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掌故｜章氏学派唯一经典通注本——《毛诗集释》
马宗芗（1883——1959），字竟荃，辽宁开原人。一九〇九年己酉科拔贡，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曾任教于奉天文学专门学校、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章氏国学讲习会、齐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蒙藏学校等，讲授《毛诗》《尚书》《尔雅》《庄子》《史记》《说文》《文选》《水经注》等课程。一九五一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年师事刘师培、章太炎二先生。撰有《毛诗集释》三十卷、《尚书章氏学》二十八卷、《音韵学讲义》四卷、《说文章氏学》十五卷等。
章氏学派唯一经典通注本
——《毛诗集释》
何汉杰 | 文
太炎门下马宗芗先生大著《毛诗集释》手稿本，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下，于二〇一四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是书延续了以字通经的汉学传统，汇集了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及之前诸儒解《诗》之说，间下己案，通训诂，详典制，专申毛谊，不舍古文家法，兼发明《毛诗》词例，是章氏学派唯一经典通注本，对研究章氏一派之学问是一个重要参照；成书于民国时期，是清代古文经学背景下《诗经》研究之继续，排列诸家说法和内证、外证、文字音韵训诂兼用的方式，为疏释《毛传》提供了更多材料，与闻一多等人在新思想、新方法下的《诗经》研究形成鲜明对照。
马先生平生儒雅笃实，专注古文经传，以张大师说为事业，惜其著作多所散佚，知之者少。《毛诗集释》一书得以出版，其编辑之一朱兆虎先生居功甚大。朱先生于民国以来学人的佚著遗作，多所用心，此书出版之后，先生知笔者于《诗经》、书法略有所闻，命我属文以绍介之。自知学力薄弱，恐有负于先辈，又恐先辈学问之不张，所以不揣浅陋，奋其绵薄之力，略陈数语以就正于方家。
马宗芗（一八八三——一九五九），字竟荃，辽宁开原人。一九〇九年己酉科拔贡，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曾任教于奉天文学专门学校、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章氏国学讲习会、齐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蒙藏学校等，讲授《毛诗》《尚书》《尔雅》《庄子》《史记》《说文》《文选》《水经注》等课程。一九五一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年师事刘师培、章太炎二先生，平生著作多谨守师法、张大师说。撰有《尔雅本字考》一卷、《释宫室》一卷、《训诂说略》一卷、《毛诗集释》三十卷、《尚书章氏学》二十八卷、《音韵学讲义》四卷、《说文章氏学》十五卷、《水经注引用书目考》一卷、《太史公疑年考》一卷、《汉书地理志今释》一卷（以上著述情况，见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一书）。
《毛诗集释》手稿
《毛诗集释》手稿二〇〇六年由马宗芗子女捐赠给中国国家图书馆。手稿共三十六册，现存三十四册，阙第二册《周南·兔罝》至《麟之趾》五篇，以及第三十六册。存稿中除第二册五篇外，体例完整，第三十六册内容不详。据文中注明，是书写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前后，其时马宗芗任教于东北大学国文系。一九三一年，因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马宗芗从东北迁居北平，依然用功于著述，在原书第三十册中，他写道
“起民国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即辛未七月十一日上午八时，讫九月十八日，因日本军入奉天也。又起十月十四日，时避地北平，寓居西四宫门宗帽胡同八号，流寓他乡，又理故业，自《烝民》'业业言高大'始，志以识遭遇尔”，可见其学者之用心。
手稿用东北大学国文卷纸和开原马氏诒经堂著述用纸写成，单页十行，行十五至二十字，共计约一百五十万字。
