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日电影人不为人知的战后故事，第一次被公诸于世

中国的电影，形成于清朝末期。1905年，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在北京丰泰照相馆的镜头前表演了自己的几个拿手片段，不料片子反响热烈。这就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005年，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中国电影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博物馆在北京诞生。为中国影坛做过贡献的电影人被悉数邀请参加开馆典礼，这其中，包含了唯一一位日本嘉宾，85岁高龄的岸富美子。

岸富美子16岁进入影界，19岁跟随哥哥来到中国。在此8年之前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扶植末代清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

岸富美子夫妇

为了宣传日本国策，「满洲国政府」和「满铁」共同出资，在长春设立了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岸富美子便是在这一时期担任满映的电影剪辑师。

作为日本的国策公司，满映拥有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大规模。1945年，随着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满映公司瞬间崩溃。各地关东军退回日本，无暇顾及平民。

5、600名日本员工，1000多名员工家属找不到回国的路径，陷入惊恐不安。与此同时，对于满映的中国员工来来说，这意味着新的希望和开始。

在当时混乱复杂的状况之下，东北电影公司成立。新公司接管了满映的所有设备，并且提出希望日本技术人员加入的请求。四分之一的满映日本员工决定留下，其中包括名作《饥饿海峡》的导演内田吐梦，剧作家八木宽等。

新公司成立的第二年，苏军撤出东北，国共内战爆发，东北电影公司不得不向北撤离。就在所有人刚刚在中苏边境的鹤岗安顿好之后的两个月，日方传来消息，满映日本员工可以回国了。

这个时候，新公司的中方负责人是儿童文学作家舒群。舒群将大家召集起来，再次提出希望满映日本员工留下传授技艺。这一次，约80人留了下来。也正是这80位日本电影人，奠定了战后中国电影的基础。这一年的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

但是，迫于形势，没过多久，制片厂就开始实施「精简」政策，除了新闻片所需最低限度的人员，其他人只能从事与电影无关的体力劳动。许多电影工作者并不能拍电影，只能在零下30度的冬天打捞沉船和搬运煤矿。

经过两年的辗转，直到1948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才搬回长春，恢复电影制作。这时制作的第一部电影是长篇故事片《桥》。由于此前拍摄的都是纪录片、新闻片等，要制作一部真正的故事片，并不容易。

在当时经验丰富的日本电影人的帮助下，爆炸、暴风雪等中国电影人不擅长的大型场景在电影中得以展现。这部电影在1949年5月1日劳动节正式公映。

然而，演职表中，一个日本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担任特技的势满雄变成了「世为」，剪辑师岸富美子被替换成「安芙梅」，等等。

当时战争创夷未复，日本人名字只能被刻意掩盖。

尽管如此，岸富美子这些日本电影人仍作为电影工作者，为中国电影打造基础。私底下，他们也开始利用满映仓库里闲置的日本电影，给中国学生授课，传授电影编辑理论。

在中日电影人的合作之下，新作品也在不断地推出。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只是有些场合，总会时不时提醒日本电影人，他们所处的微妙立场。1950年，《赵一曼》摄制完成。这是一部讲述日本军队屠杀的电影。

作为这部电影的剪辑师，岸富美子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得之故事源自导演的亲身经历之后，岸富美子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国家的军队和自己生活的时代。

同年，一部可称为中日电影人集大成之作的电影《白毛女》制作完成。这部电影是纪念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特别作品，因此制片厂2000多名员工全员参与。

「那是一种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完成后的满足感吧。」岸富美子说。

两年之后的1953年，在日本红十字会的作用下，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约80名员工及家属被接回日本。他们结束了为中国人拍电影的时光。

但是，等待他们的，是严酷的事实。他们是从中国回国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只能被大的电影公司拒之门外。

之后，这些电影人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些人去了独立制作公司继续从事电影工作，有些人则转行了。但是，谈及在中国拍电影的这段岁月：

特技摄影技师织田谦三郎：「我不认为去过中国这件事本身对我是负面因素，反而要是我没去的话，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岸富美子：「我没有放弃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自负，如果还能帮助中国人拍出好电影的话，那我觉得自己就是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这批日本电影人为战后中国的电影播下了种子。8年时间，他们共参与制作了31部中国电影。当年他们授课的学生，后来大多活跃在中国的电影圈。导演张艺谋，也是当年的学员马守清先生的徒孙。

在曾与日本人共同工作过的中国电影人的恳切要求之下，中国电影博物馆设立了岸富美子等人曾经倾注热情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展区。

展区中陈列着一张名单，名单中是到那时还只能以中式姓名公开的日本电影人的真实姓名。

他们不为人知的战后故事，这才第一次被公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