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张居正

“权臣”张居正

近日读完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又相继找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孟森的《明史讲义》，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高阳的《明朝的皇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缪振鹏的《明朝三帝秘录》等书的相关章节阅读，更补看了唐国强版电视剧《张居正》，以为张居正一生功过的争论，最值得关注者三件：1，揽权自重，以阁臣代行相职；2，与皇帝大伴，秉笔太监冯保的勾结；3，夺情与查封书院，结怨言官和士林 。

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君权与相权互有建设与制约。明太祖因宰相胡维庸造反始废相权，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别被户、吏、礼、兵、刑、工六部取代，另有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统称九卿，各不相属，直接对皇帝负责。相权的被剥夺，君权对政权实行的独裁使中国政治制度来了一次大倒退，从而使明朝从开国之初就埋伏下最致命的隐患。

制度上，明代的内阁只是供皇帝顾问的秘书处，人员称内阁大学士，官阶并不高，亦不能直接干政。“惟终明世，大学士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书为重。署銜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囯史大纲》）但因为亲近皇帝，意见重要，又通常教过皇帝读书（经筵讲官），担任尚书职，因此阁权渐重。

阁权重于六部不是始于张居正，而是始于此前世宗二十余年不视朝政，严嵩专权，吏治开始衰坏之后，前有首辅徐阶、高拱为先。而从人的本性使然，每有真想干事的人，必会挣扎出一片自由的天地。张居正是一个干练、自信的大臣，历经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两朝，事功非凡，也必然会有非常手段。陪值亲信政令才能得以有力执行，结交司礼掌印太监、东厂的实际掌控者冯保才能获得有力后援，获得李太后信任支持亦能减少来自皇帝身边的不少阻力。张居政首辅十年，综核名实整肃纲纪，整顿驿递，重新清丈全国田亩，施行条编法，紧缩预算而使国库充盈，任用戚继光等名将，边患也得到有力控制。所以有此万历中兴的成绩，钱穆、朱东润、黄仁宇三人，虽对其人有不同评价，却都承认，与皇帝幼年，太后和冯保的支持有相当关系。“居正对李太后是将顺，对冯保是敷衍。正因为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所以在居正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的冲突。”（《张居正大传》142页）

“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结内监。其次又须倾轧同列。国家並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服众。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国史大纲》）钱穆这些话基本属实，但要将天下为己任，干一番事业，没有权力只能空谈。交结内监是权益之计，倾轧同列不仅仅是专制政权，而是一切政权斗争的本质，只有打倒对手，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思想。《张居正大传》里也说了，“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直到万历十年身死力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的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的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68页）

在与各方复杂的角力中，张居正从而与太后父亲武清伯等权贵阶层结怨，产生利益冲突；又在其父逝世的夺情与守制的事件里，以及封禁书院的斗争中，得罪了言官与士林，为身后埋下争议之伏端。

对夺情的看法，不管是当时的政界，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历来分为两种对立意见。一派认为这是张居正峦栈而导演的一场夺情戏，根本舍不得权力，钱穆和高阳就基本属于这一派，所以对张居正的人品多有质疑。另一派认为张居正多次上书皇帝回乡守制的孝礼是真诚的，但也同时担心自己的“万历新政”事业半途而废，在“忠”“孝”不能两全之下，权衡利弊再三，最终接受了皇帝的夺情诏令，朱东润和电视剧基本持这派观点，而我也比较认同。从张居正首辅十年的万历中兴多方面成就看，他都应该是一个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