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略论中国哲学(2)
人类相同，故可信。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此犹谓焉知来者之不有如丘其人者出也。扬雄亦言："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则中国人既信古人，亦信己，又信后人。守旧即以开新，开新亦即以守旧。孔子守周公之旧，乃即所以开己之新。故孔子乃承周公之传统而现代化。周公乃如一旧孔子，孔子则如一新周公，新旧之间，变中有化，化中有变。变属地，化属天。中国人观念中之天，乃为一大化。西方人则知变不知化。故就双方历史言，可谓春秋战国化而为秦汉。西方历史，则希腊变而为罗马，乃从头新起，不得谓希腊之化而为罗马。中国人言"人文化成"，西方人实无此观念。即如西方一部哲学史，亦仅可谓由柏拉图变出亚里斯多德，由康德变出黑格尔，不得谓亚里斯多德与黑格尔乃由柏拉图与康德化成。故一部西洋哲学史，可谓创新立异，有无穷之变。而一部中国思想史，则上下古今，一体化成。此乃其大相异所在。
西方人言变，则谓之进。然进之反面为退，西方人又知进不知退。农业社会，百亩之地，不能再进。而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春耕夏耘在进在取，秋收冬藏在守在退。而三年之蓄，则更在进中预求退。此乃中国人进退之合一。而西方商业社会进展至资本主义，富则求愈富，进则求愈进，乃不知所谓退。
孔子志在学周公，乃及其老，则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又曰："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是孔子志在进而知退一大证。汉唐儒以周孔并尊，宋明儒乃以孔孟并尊，以孟子易周公，此亦求进而知退之一例。大体言之，儒家主进，道家主退。乃中国儒学自《中庸》《易传》以下，无不兼融道家言，故知进必知退，乃中国人文大道之所在。顾亭林有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人之退，亦即所以为进矣。此义尤值深求。故曰进曰退，一正一反，其合则在退，但亦可谓之在进，此乃中国之大道，非简单申衍可明矣。
今人言进，则曰进取。中国古人言退，则曰退守退藏。取之与守与藏，亦正反相对，而其合则当在守与藏。但西方人则知取，不知守，不知藏。大英帝国数百年来，其所进取于全世界者，亦可谓既久且广矣。但其所守所藏今又何在？中国人言开花结果，实则开花是在进，而结果则已在退在藏。由旧生命展演出新生命，其主要机括即在此所结之果。西方人生，则似惟主开花，而不知求有结果。希腊罗马之与英法现代国家，都曾开花，但皆无结果，即由其不知有退藏一面。一切西方哲学，亦如正在开花，故一部西洋哲学史可谓繁花盛开。而一部中国思想史，则惟见其果实累累，不见有花色之绚烂。此亦一大异。
《易·系辞》言："坤之静为翕，动为辟。"翕即退藏于密也。其辟仍是所翕之辟，非向外有进取。君子闇然而日章，闇与章又一对立，乃其闇之日章，非弃其闇而进于章。故西方进取，必见为异体。而中国之退藏，则仍属同体。中西之异即在此。
又如中国人言魂魄，亦一对立。魄属体，魂则属心，而体则统于心。体相异而易坏，心则同而常存。体坏则魄不存，心存则魂常存。孔子之体已坏于两千五百年之前，故孔子生前之魄已散。孔子之心则一成不坏，故孔子之魂则犹存于两千五百年之后。中国人谓此为不朽。故死生对立，一正一反，亦可谓之以死合生。惟其死中有生，生能合于死，故得死后有不朽，而中华民族乃历五千年而长存。中国之国土，则即成为中国之天堂。西方亦死生对立，其和合则又另为一事，即其宗教信仰之灵魂与天堂，故此世界乃必有末日之来临。西方近代科学之核武器创造，则不啻为促成此末日来临作准备。
西方哲学如黑格尔，其主正反合，乃于合一后仍有其新的对立，则此世界，无止无歇，永成一对立。中国观念则正反本属一体，天人内外本属和合，乃由和合中展演出对立，而终无害于其和合之一体。故在西方学术界，乃有科学哲学之对立，在中国则并无此对立。西方又有宗教与科学之对立，中国则仍无此对立。