《毛诗集释》是汇集汉以降尤其是清代、近代考证成果较为宏富的《诗经》通注本。此书提纲挈领，“专申毛谊”，着力于典制、训诂、解说三方面。释诗依《毛诗正义》（不引疏文）和陈奂《诗毛氏传疏》之例，先疏小序，后逐章作疏。疏中先释经文，后申毛谊，再说传文与韵部。凡疏皆低经、传文一格。疏文谨守古文家法，博引郑玄至章太炎、刘师培诸家之说，间下己案，是近代古文家为《毛传》所作疏中最为详尽的。集释中涉及典制的，以“《周礼》《仪礼》为主，以《春秋》内外传为辅”（《凡例》)；涉及训诂的，以“《毛传》为主，征之许书，准以《尔雅》”（《凡例》)；涉及解说的“专取古文经传，或古文师说，以明家法，其三家诗说、今文传记，概所不取，间取鲁说，则以最为近之之故。”（《凡例》)
疏释《诗经》，《关雎》作为开篇，是历代注家不敢轻视的，最能见出注家的功力和手眼。马宗芗在《关雎》训诂往往证以《说文》，如释“序”时说“《说文》'序，次第也’，则序者，叙述所以为作者之意，标举所以造篇之序者也，'诗序’亦当然矣”；释“参差荇菜”之“荇”时，《毛传》“荇，接余也”，马宗芗按语说“《说文》'莕，菨余也’，或从洐作䓷，'莕，菨余也’，则莕、荇一耳。”又引段玉裁“莕菜……叶不正圜花黄六出”之说，则“荇”义益明。不仅如此，在解说诗义时也引《说文》为证，如释“后妃之德”时，引孔疏说“感其德泽，歌其性行，欲以发扬圣化示语未知”，证以《说文》“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指出《关雎》“哀窃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与《说文》“惪”字解全同；释“诗者志之所之也”时，引《说文》“诗，志也。从言寺声……诗从寺声，寺训庭，有法度者也。从寸，之声。志训志，亦从心，亦之声，与古文诗同，故云'诗者，志之所之也’，以明诗与志为同物。”马宗芗在训诂上以《说文》为本，又敢于打破转注系统，多主假借，从音义关系上求本字，如释“关关”时说“'关关’为'琯琯’之耤，《说文》'琯’，古者玉琯以玉，……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凤凰来仪也，从玉，官声。据此则琯有和声谊，雎鸠之和声似之，故取以行况焉”；释“窈窕淑女”之“淑”时，说“《释诂》文，'淑’为'俶’之錯；《说文》'俶，善也’；《聘礼》注，古文'俶’作'淑’”。
马瑞辰说“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经”，马宗芗释诗亦多用以经证经之方法，如疏《毛传》“窈窕，幽闲也”之“幽”时，引《斯干》“幽幽南山”传“幽，深也”，引《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传“渊，深也”，指出幽谓心贞专矣；疏《毛传》“挚而有别”之“挚”时，说“《释文》挚本亦作鸷，《说文》'鸷，击杀鸟也’，《夏小正》曰'鹰始挚’，《月令》'鹰隼蚤鸷’，然则挚、鸷通也，昭十七年《左传》'雎鸠氏，司马也’，是雎鸠固鸷鸟矣。”
《关雎》解说中引郑玄、郑众、孔颖达、马瑞辰、胡承珙、陈奂、章太炎、刘师培诸家之说，可谓谨守古文家法。这也可以从对《诗经》几个重要问题的疏释中看出来。关于诗序作者，马宗芗列举历代四种主要见解：一为子夏，孔疏、《文选》《释文》持此说；二为卫宏，《汉书》持此说；三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诗谱》持此说；四小序卫敬仲作。马宗芗以《艺文志》“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为证，说无序则子夏无所传，主张大小序皆为子夏作，而卫敬仲离先汉时代较远，先于其时已有序，这种观点与陈奂一致。
关于“兴”，马宗芗引郑司农说比兴为作诗者比方托事之法。在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兴也”时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启发己心。诗文取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比显而兴隐，《毛传》特言兴，是理隐的缘故。又引章太炎说“兴者，以善物喻善事”，可见其主张“兴”为隐性的作诗之法，作用在于启发己心，不违古文家说法。
关于“四始”，《诗序》、孔疏皆云“四始”为风、小雅、大雅、颂，马宗芗引《史记》说《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刘师培认为此说来自鲁《诗》，马宗芗详析四诗中涉及的夫妇有别、君臣有序、家邦协和之思想，与毛《诗》四始“由之则以兴，失之则以废”之宗旨对比，指出鲁、毛之义无殊。可见间取鲁说，亦不失古文家法。
具体诗句的解说也用古文家说法，如解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说“雎鸠之鸷，性不双侣而肃雍和鸣，在河之洲以兴后妃说乐君子之德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解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时说“若得幽闲贞专之善女，其德盛如此，宜有钟鼓之乐以喜乐之也。”所做解说全依《毛传》说法。
