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逝的先生 永远的校长

先导之声

敬爱的章开沅先生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举校同悲，学界同泣！他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国内学术界少了一位睿智的思想者。

一

2021年5月28日一大早，我在赶往洪山宾馆参加仙桃市校企合作创新平台推介暨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的路上，8点25分，手机不停地震动，一看屏显，是马敏老师打来的电话，我急忙打开接听，他悲伤地告知我，章先生今天早上8：15分走了。听到这个噩耗，我不敢也不愿相信，太突然了！这才一个多月，记得4月2日去探望先生时，先生的精神与气色俱佳，面色红润，双眼有神，那温暖而有力的双手，那清晰与兴奋的回忆，让我觉得章先生很快就可以康复回家了。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学界同仁与章门弟子关切地问起先生的健康状况时，我总是信心满满地说，先生很好，应能冲刺一百岁，这也是发自学生内心的愿望啊！此前两天，我访问澳门大学，拜见文学院院长徐杰教授和近代史学界茅海建、王笛两位学长，他们也问及章先生近况，我也同样乐观地予以答复。但是，天不遂人愿，先生突然驾鹤西游，他沒能亲眼目睹自传的出版，他多么想回到他奉献了一辈子、“一生最欢喜学生”所在的学校，哪怕冥冥之中有所预感，他也想回家小住两天。但是，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上午11点，我与郝芳华校长、马敏所长以及校办刘宏达、宣传部王长华、老干处何小红等有关人员一道，前往楚园送别章先生，看望黄老师并商量章先生后事安排。到达楚园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先生生前居住的房间。看到章先生像睡熟了一样躺在床上，面容十分安详，我与先期来到楚园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教授肃立床边，一起向先生行三躹躬礼。想到先生再也不会醒来，再也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我的泪水盈满眼眶，禁不住潸然而下。随后，殡仪馆工作人员为章先生举行了庄重的告别仪式，我们鞠躬护送载着章先生遗体的灵车启程，渐行渐远，章先生一路走好！

接着，我们回到楚园会议室与先生的大女儿章明明商议先生的后事安排，并决定于30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武昌殡仪馆天元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同时在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园区逸夫楼一楼设立灵堂，接受社会各界悼念，在博雅广场上章先生亲笔题写的博雅石旁设立追思点，供校内师生追思怀念。

二

4月2日下午，清明节前，天气乍暖还寒，天空中飘着小雨。我和马敏所长以及近代史所几位年轻同事徐炳三、刘莉，山东大学博士后张晓宇（本所博士毕业生，其时正在整理章氏家族文献资料）等，分乘两辆车前往泰康之家楚园看望章先生。约三、四十分钟车程，我们到达了位于严西湖畔的楚园门口，办好必要的入园手续后，工作人员带领我们来到一间公共接待室，在这里，我们等候章先生、黄老师！又等待大约半小时，工作人员推着章先生、黄老师的轮椅从宿舍楼来到接待室。我和马老师立即迎上前去，章先生伸出手来先后与我们握了握。感到先生的手温暖有力，看到章先生气色正，精神好，我感到十分欣慰。落座后，同行的张晓宇博士捧出刚刚辑录成册的张维藩信函，并简要地进行了介绍。谈到章维藩任宣城县令时，张晓宇说，过去多以为是贬任，其实宣城县令是一个肥缺，谈不上是贬任。章先生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文献上没有的记载。谈到章世恩（章维藩堂弟）时，章先生动情地回忆起了这段往事，他说，章世恩之子章兆春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可惜抗战时期被误作为汉奸而活活烧死。随后，同行的刘莉拿出一张放大的老照片，黄老师看到这张照片时，脸上挂满了笑意，立刻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这是一张摄于2007年的、章先生与黄老师的合影照。章先生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黄老师则穿着一身特制的礼服。黄老师一看到这张老照片就滔滔不绝地说，当时她陪同章先生访问日本创价大学，受到了崇高的礼遇，创价大学的离任校长、接任校长、和该校女子短期大学校长热情接待了先生夫妇，黄老师还被授予创价大学女子短期大学荣誉奖！多数礼仪场合自然是章先生演讲，但在接受女子短期大学授予黄老师荣誉奖仪式结束后，面对场外欢迎的师生，主持人热情地邀请黄老师讲话。在主持人看来，这是对获奖人的至高礼遇，但黄老师却对突如其来的礼遇有些“惊吓”，不过教师出身的她很快镇定下来，理了理思路，便围绕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自主、自立、自强和女性对社会的贡献侃侃而谈，受到场外师生的热烈鼓掌！章先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插话补充，听完了还发表感想说，黄老师平时柔弱，讲话不多，但那个讲话给所有在场的人一个惊喜。听得出来，两位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数十载的老人回忆起那段往事时的幸福与自豪！

那天先生兴致很高，聊着聊着，时间到了四点半，为了不打扰先生休息，我们一行提出告辞。临行时祝章先生、黄老师多多保重！早日康复！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章先生，这一别竟是永别！

三

我认识章先生是从入学后的一次学术报告会开始的。从此便与章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幸运地入室章门，成为一名博士生。

