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波：《世说新语》的流传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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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南朝刘宋时期二百多年间士人阶层的言谈风尚和琐闻轶事，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思想、道德、文学、哲学等方面皆有涉及，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珍贵文献。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分为十卷（《隋书·经籍志》等著录为八卷）。唐人为了与汉代刘向所著《世说》（已亡佚）相区别，所以易名为《世说新书》或《世说新语》，当然也有仍称《世说》者。
以“新书”为名在唐代较为普遍，如唐写本即题为《世说新书》。
北宋时期，以“新语”为名逐渐流行，黄伯思《东观余论》曰：“不知何人改为《新语》。”说明采用“新语”之名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倾向。从南宋开始，《世说新语》成为通称。
唐写本《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在宋代有众多版本，据汪藻《世说叙录》记载，有晁氏（晁逈）本、钱氏（钱惟演）本、晏氏（晏殊）本、王钦臣本、王洙本、黄氏（黄庭坚）本、章氏本、刘氏本、赵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邵氏本、李氏本等。
这些抄本在卷次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章氏本为上下两卷，李氏本、晁氏本为三卷，钱氏本为九卷，其余大多为十卷。此外在分篇（门）方面，大多分为三十六篇（即今《德行》至《仇隙》），但邵氏本、黄氏本有三十八篇（多《直谏》《奸佞》），颜氏本、张氏本有三十九篇（多《直谏》《奸佞》和《邪谗》），甚至还有多达四十五篇者（据董弅题跋）。在传抄过程中，《世说新语》的内容间有后人窜改增损之处，各种抄本中即便卷次相同，也存在篇目不同的情况。一些十卷本的抄本中，末卷有五十一则记载，但却没有门类，除了三则之外，其余都和之前卷次中的内容重复。
两宋之交，汪藻（1079-1154）对各种抄本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撰《世说叙录》和《考异》各一卷。汪藻根据晁氏本、钱氏本、晏氏本、王钦臣本，将书名定为《世说新语》；他认为内容重复的末卷是从其他书中附益而来，于是辑为《考异》，作为附录；同时，他以钱氏本为底本，将前九卷内容重新编为十卷；此外，他认为邵氏本等多出来的《直谏》《奸佞》《邪谗》三篇，内容舛误不可读，所以删削不录，并根据钱氏本、晁氏本，将篇目定为三十六。
汪藻的整理研究对广川人董弅产生了影响（两人系好友）。南宋绍兴年间，董弅得到晏殊的手校本，他比较了王洙的家藏本，认为晏殊删削重复，最为善本，于是在其基础上对文字及卷次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定名《世说新语》，将卷次分为三卷，将篇目定为三十六门（篇），并于绍兴八年(1138)在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市）刊刻，并附录了汪藻《世说叙录》和《考异》。这一刻本成为流传至今的通行本。
《世说新语》南宋绍兴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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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403-444)是南朝刘宋宗室，字季伯，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叔父征西大将军刘道规无子，于是以刘义庆为嗣。义熙八年（412），刘道规去世。当时出现了继嗣的问题，起因是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即宋文帝）幼年时由刘道规抚养，刘裕希望刘义隆也能够继嗣。但是按照礼法，不能由两人同时继嗣，于是继嗣之事就被搁置了下来。几年后问题才得到解决，就是让刘义隆还本，回到刘裕的名下。义熙十一年（415），刘义庆袭封南郡公，年仅十三岁。
义熙十二年（416），刘义庆随刘裕北伐后秦，因功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还未到任就迁任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又加督淮北诸军事。刘裕于永初元年（420）称帝后，追封刘道规为临川王，由刘义庆袭封，并征为侍中。元嘉元年(424)，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元嘉六年(429)，加尚书左仆射。元嘉八年(429)，太白星犯右执法，刘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宋文帝不许。但刘义庆执意请求解除左仆射一职，宋文帝这才应允，于是加中书令，进号前将军，兼任常侍、丹阳尹。
元嘉九年(430)，刘义庆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是重镇，地广兵强，物产丰盛，此前刘裕一直派自己的儿子们担任刺史。由于刘义庆在宗室中享有美名，所以宋文帝将原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迁任南兖州刺史后，改派刘义庆担此重任。
