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对这个人说“你不适合当官”，结果成就了流传千古的“横渠四句”

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今西安)，名字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张载二十一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寅(陕西永寿人，精通军略)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兴军、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军府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

范仲淹是一位随时随地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的士林领袖，襟怀坦荡，光明俊伟。“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南北重镇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都曾得到他的直接指导和关怀。

范仲淹点拨了一句话，这句话深刻影响了这位青年的人生走向：“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本分是研习儒学、重振儒学，不必研究军事博取功名，并且因材施教，勉励张载研读儒家学说中最富于哲学色彩的《中庸》。

认真研读《中庸》后，张载又认真研习佛老思想，最后回归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史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可见范仲淹知人之明与张载进学之笃。明儒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张载以及历史上其他关中学者也当之无愧。

嘉佑二年（1057），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云岩做县令时，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化，提倡尊老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有规定和告示，他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告示，即使不识字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以百姓心为心，并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张载辞官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并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张载认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于其讲学的主旨，集中地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开宗立派，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

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曾作《圣哲画像记》一文，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中华历史伟人中精选32位，作为子孙治学的门径：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其中，“周程朱张”分别指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被视为一人），朱熹和张载。北宋中期，张载讲学关中，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南宋朱熹的“闽学”并称为宋代的四大学派。“孟轲死，千年间，得孔子之心传者，惟周程张朱数人而已矣。”这是中华八百年来的共识，“濂洛关闽”“周程张朱”已成为人们称谓宋代理学的口头禅，为了押韵，曾国藩将其改为“周程朱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