1981年9月，我迈进了梦寐已久的大学校门，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一名新生。这一年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七十周年，10月12日至15日在东湖宾馆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间隙，章先生回到学校，在6102教室为全系师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他围绕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现状，结合研讨会的盛况，娓娓道来。40多年来过去了，想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如昨日。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我当时不知“研究”为何物，因此，对先生介绍的会议新观点和辛亥革命研究今后应如何发展，印象并不深刻，倒是先生穿插的一些会议花絮以及他与知名学者私下交流的故事特别有趣。令人难忘的是，那场学术报告会的现场气氛使我这个刚踏入史学之门的后生深感震撼：一是6102教室坐得满满当当，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窗外和门口也挤满了人，可以说是水泄不通，当时历史系从77级到81级共有五个年级，加在一起不到300人，可见有一些外系的同学也来“蹭”了这场报告会，我们八一级是刚进校不久的最低年级，当时带着小板凳坐在过道上。二是章先生与张舜徽先生的同时出场，张先生赶来听章先生的学术报告，当张先生走进教室时，章先生热情地迎上前去，两双手紧紧地握有一起。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也跟着鼓掌。事后从高年级同学处得知，两位先生均是著名历史学家，张先生对“历史文献学”这门新的学科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章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两位先生不仅是历史系、也是当时华中师范学院为数不多的著名教授。三是章先生口若悬河、幽默风趣的报告语言，一个多小时报告，他没有任何文字演讲稿，而是即兴演讲，信手拈来，加上他那极具穿透力的慈性男中音，给听众以莫大的享受，对这一点，凡是听过他演讲的华师学子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聆听先生多场学术报告，或私下与他交流，发现章先生不仅记忆力超强，而且是一位从具象到抽象的演讲高手，他善于从具体的事例入手，从细节中引申自己的观点，抽象出一般结论。记得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章先生讲到他与台湾同行之间的交流，与秦孝仪初次见面寒喧时，秦孝仪先生对章先生说，浙江人杰地灵，近代名人辈出，并举出陈其美、陈立夫、陈果夫、朱家桦、戴季陶等人为证。章先生马上机智地回应说，还是湖南更胜一筹，群星灿烂，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秦先生是湖南人，章先生是浙江人，国民党内许多高官出自浙江，共产党早期高干则多来自湖南，看似礼貌性的寒暄，实则蕴含着两位大家不同的观点，不仅各自表达了对国民党史和共产党史的不同看法，也包含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评价。在两岸关系尚未完全解冻的年代，这何尝不是一场政治交锋呢 ?后来，先生到台湾政治大学短期任教，第一次公开讲座就吸引了不少学生，其中有一位来自高雄的副教授，先生一看那场面，调侃道，各位大概是想看看共产党长什么样子吧，我就是共产党员，“中共”可怕吗?逗得台下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我陪同章先生前往浙江，在谈到他是如何处理大学校长与书记的关系时，他说，他与高原书记配合默契，可惜，搭班子时间不长。书记空缺了一段时间，由党委副书记李开蕊主持工作，他风趣地说，校长是开沅，如果书记是“节流”，“我开源，你（李）节流，该多好呀！”先生没有深论大学校长、书记之间的密切合作，却以开源节流形容他理想之中的大学书记、校长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我和章先生近距离接触，是在读大学三年级上学期，1983年下半年，时值冬季，其时，我担任8101班班长，与团支部一道组织一次特殊的班会活动，为将满20岁的同学集体过一次生日。为了使集体生日过得更有意义，更加难忘，不知是谁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邀请章先生与我们一起过生日，但能否请到章先生，没有把握。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和时任团支部书记杜芳同学一起，受同学们委托到章先生家里请章先生。记得当时我们带着一份活动纪念品，好像是一幅普通的附有年历的印制画，小心翼翼地敲开章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章先生，当时的紧张与忐忑不安难以形容，事先想好的话也忘了，还是杜芳同学冷静，说明了来意，介绍了活动安排，特别说明活动组织者请家长给20岁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并且已经收到了多位家长的回信。同时，表达了同学们的热切期盼，希望章先生出席我们的活动。没想到，章先生答应了我们的邀请，我一时竟激动得手足无措，难以言状。

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无畏无惧，邀请一位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参加一次普通的班会活动，即使在今天，也是不敢想像的，我们不仅当面邀请了章先生，而且章先生还成全了我们的邀请，这是章先生“一生最欢喜学生”的真实写照！活动当晚，章先生如约来到1204教室，全班同学围成一圈，章先生坐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道静静地、认真地听着每一位家长写给自己孩子的信，这些信件不仅写满了父母对子女生日的祝福，而且满载着父母对孩子们的殷殷嘱托。每一位同学听后都十分感动，而且深受教育。活动的最后，是同学们最盼望的章先生讲话。原以为像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一定会告诫我们如何珍惜大好时光，刻苦学习，报效祖国。但是，先生却没有讲那些说教式的大话，而是讲起了他20岁前的艰难岁月。那时，神州大地刚刚经历日寇蹂躏，又陷入内战烽火，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学生也难以静下心来读书。抗战时期，先生曾在川江上当过船工，抄过公文，并准备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未及亲上战场，日本人就投降了，他风趣地说，我是一个没打过仗的抗战老兵，哪知道日本这么不经打，没能扛枪上过前线。1946年，先生正好20岁，他进入金陵大学，为追求革命，未能完成学业即进入中原解放区，任教于中原大学，并随刘邓大军南下武汉，此后，他就与华师结缘一辈子，从华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到华中师范学院再到华中师范大学。他语带辛酸地说，自己从小身弱多病，大人都说可能活不到20岁，可我活到现在，够本了，赚多了。他说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那时他的专业思想并不牢固，他向往革命、憧憬革命，曾辍学参加革命，并服从“革命”的安排进入华中师范学院教书，当时许多学生都比他年长。突然，他话锋一转，说历史学者并非“苦行憎”，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有爱情、有家庭、有天伦之乐，他就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得了美满的爱情与家庭。大学四年里，组织、参与的活动很多，但这次活动却终身难忘，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我大学毕业后能够走上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道路，并终身以此为职业，不能不说与先生的影响密切相关。章先生给本科生上课的机会自然不多，我记得先生曾给79级学生开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选修课，与我们81级的1204（后来编号改为1208，现在编号为215）教室一墙之隔，当时颇为羡慕，心想等到高年级时，我们也能聆听先生的选修课。因此，在大三选修专业课时，我不仅选修了辛亥革命史，同时还选修了晚清立宪派研究、民国政党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虽然没有如愿以偿地盼到章先生给我们开课，但主讲老师也都是当时国内各有专攻的知名学者如刘望龄、董方奎、戴绪恭、孙玉华等先生，这些课程进一步开阔了我的视野，也促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问题产生了一些肤浅的想法，并打定主意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四