《关雎》典制的疏释，马宗芗往往征引《周礼》《仪礼》之说，又能结合《春秋》实例来证明。如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传文“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时，引《礼记·王制》及《春秋谷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来阐明“事宗庙”之事。
释“房中乐”时辩郑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诗不用钟磬之节也”是驳文非定说，引《周礼·笙师》“凡祭祀飨食，共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又引《汉书·礼乐志》《安世房中歌》说房中乐有箫管有四县，四县有钟磬，则“房中乐且有鼓可知也”。在详解典制时，马宗芗往往采取这种以《周札》《仪礼》为基础，证之以《春秋》实例，又验之以后世典制的做法。
《集释》中其他诗的疏释皆与《关雎》相类，只是具体字句在疏释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通过《关雎》的疏释，我们了解了这部书内容上的特征，不禁要问这样一部专宗古文的《诗经》注本的价值何在？孟子说“知人论世”，马宗芗投身章太炎门下，其学术生涯主要在民国时期，此处不妨从著作者的师从及时代，来了解这部尘封八十余年的《诗经》研究著作的学术价值。
从师从看，马宗芗著《毛诗集释》很好地使用了章氏学派的治经方法，吸收了他们的《诗经》研究成果，谨守师法，张大师说，是其释诗的一大特点。其谨守师说从所撰《尚书章氏学》《说文章氏学》便可窥一斑。首先，他用文字、音韵、训诂结合的办法来释诗，如释“殷其雷，在南山之阳”的传文“殷，雷声也”时，先引《说文》“雷，阴阳薄动，雷雨生物者也，从雨，晶象回轉形”分析雷的形体；再引《一切经音义》“雷声曰磤”，磤即大声，引《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亦作隐隐”，说殷殷为雷雨之声；最后从殷殷发声引申，说其为“召南大夫之施号令于四方”。
其次，他释诗，训诂与地理、历史、典章并重，遵循了章氏学派治经的思路。如释“周南”时，征引《汉书·地理志》《禹贡》《古史考》等书，对于周南地域详加考证；释《硕人》时，征引《左传》等书，考证庄姜事迹；释《葛覃》时，征引《周礼》《白虎通义》等书，阐明女师典制。
在释诗的具体问题上，马宗芗多引述章、刘二师及同门诸公的说法，汇集了章氏学派《诗经》研究的成果。在记诗韵时，他不取顾炎武《诗本音》和孔广森《诗声类》说法，以其“不足明部居也”，专取章太炎古韵二十三部以为注记。在释“邶风”时全文引录刘师培《邶鄘卫考》一文，借助师说阐明三国地理、典制与诗篇的关系，也保存了刘师培的《诗经》研究成果。在阐释经、传文字时，他常引“章先生云”“刘先生云”，以保存师说，如释“嗟嗟烈祖！有秩斯祜”传“秩，常”时，引章太炎说“常本衣裳，而八尺为寻，倍寻为常，盖深衣之裳要七尺二寸下齐，丈四尺四寸，倍寻一丈六尺略如深衣下齐，故谓之常”。对于师说不完备的地方，他兼采各家说法以补充，力求张大师说，如释“猗嗟昌兮，颀而长兮”之“昌”时，说“章先生曰'光多引申为美义，暀、昌皆是也’。《传》云昌盛，则昌亦美之言矣”，这既是对师说的遵从，又是发明。
马宗芗又顺着刘师培的思路，对《毛传》的词例多有发明，原书十五册开首有《毛诗状物词例》一文（出版时移诸书末），分以重言状物、以双声状物、以叠韵状物、以彼字状物等二十一类，每类下有例证。这种词例研究是对于传统训诂的发展，多少有点现代语法研究的意思，是该书吸收时代学术研究成果的一面。词例的研究多散见于《集释》中，值得我们系统梳理。
《毛诗集释》所显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与章氏学派其他人因陈相应，但从其著述体系上来说，却是独特的创造。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和个人情性的不同，马宗芗以外，章门诸公没有人完整注解过经典。章太炎本人博通经史，将学术与革命相结合，同时精研或涉猎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天文学，其著作涵盖经学、史学、音韵学、训诂学、医学、佛学、西学等诸多领域，无意于注经；章门弟子的代表人物黄侃、钱玄同精于小学，吴承仕、许寿裳精于经学，朱希祖精于史学，汪东、周氏兄弟长于文学，他们都没有留下完整的注经著作。从章氏古文经学一派的治经主张和实践上来看，无疑《毛诗集释》是唯一一部完整的经学注释著作，是章氏学派研小学而通经的成功的实践。