂，当一把“曲尺”，定夺别人好坏，按照古人的政治理想，唐太宗是“内圣外王”，朱全忠则是“内王'伪’圣”，两者简直如天壤之别。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唐太宗始终坚持“政治正确”的出发点，而朱全忠则是“只要达到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手段”的不折不扣的马基雅维利的信徒。
历史是公正的，行大道始成伟业。李世民因为能战胜人性之恶，善于自省，勇于纳谏，奠定了延续近三百年国祚的大唐根基。而出身贫寒，年轻时就“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之，里人多厌之”的朱全忠，反复无常，有奶是娘，虽然取而代之当上皇帝，最后却死在打仗时召妓所生的儿子手里。父子反目，儿子又兄弟相残，所创立的后梁仅仅三代而歇脚，也算是历史的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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