四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大学毕业后，我以一个本科生的身份留校任教，并被安排在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那时，华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还有历史所的多位老师，从行政关系上讲，历史系与历史所是两个不同的单位，历史系内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以教学为主，负责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历史所则主要招收研究生，以研究工作为重。那时的年轻教师没有科研压力，主要任务是站稳三尺讲台，跟随老教师听课、当助教。我当时跟随84级本科生一起听董方奎老师讲授《中国近代史》，并担任助教。此外，我还被安排了另一项光荣任务，兼任学生辅导员，成天与学生泡在一起，住在学生宿舍、吃在学生食堂、与学生一起打篮球，“玩”得不亦乐乎！压根儿就没打算报考研究生，当然，学校给了我另一种希望，当时的领导告诉我，如果学生工作出色，可以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有了这份承诺，我更加忘我地投入到辅导员工作中。

但事与愿违，我没有得到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学校的解释是无此先例。我也并不介意是否考试，但希望把我从辅导员岗位上“解放”出来，让我专心备考。组织上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于是在兼任一年半的学生辅导员后，正式归队，并在当年顺利地通过了硕士研究生考试。记得那个时候，章先生已经不招收硕士生了，当年招生的导师是刘望龄教授，后来，历史系董方奎、苏中立老师均获得了硕士生导师资格，因此，入学后，我们那一届硕士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只有我和邹进文，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虽“挂名”刘望龄教授，但实际导师是董方奎、苏中立。

硕士毕业后，我并未立即报考博士研究生。一方面，我觉得攻读博士学位十分神圣，另一方面，也深感个人基础不牢，积累不够。章先生早年招收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个个大名鼎鼎，各有专攻，我听过大部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包括马敏、桑兵、韩明、莫世祥、虞和平、乐正、张富祥、肖文杰、胡代胜、刘伟、余子侠等，在答辩会上，见过如雷贯耳的林增平、茅家琦等先生。这种经历不仅使我更加敬畏学术，也使我深感个人还达不到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条件。我将个人进一步深造的愿望压在心底，专心致志于教学工作。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史学危机，一批青年教师纷纷下海经商，我也曾经彷徨过、动摇过。年轻教师既没有考博的动力，也没有读博的紧迫感，近代史所博士生报考者寥寥，有一次，我到南阳师范学院去函授点面授，时任所长罗福惠教授还嘱托我多做招生宣传。

那时，章先生刚担任校长不久，校务繁忙，1990年后，章先生坚辞校长，赴美访学讲学。我虽然留在学校，实际上与章先生没有什么接触，一年中唯一能够看到章先生的机会也许就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就这样一晃又过了数年，到个九十年代中期，高校开始重视博士学位，鼓励青年教师继续深造，而且有无博士学位与职称晋升、工资、住房等切身利益直接挂勾，博士学位的含金量骤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一些已经评上了教授的知名学者也回过头来补读博士学位。章先生也从美国讲学归来，我也开始考虑是时候追随章师，忝列章门。1993年上半年，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近代史所的朱英老师，并希望朱老师给章先生介绍一下。此后不久，有一次我在西区4栋附近巧遇章先生，当时先生双手拧着刚刚买好的蔬菜，我略带紧张地跟章先生谈了报考博士生的想法，没想到章先生说朱英老师已经跟他介绍过，他也看了我的一些论文，并热情鼓励我报考。不巧的是，当时历史系工会改选，我被推为系部门工会主席，加之学校解决了我的进户问题，在西区4栋分到了一套52平米的两居室，学校规定搬迁时限，要急于装修（所谓装修，其实就是自己动手粉刷一番，并把厨房、厕所简单地修整了一下），家里人也希望我缓缓。就这样，我放弃了了94年的博士生招生考试。当时我准备为不礼貌的爽约向章先生表达歉意，但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1994年下半年，在红楼举行了纪念兴中会成立100周年暨辛亥革命83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间隙，我鼓起勇气向章先生作了解释，不仅得到了先生的谅解，而且还鼓励我继续报考。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终于在1995年得赏所愿，成为章门大家庭中的一员。

章先生教学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在我印象中，章先生完整的课堂教学并不多见。大型学术报告会上先生的引言或总结，小型座谈会上先生鞭辟入里的点评，甚至在陪同先生接待来自国内外学者参访与讲学的餐桌上的谈笑，或与先生单独相处时他那看似海阔天空、漫不经心的聊天，常常使人深受启发，或引发新的思考。

听章先生的学术报告，百听不厌，读章先生的学术论著，常读常新。史学著作难读，文字或艰涩，或枯燥，或呆板，多以一付板起的面孔示人，但先生的论著文字生动、平实、精准，一如他的学术报告，与你娓娓道来，让你欲罢不能。章先生是学界的“名嘴”，他的学术演讲，留下了很多名言，妙语，常使学者们津津乐道。史学界笔头功夫好的大有人在，口头表达好的也不乏其人，但像章先生一样口头与笔头功夫兼而得之的，实不多见。人生何其有幸，碰到了这样一位名师！