西方科学宗教，一主物，一主神，然皆具体落实。惟主神则在可信，主物则在可证，其先皆属一种大胆之假设。哲学则架虚乘空，不具体，不落实。如柏拉图之理想国，即乌托邦，绝不从当时希腊实况或雅典实况建议设计，乃仅从其一己意见发言，故与中国古人之政治思想如周公如孔子者大异其趣。故西方哲学重客观，不重主观，于此哲学家本身之时代与地区，乃绝不介意。即如康德，其人生平，记载备详，但与其哲学无关。在中国，则读其书贵能知其人，如《论语》《孟子》是矣。读庄子书，虽不能详见庄周之为人，但亦可从其书约略推想。读老子书，则书中惟见老子之思想，不见老子之为人，乃始与西方哲学家有其类似处。读中国文学亦然。如读屈原《离骚》，可知屈原其人。读司马相如诸赋，则作者其人不在内，故扬雄讥之为雕虫小技。读李杜诗，则知李杜其人。读韩柳文，则知韩柳其人。读《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并不能知施耐庵与罗贯中，故小说不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即如读《史记》，亦可备见司马迁之为人。读《汉书》，则班固为人较少见。而史汉两书高下，亦于此判矣。此亦中国学术传统精神之所在。今人乃一切以西方为衡量，乃谓不先读康德哲学，无可明朱子之思想。是朱子在康德前，已预知其后世西方有康德而先与之同，斯亦出神入化，可谓极人类聪明之至矣。否则一切思想必以康德为宗主，同则是，异则非，尽可专读康德书，专治康德哲学，何不惮烦必再及于朱子。
近代人严复，译西方哲学书，有《群己权界论》。群与己亦相对立。然依中国人观念，中外古今，群中只有己，群为其大共相，己为其小别相，大共中有小别，仍为一体，非对立，则何权界可言。中国人一切学术思想行为只一道。尧舜之禅让，禹之治水，稷之教稼，契之司教，夔之司乐，皋陶之司法，盛德大业，其道则同，皆本于天，此亦可谓乃中国之宗教。旁及于农田水利音乐律法教育诸端，则科学艺术肯融纳其中矣。此亦可谓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主要精神所在，而实亦无独立之哲学。近代国人必崇西化，特据西方哲学，求为中国古人创立一套哲学，而又必据西方哲学作批评，使中国哲学乃一无是处，终亦不成为哲学。斯诚不具体不落实，亦西方哲学架空乘虚之一端矣。
兹再言抽象与具体，亦相对立。西方则认为先有具体，乃有抽象。中国人观念则先有抽象，始有具体。如乾为象，坤为形。乾属天，坤属地。象必先于形，即天必先于地。故中国观念，具体即在抽象中。虽对立，非对立。如人身属形，必先有人，乃始有此身之形，但非此形之即为人。亦如天之生人，必先生群，始有己，非天之先生各别之己，乃始合之而为群。故西方有个人主义而中国无之。依中国观念，亦可谓先有家，乃有己。先有国，乃有家。先有天下，乃始有国。先有一共通之大同，乃始有各别之小异。故各别之小异，必回归于此共通之大同，乃始得成其为一异。西方人则认为先有异，始有同。先有己，始有群。群纵有同，而己之各别之异则更重。然则使无人类共通之群，何来而有此分别各自独立之小己乎？故西方人乃认为可以无此天下，而仍有一大英帝国之存在。则大英帝国之不可长存，亦不烦言而知矣。
故言学术，中国必先言一共通之大道，而西方人则必先分为各项专门之学，如宗教科学哲学，各可分别独立存在。以中国人观念言，则苟无一人群共通之大道，此宗教科学哲学之各项，又何由成立而发展。故凡中国之学，必当先求学为一人，即一共通之人。而西方人则认人已先在，乃由人来为学，宜其必重一己之创造矣。但人各不同，如康德与卢骚同为一哲学家，而其人则大不同。亦如同为一夫妇，而其为夫妇者则大不同。同为一国，而其国则亦可大不同。今人则又喜称汉帝国唐帝国，此亦泯此中西双方之立国精神矣。
今人又盛言科技。庄子曰："技而进于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中国古人无论儒道两家，莫不以道为本，以技与艺为末。志道明道行道，是其本。技与艺，皆包涵在道之中。游于一艺，可相分别，会通和合，则皆一道。此可谓是中国哲学，道与技亦相对立而和合为一。而西方人则知有技有艺而不知有道，亦可谓西方人乃认技与艺即是道。即如近代之核武器，乃为西方之尖端科技，大量杀人，亦即道。故西方哲学必异于宗教，异于科学，异于艺术，乃始得成其为哲学。又必各自相异，不相会合，乃始成为一专家。是哲学亦成一技，而非道。一切学术合成一无道，则多技亦合成为无技。即如当前美苏核武竞赛，又焉有其他一技可加以遏止。纵使复有一新技出，能对近世之核武器加以遏止，则仍必有一新技与之相对立，其为一无止无歇之无道世界则依然耳。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