另外，它汇集了众多章氏学派《诗经》研究成果，是章氏学派《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从历史的角度看，《毛诗集释》是清朝古文经学背景下《诗经》研究的继续。清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序》，诗旨准毛、郑，实开汉学之先导。及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纠孔颖达正义之失，是清代古文家治《诗》之专书，胡承珙《毛诗后笺》引证极为丰富，时有申毛纠郑之处，开后人舍郑用毛之先路。陈奂《诗毛氏传疏》舍郑用毛，陈氏谓《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郑氏后毛四百余载，多取韩、鲁之说，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多异于毛，故其专为《毛传》作疏，开古文家专用《毛传》一派。胡朴安说“清代汉学家之《诗经》学，当以陈奂《诗毛氏传疏》，为集众说之大成”。《毛诗集释》正是顺着陈奂专宗《毛诗》的思路来疏释《诗经》的。这表现在其坚定的古文《毛诗》学立场；论《诗》旨以《序》说为宗；训诂多准以《说文》《尔雅》，并引证本经，其余诸家说法，有足以申明毛谊者，多所取证；都采用先释字再论经的训释步骤；二者多以前人之说作结论。
马宗芗比之陈氏不同之处，第一在于陈氏在释诗时对《诗》《传》进行了详尽的校勘，订正了《传》文的讹误，而《集释》则没有体现相关方面的用功。
第二在于陈奂还在疏释中对《毛传》的义例特点、重章不同训、一词训异而意同等多有揭示（参见何海燕《清代〈诗经〉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39-140页），而马宗芗在疏释中对此类现象关注甚少。如陈奂疏《卷耳》“云何吁矣！”时说“云”为语气词，凡全《诗》云字或在句首，或在句中句末，多用为语词，无实意。而马宗芗于此处只疏《传》“吁，忧也”，并无义例上的揭示。
第三在于陈氏虽多独尊《毛传》，但是对三家《诗》也并非完全排斥，而马氏则除少量引鲁《诗》说外，不取三家之说。马宗芗在《凡例》中说“陈疏晚出，亦有未纯”，在疏释中，他力求尽可能申明毛谊。如《传疏》释《邶风·柏舟》“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之“茹”时，《传》训为“度”，《韩诗》不同，陈奂曰：“韩训'茹’为容纳，与毛训各通。”而马宗芗则引《说文》“如，从随也”，又引胡承珙“我心不能披露于人，使人度而知之，所谓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以证“如”即人心难以测度，不同于《韩诗》之说。
第四在于征引文献特点不同。总体看来，二者于旧籍多引与经学、小学或史学有关的内容；于近人则偏重于其研经新成果。但是陈氏征引简洁，多是结论性文字，而马氏征引丰富，往往征引论述性文字。如在释“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时引昭公二十年《左传》晏子论乐之和云“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又引杜注和《释文》对这九类的阐释，极为详尽。
第五在于疏释的侧重方向不同。马宗芗在疏释时典制、训诂和解说并重，对《诗序》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而陈奂在疏释时则侧重于字词训诂和名物制度，对《诗序》几乎不进行疏释。如在疏释《葛覃》时，《集释》先疏小序，在第一章后逐一疏释《传》所涉及的字词，然后解说“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而《诗毛氏传疏》则只引小序不疏解，第一章疏释字词，同时对“黄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第六在于训诂方法不同。陈氏训诂多用音训和内证的方法，如《关雎》一首，陈书就有“流求同部”；“关，古读如管”；“淑、椒声通”；“寐，犹昧”；“服、思叠韵”；“芼者，覒之假借字”等音训文字。而马氏则排比多种说法，将文字、音韵、训诂的证据聚集到一起，同时引证本经和其他古书。这一方面是二者著述体例上的差异，《传疏》旨在为《传》重新作疏，而《集释》则需要汇集各家说法。另一方面是师承的差异，陈奂受业于段玉裁，段氏以小学见长；而马宗芗受业于章太炎、刘师培，二先生学问宏博。另外，马宗芗指出了陈氏在疏释中的不足，如在疏释“害浣害否？归宁父母”传“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时，引《仪礼·丧服》和《左传》司马子庚聘于秦的事例说明西周时已有归宁礼，辩正陈奂《传疏》与《泉水》序不合，西周无归宁礼之说，指出陈氏说非考实之漏。