章先生非常重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开题，记得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与先生一道去汉口办居民身份证时聊天确定下来的。由于身份证过期，又急需使用，近代史所办公室张建平老师安排我与章先生同乘一辆车赴汉口加急办理，我觉得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一路上我向先生报告了关于博士论文选题的思考，我说，我打算以中国近代手工业为题，探讨近代手工业为什么长期存在?无论是在国民经济结构、外贸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在农民家庭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近代手工业都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近代手工业在技术、市场和经营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把它定位为“中间经济”，即介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中间经济。我说，从学术研究现状来说，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大家汪敬虞先生与彭泽益先生在关于近代手工业长期存在的原因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彭泽益先生认为，近代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长期共存，是因为机械工业自身的落后，汪敬虞先生则认为，近代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长期并存，是因为它们同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是得不到发展的并存。在这个问题上，两位都强调自己找到了“半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独具的特点”。我当时颇为幼稚地认为，汪敬虞先生与彭泽益先生之间是否存在个人恩怨?章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对这个选题给予了鼓励和认可。他谈了在海外的见闻，他说在欧美许多家庭与餐馆，为保护环境而不再用一次性塑料餐具，但又缺乏其他可以取代的简易餐具。菲律宾商人根据这一市场需要，利用传统的手工编织业，制造不同型号的藤盘作为食物容器，吃完饭只要把垫在盘上的油纸丢在垃圾箱就算完事，懒人甚至可以免于洗碗之劳，因此一度很受那些上班族（特别是单身者）的欢迎，成为很大的一个产业。此外也谈到日本的“一村一品”，瑞士的高级钟表，仍然是以传统手工业的改进为主。他说，汪敬虞先生与彭泽益先生学术观点上互不相让，是正常的学术分歧，是尊重学术的体现，两人都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是关系很好的同事，他们不因学术上的分歧而影响私人交往，也不因两人关系而影响学术观点。章先生虽未直接肯定我的选题，但那次从武昌到汉口的“闲聊”，更加坚定了我从事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信心，这样的“闲聊”又何尝不是“一对一”的教学呢?同时，通过汪敬虞和彭泽益两位先生在学术观点上的争论，使我看到了前辈学者对待学术研究上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正式开题报告会上，我以《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为题，系统地汇报了选题意义与可行性，介绍了写作思路与结构安排，说明了资料搜集与准备情况。章先生听完后，并未对论文结构安排提出具体意见，但他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肯定了选题和开题报告，他说这篇论文至少成功了一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一个好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二是他鼓励学生要把博士学位论文当做学术事业的一个高峰，要勇攀高峰，他以陈志让为例，说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先生以《军绅政权》一书，奠定了日后的学术地位，登上了学术高峰。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对学生的选题范围是开放的、宽容的，他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跟着导师的研究方向，而是鼓励学生自由选题，选题过程也是研究能力提高的一个环节，但一旦确定下来，就要高标准、严要求。后来，我的那篇博士论文在送交专家评审和后来申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时，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与章先生对博士生立志高远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五

1990年代末期，新旧世纪之交，国家和各高校更加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譬如，教育部推出了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此作为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等等。这些举措对高校青年教师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一时间，出现了考博热、博后热。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虽然顺利通过，并获得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好评，但我深知，论文本身尚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很想集中一段时间，摆脱一切杂务的纷扰，专心致志于学问。当时，能够招收博士后的高校不多，此前，同门奇生兄已经申请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博士后，思来想去，我决定申请进入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得知我的这个想法，章先生和朱英老师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于是，我鼓起勇气给茅家琦先生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在博士生阶段的学习、研究情况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打算。出于对后辈学人的关心和提携，也得益于章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良好声誉，茅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一方面欢迎我到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一方面说明他本人已经退休，不再招收博士后，同时向我推介了蔡少卿、张宪文两位先生。随后，我分别给蔡先生、张先生写了信，将个人的想法作了一番同样的介绍。蔡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表示已经与历史系和研究生院取得了联系，确定了招收我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意向。不久，我又收到了张宪文先生的回信，张先生说明了回信稍晚的原因，同时已得知蔡先生做我的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说这是很好的安排，希望我珍惜机会。就这样，我于1998年9月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成为蔡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

这里有一段很深厚的学缘！南京大学的前身是金陵大学，章先生并未完成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能够追随先生的足迹，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当然是弟子的荣幸。更为巧合的是，我的合作导师蔡少卿教授是北京大学邵循正先生的研究生，邵先生在一次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今后对资产阶级恐怕需要加强集团研究”，曾给章先生很大启发，章先生所受的启发又曾给我以极大启发，蔡先生则直接师承邵先生，是我国知名的近代社会史专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对近代行会制度的转化与学徒制度的变迁进行专门研究。我虽与邵先生相隔几代，但他的学术见解与治学经验又通过各种门径传递给我们这些后辈，这不仅是一种学缘上的一脉相承，更是学术道路上的“接力赛”。章先生为拙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作序时，曾表达了他对邵先生的深深敬意，他说：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邵循正先生，想起他那句似不经意的简单话语对我的启发，而这种启发甚至在我一些学生的工作中也得到绵延。邵先生并非我的业师，相处较密也只是60年代初那一年多时间，但他那霭然仁者的风貌以及奖掖后进的情怀都使我终身难忘。