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改任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元嘉十七年（440），迁任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此后，刘义庆因病要求解职回京。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病故，追赠司空，谥曰康王。
刘义庆性格谦虚，生活简约朴素，在出任方镇要职期间，往来迎送之物一概不受。他喜欢招聚文学之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被他延揽为属官。他爱好文义，文词虽然不多，但在宗室中属于佼佼者，宋文帝给他写书信时，常常会加意斟酌。生前著有《典叙》《徐州先贤传》十卷及《世说新语》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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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世说新语》未见沈约《宋书》记载，直到唐代才有著录，见《隋书·经籍志》及《南史》卷十三。后人曾对《世说新语》的成书情况提出揣测意见。
明人陆师道《何氏语林序》曰：“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
清人毛际可《今世说序》亦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他们都认为刘义庆著《世说新语》时可能得到了幕僚们的帮助。
鲁迅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他说：“《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观点对当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倾向于认为，《世说新语》可能成于众人之手。
其实，上述观点有“无中生有”之嫌，根本无法得到史料的佐证。陆师道、毛际可或许是因为有吕不韦和刘安组织门客编著《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先例，而刘义庆也具有相当的身份，又喜欢招揽才学之士，所以产生联想。但这其中并无可比性，《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是阐述学说的著作，体系绵密，所以吕不韦和刘安在门客们的帮助下进行编著，属于情理之中。而《世说新语》仅为采集旧闻轶事之作，以刘义庆“足为宗室之表”之才学，何须他人代劳。
沈约《宋书》称刘义庆在荆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说明刘义庆的文词虽然不多，但也并不少，否则不可能成为“宗室之表”。刘义庆既然有能力编撰《徐州先贤传》，那么体例松散的《世说新语》显然不在话下。因此，鲁迅因为刘义庆文词不多就怀疑《世说新语》“成于众手”，显然缺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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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替《世说新语》作注者是敬胤，姓氏不详，事迹也已失传。敬胤的时代略早于刘孝标，可能是南朝宋、齐间人，汪藻《考异》曰：“其所载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刘孝标以前人也。”敬胤之注残存在古抄本第十卷，收录于汪藻《考异》。
传世最完整、也最有影响的古注为齐、梁间人刘孝标所作，《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刘孝标《续世说》十卷。所谓“续”，其实就是注（有人误会续和注是两部书）。
刘孝标（463—521年），本名法武，后更名峻，字孝标，平原郡平原县（今山东德州平原县）人。出身将门，其父刘珽官至始兴内史。刘孝标刚出生时父亲即过世，母亲于是带他回到家乡。泰始年间(465—471),北魏攻占青州，刘孝标母子被掳至中山为奴，当地的富人刘宝出于怜悯为他们赎身，并教刘孝标读书。刘孝标母子后因生活贫困，曾出家为僧为尼，不久还俗。刘孝标好学，常常点着麻秆做的火把夜读，通宵达旦，有时昏睡过去，头发被火烧到，醒了以后继续看书。
永明年间（483—493），刘孝标母子流亡到江南。刘孝标自认为幼年时没有得到开悟，来到江南后更加勤奋，只要听说有人藏有好书，都会前去借阅，崔慰祖称之为“书淫”。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招学士，刘孝标因此托人请求前去任职，但吏部尚書徐孝嗣没答应，任用他为南海王侍郎，刘孝标没有就任。齐明帝时，萧遥欣任豫州刺史，刘孝标受到延揽，掌管府中的刑狱。萧遥欣去世后，刘孝标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机会。
永元二年（500），萧衍起兵征讨东昏侯，刘孝标之兄刘孝庆时任兖州刺史，举兵响应。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刘孝标被召入中书省，与学士贺踪一同典校秘阁。当时梁武帝招聚文学之士，有高才者都会得到重用，但刘孝标因为有率性而为的个性，非但得不到重视，而且还为梁武帝所忌。有一次梁武帝策问锦被之事，大家都认为已经无所遗漏了，刘孝标忽然索要纸笔，补充了十余条，满座都大为震惊，梁武帝感觉很没面子，从此不再召见刘孝标。刘孝庆任青州刺史时，刘孝标请假前去探望，结果被控私载禁物，受到有司弹劾而被免官。
安成王萧秀对刘孝标极为推重，担任荆州刺史时延揽刘孝标为户曹参军，并提供各种书籍，命其编撰《类苑》（类书）。此后，刘孝标因病去职，在东阳郡紫岩山筑室隐居，并完成《类苑》，共一百二十卷。梁武帝此时对刘孝标仍怀有恶感，于是命令学士编撰《华林遍略》以争高下。