从马宗芗著述的时代来看，他的这部著作很好地展示了民国《诗经》学研究中不为今人注意的传统注释方式。章士钊在《赠马竟荃弟》一诗中以“说诗世已宗匡鼎”句评价马宗芗，可见其治《诗》成就。与马宗芗同时代用传统方式注经的人很多，与《毛诗集释》性质相类的《诗经》著述也有不少，但相比较而言，可以说这部书是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创造。
民国时期用传统方法通注《诗经》的代表性著作有马其昶《诗毛氏学》、吴闿生《诗义会通》和林义光《诗经通解》。《诗毛氏学》以毛传为宗，兼通三家之说，言辞简短，不惟古文家法；《诗义会通》不信《序》《传》，求《诗》本义，重点吸收清人成果；《诗经通解》取征金文，用清儒音声通假之法来解诗，新见颇多。《毛诗集释》虽于音韵方面不特重，阐发不多，但其兼重训诂、典制和解说，遍采历代学者说法，于三方面皆有详细训释考证，是以上著作皆所不备的。
学者之于他人对社会独特的创造与价值，还表现为独立的学术精神。清末，西学新思想的传入，催生了《诗经》学研究的新发展，以闻一多、鲁迅、胡适和郭沫若为代表的《诗经》研究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传统的注释研究方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鲁迅前期以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评论《诗经》，后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他的这种研究契合了时代需求，俨然今文家风范。胡适主张训诂要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解题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郭沫若主张用《诗经》来讨论周代社会，并不直接用力于《诗经》的阐释。闻一多可谓民国《诗经》研究的大家，其著作中创造新的《诗经》训诂学，倡导用民俗学等方法来研究《诗经》。与新文化一派的《诗经》研究相比，上文所论述的马宗芗的《诗经》研究方式可以说是极为传统的，他所尊从的《毛传》，在新文化一派眼中是“腐旧的见解”（胡适语），新文化一派从《诗经》本文出发，用外来的思想、文学的眼光来读，这与传统经学的读法大相径庭。但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恰好可以看到在显扬的新派《诗经》研究下，传统的经典阐释仍然在继续。这背后是一个老辈学者对于他所身处的文化环境的一种选择，用传统集注的方式以百万言解一部经典，这样浩大的工程实是他对于文化传统热忱而温情的接续，对于新文化所带来的种种西方思潮和新事物的不动心。
此外，《集释》手稿多用颜体小楷字写成，结体开阔，用笔敦实，偶用行书亦遒劲多姿，观之善心悦目，现代著名学者、书画艺术家郭风惠曾以清代颜体名家钱沣、何绍基相比，实不逊色，这为整部书稿增添了重彩的一笔。当然，《毛诗集释》代表着民国时期古文经学派的立场，在今天看来，不可避免的有其局限性。著者以专申毛谊为旨归，本身就回避了《毛传》所存在的问题，使得这部著作并没有很突出的新见。另外，这部书采用集注的方式，大量征引文献，未免使解说显得辞繁义琐，不便阅读。就著者的时代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诗经》研究已经有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及《商颂》为宋人作说等诸多优秀的新见，马宗芗囿于其古文家的身份而未能顾及，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这部书的关注寥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尽管如此，马宗芗的这部书采用传统经学研究方式申明了章氏学派的治经成果，与文学、民俗学等方法下的《诗经》研究形成鲜明对照，是民国时期古文经学派《诗经》研究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他谨守师法、张大师说的做法和对于《毛传》“疏”而后“通”的注经方式显示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文化传统的一种温情的坚守，这种学术人格在思想新旧交替、时势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显得尤为可贵，足以为后世学人垂范。
《毛诗集释》中华书局2014年版
主编 | 过常宝 康 震
统筹 | 李 山
责编 | 冯先思
组稿 | 冯先思
编辑 | 刘英健
审读 | 邬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