我虽然已脱产进入南大，但我却从未认为自己已脱离华师，历史系和近代史所也仍然视我为“自家人”。记得到南大报到后不久，1998年10月，华师历史文化学院开展了第一届“野泽丰奖学金”评奖，在未申报的情况下，我被评为一等奖，并被邀请回来参加领奖仪式，同时代表领奖者发言。当时，从南京到武汉，交通方式主要是轮船和班车，轮船从下游到上游逆行需耗时二十七、八个小时，班车夜行，约十个小时左右，九点发车，凌晨到汉，我乘车如期回校。11月2日下午，学校在科学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野泽丰先生专程从日本赶到武汉为获奖者颁奖，时任校长王庆生教授，章开沅先生出席了颁奖仪式，当我接过野泽丰先生亲自签名的获奖证书时，当我代表获奖者发言时，内心的感激与自豪难以言表，心里也有些愧疚，因为野泽丰奖学金主要是为研究生设立的，我属于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还有青年教师这个身份。在南大期间，1999年冬季，章先生与金冲及先生曾在一次学术会议间隙为历史系师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主持报告会的是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钱乘旦先生，钱先生自豪地说，金先生与章先生都是南大历史系的杰出校友，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两位学术成就斐然的先生相会在南大，使现场聆听报告的师生深以为荣！

我在南大博士后研究期间的主要工作是以近代手工业行会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后出站报告，同时就博士学位论文中涉及到的问题整理出若干篇专文，投向不同的学术刊物。十分幸运的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章门弟子中优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多的是，由于我在南大，校内的申报工作是由我爱人艾咏芳一手操办的，而她却是一个学物理出身的，哪里知道如何填写论文的主要观点、重要贡献之类的内容呢，得力于朱英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最后勉强提交了申报表，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想到却获得了“无心插柳”的效果。我时常感叹，是身边师友、亲人的努力成就了个人的幸运！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奖金不多，但却资助了一个30万元的课题研究，同时，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版免费，这对于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是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关键一步。

两年时间转瞬即逝！到了出站的时候，何去何从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或许是因为我是蔡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蔡先生很希望我留在他的身边，或许是由于我获得了全国百优，同时发表了几篇还过得去的学术论文，南大历史系也希望我留下来。记得出站报告鉴定会后的一个晚上，我在汉口路上一个公用电话旁，钱乘旦教授与我电话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言辞恳切。正在犹豫的时刻，章先生给拙作《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写的序言已经寄到，同时，随序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希望我回母校工作、回近代史所服务。时任华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近代史所所长的朱英教授也多次与我谈到回近代史所工作的问题，他很可能与章先生谈了我的工作去向。那时，同门弟子奇生兄已确定留在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年龄结构上讲，60后的研究人员数量不足。

我并未作长时间的思考，老师的召唤就是我的决定。母校和老师对我的成长恩重如山，能为母校的发展、为老师开创的学术事业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与华师，犹如一支放飞的风筝，虽然飘游在外，但始终连着一根紧紧拽着的线。母校当时提出了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人才政策，同时为我保留校内住房，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翟天山同志，于1998年底为我解决了副教授职称，2000年6月，在我尚未出站的时候，学校又破格晋升我为教授，近代史所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专门为我腾出一间访问学者工作室，供我系统地查阅《申报》资料。这些，我都铭记于心，我相信，回到母校，一定能得到事业发展的良好平台。

正当我为此事满怀歉意的时候，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这个决定得到了蔡先生、时任南大历史系主任崔之清教授、副主任钱乘旦教授的理解和谅解。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华师，回到了近代史所这个团结、和谐、温暖的学术大家庭。

六

回到章先生身边，对我个人学术事业和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与章先生的接触更多了，他的耳提面命不仅体现在学问方法上，更体现在学术的使命与责任担当上，体现在学术品格与学者良知上，体现在读书与做人的高度统一上。先生的高尚人格、学术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无处不在，他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思想是我国当代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深入研究。虽然长期耳濡目染，但能学会的难及其万一，也无力对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全面总结，这里谨就章先生对我做人和做学问影响最深的几个侧面谈一些感想。

章先生常讲，人有人格，学有学格，历史学的品格就在于求真求实。历史的智慧、历史对人类的启迪都蕴含在真实的历史中，离开了求真求实，史学的生命力也将不复存在。“史学的可贵品格就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在努力追求学科品格的同时，也要铸就一种真正的学者人格，“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自己真诚的科学追求，没有维护历史真实与坚持科学真理的勇气，甚至随时要看某些有影响的人士的脸色，那就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先生曾大声呼吁：“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他不止一次以刘坤一为例，说明一个真正的学者要坚持独立思考。他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侵华，刘坤一、张之洞策动“东南互保”，在专制时代，这可是杀头的大事，但刘坤一说：“头是刘姓物”。难道我们就不该扪心自问吗?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就史学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而不应总是“唯书唯上”。他常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自励励人，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

章先生重视人格，淡化官格，维护人格的尊严，反对官本位。他曾经讲到，在北京、在省里，多个领导接见学者或参加座谈会的场合，有领导姗姗来迟，他或善意提醒，或激烈批评，或愤然离场。而对待一位普通来访者，哪怕是晚辈，只要约定了，章先生就从不爽约，而且总是提前到办公室等待。在章先生眼里，每一个人，无论官有多大、地位多高，都是平等的。

章先生主张读书与做人的统一，他说，光读书不考虑做人是不行的，读书里有做人，做人里也有读书，它们是互补的。章先生一辈子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他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但他反对别人称他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还专门写文章，郑重其事地予以澄清，他反对别人称他为“大师”，谦称自己先天不足，后天读书不多，当别人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的光环戴在他头上时，他总是谦虚地说愧不敢当。2015年7月8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是先生90岁寿辰，遵照先生的意愿，不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此前，学校出版社推出了11卷本的《章开沅文集》，于是在先生生日这天，近代史所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先生答谢讲话时说，“时光匆匆，每个人都是过客，不可将自己看得太重。”他认为自己的旧学根底不及学术前辈，因而一开始拒绝出版个人文集，以免如古人所讥刺的“灾梨祸枣”，流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章先生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浪迹游历的经历，笑称自己“流浪成性，享受自由”。自己“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章先生勉励大家，“人谦虚一点，愿意多学一点，总是没错的。”“我主张说真话，虽然说真话可能触及时事、伤害人。我们要在世事纷纭中，老实做自己的研究，一往无前，奋力前行”。2018年12月，章先生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感言中说：“自己觉得学无大成，贡献很少”，“底子很薄，因此从来不敢用人梯来要求自己，因为人梯是需要高度的。”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老母鸡，一颗铺路石！

