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权宣言》主要起草人张彭春，为何对私塾教育心怀感恩？

张彭春（1892—1957），称得上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之一。早在晚清时期，他的哥哥张伯苓在天津创办最早的南开学校时，他便是第一批学生之一。此后，他又全面接受西方教育，曾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教育和哲学，获得硕士学位。这些教育无疑对他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他不仅是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重要筹办者；而且在戏剧艺术方面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是第一个将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引入中国大学、第一个以梅兰芳剧团总导演的身份推动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重要人物；更在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为世界人权体系的构建做出非凡贡献。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一件似乎与现代教育相悖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1956年，64岁的张彭春为纪念张伯苓逝世五周年撰写《南开是怎样创建的》时，却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早年私塾对他的长远影响。他饱含深情地写道：

“如果你的住所附近设有私塾，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学生们连续不断的琅琅读书声。他们正通过朗读牢记那些古典文章。看来仿佛是课文越难，学生越笨，而念书声叫得也越响。但是，这种教学法也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主要目的是训练记忆力。在高声吟诵中，语言器官和听觉器官频繁地活动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在熟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也就是在熟读众所公认的指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的名篇佳作的过程中，记忆力仿佛是被镌刻到语言与听觉器官之中了。

“一位受过传统训练的中国学者，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回忆起某一篇古文中的某一具体段落。你会听见他发出一种低微的哼哼声，这是多年前他反复吟诵时的袅袅余音。昔日的饱学之士具有何等神妙的记忆力！真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奇迹！”

由此可见，尽管张彭春与他的兄长张伯苓乃至父亲张久庵都是重启发、重实践的教育家，但他们并没有对传统的死记硬背完全排斥，相反，张彭春6岁的时候，正是在父亲张久庵的全力支持下，向一位私塾先生行拜师礼，“迈入那熟读古典书籍的漫长岁月”，等过了6年左右的岁月，他才进入兄长张伯苓和严范孙创办的“私立中学堂”，接受重视启发的新式教育。而到了晚年，等张彭春回顾那段死记硬背的私塾生涯时，不是批判，而是充满了温情和感恩。

张彭春在世界人权会议上发言

值得关注的另一件事是：由于对“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烂熟于心，理解深刻，使得张彭春不仅有超常的记忆力，更有非凡的见识，使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以及世界人权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是1947、1948 年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和起草委员会副主席期间，还是194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后作为中国驻联大代表，在国际人权大讨论及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张彭春均以其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善于以中庸之道解决复杂问题，惯于运用儒家思想解决棘手问题，而深受各国代表的重视。联合国人权司首任司长约翰·汉弗莱评价张彭春：“他是一个协调的艺术大师，拥有一整套儒家的经典名言，他经常能够提供规则使人权委员会摆脱僵局。”“在才智声望上，他远远高于委员会中任何其他一位成员。”

由张彭春的这些经历，反观当下的“读经教育”。平心而论，“读经教育”自有其巨大的优点，这些优点可能是更根本性的，是其他教育无法取代的。

只不过，实行“读经教育”时，一要注意学生的年龄，如果年龄已大（超过十三岁），还是成年累月、不做任何理解地死记硬背、不接受启发式教育，负面影响恐怕很大。

其次，“读经教育”不应故步自封、盲目自大，教育工作者应真正消化经典中的精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自律律人，不搞极端，要全面地敞开胸怀，进入全球化新启蒙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