刘孝标晚年专心著述讲学，吴越地区有很多人入其门下。他自比为东汉初的冯衍，并自叙曰：“余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何则？敬通雄才冠世，志刚金石；余虽不及之，而节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兴明君，而终不试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摈斥当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轲。此三同也。敬通当更始世，手握兵符，跃马肉食；余自少迄长，戚戚无欢。此一异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祸同伯道，永无血胤。此二异也。敬通膂力刚强，老而益壮；余有犬马之疾，溘死无时。此三异也。敬通虽芝残蕙焚，终填沟壑，而为名贤所慕，其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余声尘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将同秋草。此四异也。所以力自为序，遗之好事云。”（《南史·刘峻列传》）普通三年（521），刘孝标去世，门人私谥“玄靖先生”。
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孝标著有《世说新语注》十卷、《类苑》一百二十卷、《汉书注》一百四十卷、文集六卷。除了《世说新语注》，其他均已散逸，明人张溥辑有《刘户曹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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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标著《世说新语注》时参考过敬胤注，并有所借鉴。如古抄本第十卷“王大将军既亡”条敬胤注曰：“含之投舒，舒遣军逆之，含父子赴水而死。……昔郦寄犹以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乎？若夫王舒可谓非人乎？”此条见《识鉴》第十五则，刘孝标注曰：“含之投舒，舒遣军逆之，含父子赴水而死。昔郦寄卖友见讥，况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可见，刘孝标此处完全抄录了敬胤注。在缺乏知识产权意识的时代，这种情况极为常见，所以不能用当代人的观点加以褒贬。
刘孝标对敬胤注有所纠正和补充，如古抄本第十卷“王大将军初尚主”条敬胤注曰：“晋安帝女舞阳公主。”晋安帝显然应为晋武帝，这或许是笔误所致。此条见于《纰漏》第一则，刘孝标注订正为“敦尚晋武帝女舞阳公主”。当然，“舞阳公主”仍有误，所以唐代史官又订正为“襄城公主”（《晋书·王敦列传》）。又如古抄本第十卷“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条敬胤无注，此条见于《夙慧》第四则，刘孝标注引《顾恺之家传》曰：“敷字祖根，吴郡吴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七卒。”
相较于敬胤注，刘孝标之注更为精审。如古抄本第十卷“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条，敬胤注对刁协、戴俨、卞壸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但读者仍然无从知晓王导所说意有何指。此条见于《赏誉》第五十四则，刘孝标注引《语林》曰：“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痾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不？’”根据《语林》的记载，王导之语义即昭然若揭。
刘孝标之博学在《世说新语注》中尽显无遗，他所征引的各种文献达四百余种之多，很多文献因此得以至今残存。刘孝标不仅征引广博，而且其注释之体例极为精当，所以深受后人推崇，南宋高似孙《纬略》曰：“宋临川王刘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然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四库馆臣将《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相提并论，认为“同为考据家所引据焉”（《四库全书总目》）。可见《世说新语注》已经成为后世注疏之典范。
由于刘孝标的成就极高，所以其注与《世说新语》可谓合而为一，其关系如同陈寿《三国志》之与裴松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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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世说新语》版本，为唐写本残卷，于日本明治年间发现，共存五十一则，分别是《规箴》二十四则、《捷悟》七则、《夙惠》七则、《豪爽》十三则。该残卷原为京都东寺观智院开祖杲宝所藏，后为神田醇等五人得到，他们一分为五，各取其一。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曾见过该残卷之一，他说：“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残缺，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校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日本访书志·世说新书残卷跋》）
民国初，罗振玉流亡日本时访求该残卷，他曾撰题跋自叙道：“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本残卷，已析为四，而无由得入吾目。乙卯夏，访神田香严翁，始知香严翁藏有其末一截，出以见示，为之惊喜不已。又知第一截为小川简齐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请于神田、小川两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许诺，并由小川君为介于山田君，神田君为介于山田君，于是分者乃得复合。”民国五年（1916），罗振玉将该残卷影印出版。