学风是世风的先导。先生认为：“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先生直斥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曾激烈批评汉阳龟山电视塔上的香烟广告，以一位学者的良知反对在政府公共设施上公开贩卖烟草。他曾猛烈抨击社会上假发票满天飞的不正之风，对一个时期广埠屯天桥附近成群叫卖假发票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呼吁政府加以治理。他身体力行，带头对不良风气纠偏。作为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和华师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他多次主动申请辞去资深教授头衔，他认为资深教授制度很好，学术荣誉可以是终身的，但待遇是应该“退休”的，学校最后尊重先生的意愿，同意他辞去资深教授。

章先生关怀人类命运，关注人类文明的未来。2005年他在一次校园开放日的报告会上，曾大声呼吁，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不破坏自然，不破坏环境。养你、育你，一生给你最大恩惠的母亲——地球，就是被人类自己糟蹋的。他说，我们自己过着很幸福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替世界上那些很困苦的、遭受战争和灾害的弱势群体想一想呢?他更是以实际行动去爱惜地球，珍惜资源。章先生为在校园里捡垃圾的学生鼓与呼，“为你丢我检叫好”；他礼貌地制止随地吐痰者，说：“你这是不对的。”在日常生活中，章先生十分节俭，他在面池里总要放一个脸盆接洗手水，然后再用洗手水冲洗厕所，他的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摔跤后双手无力端起一盆水时为止。他响应学校开展的熄灯一小时活动。如果不是与他朝夕相处的黄老师的回忆，我们并不清楚章先生的自律与节俭到了如此严苛的地步。

章先生在多个场合谈到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认同历史研究应该讲求社会效益，他曾说：“我赞成史学必须讲究社会效益，但是不赞成对社会效益作过分偏狭乃至扭曲的理解。史学之所以有社会效益，首先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如果史学不再是一门科学，它就顶多只能成为一件可供人随意驱使的玩意儿，那还有什么真正的社会效益可言。”因此，史学的社会效益不是简单地为现实作“注解”，史学研究与现实需要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附关系，他说：“两者之间应是平等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史学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关注现实，其中也包括关注政治，而决不是供政治任意驱使的臣仆。”他提倡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前者是指研究历史应该回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不能以当代的标准和今人的好恶评判历史人物，后者是指应以真实的历史服务于社会，“历史学家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的主要'天职’乃是研究历史而非其他。我们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就需要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

在史学方法上，章先生非常强调原生态史料。2005年10月在苏州举行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暨苏州商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章先生将“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史学研究中，再次强调了史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曾说，历史学与地质学有相似性，史料的发掘如同矿藏勘探, 不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铁矿就行了, 对于铁矿的位置, 处于哪个矿层, 矿脉怎么样, 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古生物遗存情况如何, 包括当时的水陆情况都要弄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开展有价值的勘探。他说，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任何人都有主观,但是要做主观因素少的人，过去常想,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 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随后，《学术月刊》总编田卫平兄约稿，经先生同意，我们根据先生的讲话录音整理成《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一文发表在2006年第6期上，对纠正当时史学界的浮躁之气、功利之风产生了积极作用。

章先生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学术之中所蕴含的思想，做人所坚守的原则，需要我们一辈子去阅读、去理解！他用一辈子对学问的孜孜以求，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与担当，影响并推动着华中师范大学及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不懈地前行！

七

章先生的治校理念也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的工作实践中。

先生于1984年出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那时，我还是一个本科生，等到临近毕业时，章先生已经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了，因此，章先生既是最后一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也是首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5年，对华师人来说，好事连连，一是学校正式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二是邓小平同志亲笔提写了校名，对广大教师来说，1985年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教师节。81级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一毕业就赶上了第一个教师节，我们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那时，每逢教师节学校、系里都会发放一些慰问金或慰问品，老师们颇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广大教师感受到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作为一名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我接触章先生的机会不多，当然也不知章校长是如何治理学校的，但我深刻地体会到，那些年学校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蓬勃向上。章先生的办学理念与治校风格是在多年之后，通过与章先生的“闲聊”，我慢慢领会到的。有几次我陪同章先生去湖州考察的路途中，回忆往事时，章先生讲了很多他任校长时的趣事，从中可以品出先生是如何当好一名大学校长的。

他说，他在任校长时，实行了“副校长负责制”。章先生是从教研室主任这个大学最基层的位置上直接拔擢为校长的，没有行政经验，起初连批阅公文的格式都不清楚，一方面他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当时的校办主任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依靠每一位班子成员，充分赋权，分管领域各自负责，这样不仅调动了各位领导的积极性，也营造了相互信任、团结和谐的班子氛围。当时有人说他被架“空”了，章先生说，他不怕架“空”，让每一位校领导在具体事务上实起来，校长才有精力思考学校整体发展战略。

章先生爱才、惜才，不拘一格用人才。他在任校长期间，曾聘请一位园林科工人师傅为生物系讲师，这位师傅叫姚水印，他一辈子在华师绿化组工作，为华师园林绿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任校长前夕，章先生克服阻力将唐文权老师从苏州一所普通中学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后来成为在近代思想文化史领域卓越有成就的一位著名学者。章先生不仅是慧眼识才的伯乐，更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像姚水印师傅这样无学历和唐文权老师那样的低学历，能够被破格使用，充分体现了学校在那个时期的思想解放程度与唯才是举的胆识。

章先生坚持管理与学问两不误。先生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出任校长之初，章先生虽然获得了一项令双肩挑干部们羡慕的“特权”，每周有两个单位的时间用来做研究，但实际上，根本无法落实。因此，他在任校长期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先读书写作数小时，上午八点，再准时到行政楼办公。

章先生不认同教育领域一些跨越式、跃进式的做法。闲聊时，他常说，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我们要高举“爱在华师”的旗帜，这个爱是人类的大爱。不同于一项工程，学校不是工厂，也不是工地，教育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教师对学生的爱和学生对教师的尊重。教育更像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大学生都处在花季年华，需要细心浇灌。归根到底，教育改革要实现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

章先生还讲了许多过往经历，谈了当下身边出现的一些人，发生的一些事。我边听边想，章先生不仅属于那个年代，也属于当今时代，时代的大潮催生了像章先生那样敢于直面问题的大学校长，勇于追求真理的学者，但能达到那种高度的校长与学者却十分难得！这些“闲卿”大多发生在我走上管理岗位之后，许多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感同身受，常常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我服膺章先生的教育理念与治校方法，更敬佩章先生的风骨与睿智。章先生给我的最大帮助，还是在管理工作中，对我的实际指导与支持。

2008年4月下旬，学校启动了历史文化学院行政班子换届，王玉德院长主动表示不再连任，院长一职落到了60后或更年轻一代的肩上。其时我将年满45岁，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报名竞聘。我将自己的这个决定报告给章先生，听取他的指导，章先生支持我出来服务于学院。他说，这将是一段重要的人生阅历，目前近代史所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但告诫我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管理工作会耽误大量的时间，希望我处理好行政与学问的关系，做到两不误。章先生的支持，给了我极大的底气与勇气，朱英所长也鼓励我积极竞聘。按照当时的组织规则，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可以自愿报名竞聘院长或副院长，并在全院教师大会上陈述自己的办院理念、举措和任期目标，然后进行民意测验，最后由学校党委确定拟任人选。事后得知，报名竞聘院长的只有我一人，民意支持度如何，并不清楚，时任组织部长黄晓玫亲赴近代史所与我进行了谈话，正式上任前时任党委书记丁烈云同志还与我进行了任前谈话，提醒我要注意处理好历史文化学院与近代史所的关系。5月23日，学校党委吴晋生副书记，组织部黄晓玫部长到历史文化学院宣布班子构成，我任院长，邢来顺留副院长，继续分管教学工作，刘固盛获任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

历史文化学院是华师的传统优势学院，基础好，实力强，院风正，学校对历史文化学院寄予了厚望。不幸的是，在第二轮学科评估时，历史学科跌出十名之外，学校震惊，学院更感到意外，新班子备感压力。记得那段时间，我关门谢客，认真思考学院的学科结构与队伍构成，针对评估中出现的短板，制订具体措施，并形成了一份关于历史文化学院发展思路的报告。当年9月中旬，历史文化学院在黄陂区木兰草原召开了全院教师大会，章先生亲临会议，发表了讲话，针对学科评估排名滑坡现象，他提醒我们不要背包袱，更不必气馁，学院的发展要有定见，有定力，认准的学科方向要坚持不懈的做下去。章先生的一席话，让全院教师吃了定心丸。党委书记丁烈云同志稍晚也赶赴木兰草原，同行者还有人事处陈守银、教务处王坤庆、工会廖水明等。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全院老师们的心更齐了。晚上的篝火晚会进一步活跃了气氛，章先生那天晚上心情很好，他举起火种，点燃篝火，踏着节拍，和大家一起翩然起舞，其乐融融。这次会议给所有参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历史文化学院的发展一个新起点。

在担任学院院长的四年间，我从抓教学工作入手，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围绕研教双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狠抓课堂建设和教学研究、教材编写。同时，在世界史、中国史中的“古”字头学科（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大力引进人才。2010年，章先生亲自担任首席专家，牵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荆楚全书〉编纂》并一举中标，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这年10月，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要求，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必须参加现场答辩，正当我为此发愁、征求章先生意见时，章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84岁高龄的章先生出现在现场时，所有专家无不动容。《〈荆楚全书〉编纂》项目顺利地通过了专家评审，成为首批文史哲领域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之一，也是历史文化学院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章先生为了支持学院的发展，不仅慨然应允担任首席专家，而且亲自出席现场答辩，其意义不仅在于顺利地拿到了这一重大项目，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章先生带了个好头，为历史学科打开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随后几年，历史学科先后有十多项重大课题成功立项。在教育部开展的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历史学科也再次挺进前十名，挤身第一方阵。

就在我自认为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时候，学校于2012年上半年启动了干部轮岗工作。5月16日，学校领导电话告知党委有关意向并征求意见。表示学校决定新成立科研部，将现有科技处、社科处并入，并新设立军工项目部，由社科处处长兼任科研部部长，由科技处处长兼任副部长、军工项目办主任，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了一下，说还需要与家人商量。第二天，我表示服从学校安排，5月21日，学校发布了轮岗通知。后来，我到章先生工作室报告这一安排，章先生说已经知道此事，大力支持，但对历史文化学院来说是一个损失。我表示，到任后希望能逐步改变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重申报轻跟踪，重经费、轻服务等现象，他说，要慢慢来。

自从章先生牵头申报《〈荆楚全书〉编纂》项目，我作为该项目的总协调人之一（另一总协调人为周国林教授）、和2014年6月我担任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会理事长之后，我与章先生的接触就更加频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联系近代史所的刘莉约定章先生的时间，就相关工作请益，或涉及项目进度与有关安排，或涉及基金会重大活动，或在工作迷茫时向先生请教，或在思想模糊时与先生谈心，只要有约，先生都大度地应允。