两宋时期曾出现众多抄本，但都已经亡佚。今存最早的刻本为南宋董弅绍兴本，传世者共有两部，均藏于日本，日本尊经阁丛刊曾予影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文学古籍刊行社和商务印书馆又根据尊经阁丛书翻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任新定郡守时，因董弅刻本的原版毁于祝融，于是加以重刻，是为宋淳熙本，该本今已无存。宋末元初，刘辰翁、刘应登对《世说新语》进行了批点，共有八卷，原刻目前只有残卷保存在日本。明清时期的版本极多，其中的善本有明袁氏嘉趣堂刻本和清周氏纷欣阁刻本。这一时期学者们也进行过整理校订工作，较有影响的是明代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的删并合刊本，以及太仓王氏刊行的李卓吾批点本、清代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
本书以涵芬楼影印嘉趣堂本为底本。
《世说新语》万历九年王世懋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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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世说新语》“脱志怪之牢笼”，也归入小说。当代学者深受鲁迅影响，普遍将《世说新语》视为志人小说。
其实，古人所谓“小说”与当代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小说”所作定义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可见，古人所谓“小说”是指野史而言。《世说新语》之“世说”，意指世人之说，即“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野史，这是历代著录将其归入“小说”的原因。《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刘义庆《小说》十卷，所谓“《小说》”，很可能就是“《世说》”的别称。因此，当代学者将《世说新语》视为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小说，有偷换概念之嫌。根据古人的定义，《世说新语》的性质应当属于野史笔记。
正因为《世说新语》的内容大多出于里巷传言，所以其真实性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疑问。但里巷传言也具有真实的一面，如《俭吝》中有数则关于和峤、王戎吝啬贪财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不足为信，但却真实地反映出世俗之人对名士们的偏见。西晋社会物欲横流，贵族阶层处于奢靡无度的生活状态中，而和峤、王戎等名士虽然富有，却不愿随波逐流大肆挥霍，所以他们在世人眼中就成了异类，也就是吝啬鬼，各种挖苦讥讽他们的故事也就随之附会而生。
不受故事表象的蒙蔽，真正认识其真实的一面，需要通过考证。敬胤及刘孝标都做过考证工作，唐代史官对《世说新语》也有所取舍，并对若干内容进行了修订。后人曾对唐代史官有所微词，如董弅题跋曰：“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但唐代史官的修订不仅有助于考订史实真伪，也有助于理解故事之寓意，所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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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王朝更迭频繁，征战不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残暴血腥的时代，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杀戮频频。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绚烂的时代，士人阶层逐渐挣脱经学的束缚，一跃成为主导社会潮流的中坚力量。
在竹林七贤的倡导下，老庄学说成为显学，而印度佛学的传入，也为中土学术注入了新鲜血液，最终形成玄学思潮。魏晋士人所思考的哲学命题已远远超出了儒学的范畴，诸如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的问题，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开启了更为广阔的思维领域。印度人热衷于辩论，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或许就是受印度人的影响而形成，而清谈也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活跃。文人士子通过辩论的方式探讨学问，他们不以胜负为目的，而以寻求真理为乐趣。因此，他们在辩论中会表现出优雅的态度，面对精辟的言论，即便是不同的观点，也会坦然接受，而不会强词夺理。社会进步源于思想进步，思想进步则源于知识精英对真理的渴望。
思想的进步必然带来丰厚的收获，无论是文学艺术，抑或是其他领域，士人们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以文学理论而言，从曹丕《典论·论文》到陆机《文赋》，文人们开始尝试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最终成就了刘勰《文心雕龙》这一鸿篇巨制。以诗歌创作而言，从拟乐府诗到玄言诗，诗人们经过不断摸索，最终催生出永明体，古代诗歌也由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为唐诗的兴盛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郦道元的《水经注》等，无不具有标志性。
《世说新语》堪称这一瑰丽多姿时代的浪漫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