章先生关心学校事业发展，关心校园建设。2016年5月，我代表学校陪同几位老领导赴梁子湖校区参观考察，章开沅先生、原常委书记晏章万同志、原副校长郎君诗同志、邓宗琦同志、王秋来同志、原校办主任杨立仁同志等参加了考察活动。2018年12月，在学校为先生举行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授奖仪式上，章先生表示希望学校早日建成梁子湖校区，实现华师人“林、山、湖”的校园梦！如今，梁子湖校区成为先生未竞的遗愿，我辈后人仍当努力尽力！

章先生在关键时刻总是发挥定海神针般的作用。2016年，国家启动了“双一流”建设工程，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同行专家，都认为华师的中国历史应该进入“一流”学科建设行列。2017年9月，在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双一流”名单中，我校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学进入“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国历史落选。对此，有人感到意外，也有人产生悲观情绪，校内外不乏惋惜、不平之音，章先生却十分冷静。我记得他多次鼓励我们要有自信，保持定力，走自己的路，学科建设有自身的规律，不能跟着上面的指挥棒转，不主张在学科建设上搞工程性、运动式的大跃进。私下闲聊时，章先生多次表示，教育不能搞“跨越式”发展。

章先生就是这样，当你遇到危机、坎坷时，他会恰到好处地为你提提气，鼓鼓劲，而当工作中出现急躁冒进、头脑发热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出来浇浇水、灭灭火，对待学生是这样，对待学校也是如此。他是华师的精神支柱！

八

章先生离我们远去了，桂子山上再也不见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与先生告别的那几天，在国际文化园区一楼吊唁厅，悼念的人们络绎不绝，在博雅广场追思点，师生队伍排起长龙献花追怀！全校师生舍不得您呀！网上追思群里，学术界同仁用雪片般的唁函、挽联，寄托哀思！以一篇接一篇的回忆文章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晚年的章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像一位普通老师一样，每天准时到近代史所上班，从博导楼到到国际文化交流园区的路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位老人的身影，他斜挎着一个黑色资料包，冬天戴着一顶呢绒帽，后来又慢慢地多了一根随身带着的拐杖，从步履稳健到步履蹒跚，从腰板硬朗到腰弯背曲，章先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条路上，成为桂子山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章先生从不服老，生命中有一股顽强意志，他上下楼梯从不让人搀扶。有时看到他吃力地走上台阶时，总想上前帮扶一把，章先生总会说不用，有时看到他行步缓慢地走在路上时，总想开车送他一程，但他总会说自己慢慢走。有时他在工作室接待校外来访者，有时亲自到年轻教师的工作室与他们促膝长谈。即便辞去资深教授后，他的这个习惯也从未改变，并成为一种强大的动力，在章先生的带动下，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个个惜时如金，不分寒暑假，没有礼拜天，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与先生接触多了，发现先生并没有早期传说中的那么严厉，反而非常平易近人。近代史所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逢年过节时，总要聚在一起，吃一个团年饭。章先生是“大家长”，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席间章先生总会说一些笑话，使大家少一些拘束，其乐融融，味口大开。章先生是美食家，食欲总是很好，食量也不输人。但在与章先生相聚的各种场合，我从未见章先生喝过白酒，不过，他喜欢看别人喝酒，有时还凑近酒杯闻一闻。2018年5月下旬，我与近代史所马敏、朱英等老师陪同章先生寻访安徽宣城其曾祖章维藩行迹时，在宣酒厂酿酒车间，章先生高兴地拿起刚出窖的原酒闻了闻，还用舌头舔了舔，连声说，好酒好酒！喝宣酒，强身健体大步走！他说自己年轻时也喝过、曾醉过，一个男人一辈子哪有不醉酒的。他把家里珍藏的好酒拿出来供小辈们品尝。2002年12月下旬，在前去湖州参加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前，章先生让随行人员去家里拿了两瓶二两装的小茅台，到火车餐车上用餐时，他让同行的陈锋教授把酒打开，顿时香气扑鼻，但是倒了半天却不见酒，原来这酒已存放多年，封闭又不严，已经挥发了大半，但剩下的也是最好的。还有一次，在嘉鱼山湖温泉宾馆的近代史所年会上，我挨个敬酒，把盏推杯，章先生忽然开玩笑似地说，南生给别人敬酒也是自己想喝酒，一句话逗得全桌人大笑。

常言道，大树底下好乘凉！章先生又何尝不是一棵参天大树呢?他为华师近代史学科打造了一个铁打的营盘——近代史所，建设了一支合理的梯队。他理智地对待人才流动，从人才更好的成长、从华师近代史所更大学术影响的角度看待要调动的人才。近代史所是开放的，多年来，人才有进有出。从近代史所走出去的人，章先生继续给予关心和提携，希望他们都能有更好的发展，他们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所在学校历史学科的发展，也有益于国内近代史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而且也提升了华师历史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更加密切了兄弟高校与华师近代史所的关系，这本身也是对我校近代史所的一种回馈。凡是在近代史所工作过的同事，虽已调离华师，但作为同行，仍然与近代史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今天是章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日，95年前的今天，章先生诞生在安徽芜湖一个民族实业家家庭，早年入读金陵大学，辍学参加革命，随后服从安排进入中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一辈子服务于华中师范大学，毕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史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往年的今天，近代史所的同事都会小范围地与先生在一起聚聚，吃个生日饭，唱首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祝福先生健康长寿。今年的今日，先生已驾鹤西游，睹物思人，不禁唏嘘！

先生虽远行，精神将永存！我们唯有传承先生的学术精神、秉持先生的教育理念，把我校历史学科、把华中师范大学建设得更好更强，才能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2021年7月8日

先导之声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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