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专业从事各类篆刻,书画创作,文物艺术收藏与研究,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 之宗旨,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熟悉西泠印社的人，一定不会陌生韩登安先生创作的“西泠印社”（图1），此印已和吴昌硕先生题写的“西泠印社”四字一道，成为西泠印社的标识之一。韩登安先生的这方印刻于1963年，是西泠印社60周年纪念大会的命题之作。马公愚、方介堪、唐醉石、方去疾、韩登安、吴朴堂、罗叔子、童雪鸿、朱醉竹、吴振平、叶潞渊、高式熊、刘江等社员积极参与，创作出了一批风格多样的“西泠印社”同名精品印作。朱醉竹的印作（图2）和方介堪的印作（图3）是元朱文，线条婉转流畅、气质娴雅文静，颇有谦谦君子的风范。相比之下，朱醉竹的作品更显灵动，由于将“西”、“泠”、“印”三字的尾笔皆处理成往右下方绵延出捺，使一字一字宛若天外飞仙，齐齐向左上方腾飞而去。当然，如作品的巧思仅限于此，则又会令整个印面文字无根无基、飘忽不定，朱醉竹的高妙在于仅用了“社”字左下方的逆势一撇，就仿佛用了一根牵引着风筝的细线，将整个印面的飞升之势牵拉在手，顿令此作飘而不浮，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方介堪的作品布局中规中矩，然线条细而不柔、富有弹力，从气质上似更为接近西泠印社的内在精神。罗叔子的印作（图4）也是细朱文，但却并非元朱文的流利婉转，而是汲取了汉金文及汉砖文字之参差错落、开合变化之趣，可谓借古开今，另辟新径；在章法布局上取斜角呼应，“西”与“社”的笔势皆横平竖直，“泠”与“印”字则颇有斜笔，两个小小的三角形更是相映成趣；而“印”字左半边的斜欹、“泠”字三点水与界格的并笔，使印面变得更加耐人寻味。韩登安也有一方细朱文印作（图5），呈现的又是另一番有别于元朱文的风格，整体笔画横平竖直，间或又有如“印”上半部和“泠”字右上“人”字笔画的变化，再加之残破的边框处理，使作品呈现出古朴、严谨的面貌，传统的浙派篆刻风格非常明显。童雪鸿、吴振平、高式熊的印作（图6、图7、图8）皆取法于秦印，文字古朴、界格分明，古风悠悠。其中，童雪鸿和吴振平的印作虽一阴一阳、一大一小，但在本质上仍颇有相通之处，不仅章法多有相似，所用文字也皆为大篆，因而又略带古玺遗风，风格都近似战国末期的秦印；而高式熊的印作呈现的则是初汉秦印的风格，文字更趋严整，为了避免整饬后的文字在笔画上容易产生的雷同感，此作将“印”字的下半部最后一笔刻意收短，果然是大手笔。马公愚的印作（图9）和方去疾的印作（图10）风格较为接近，皆采用探本求源、取法秦汉的白文印式，此二印作的印文体态均呈向上提升之势，在古意盎然之中传达出一种振奋的精神。区别在于马公愚的作品线条更为圆润粗放，印面残损和破边透气使之古意更浓；而方去疾的作品线条更显劲挺老辣，“印”字上半部的断笔和“泠”字三点水的斜欹，又为其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奇趣。吴朴堂的印作（图11）用满白文印式，以短刀碎切的手法将印面文字刻画得沉着硬朗、棱角分明，同时，又在平稳端庄的章法大格局下，借助“印”字上半部细微的圆笔营造出一种变化，并且通过对“社”、“泠”两字笔画中几个点的形状处理，在满白的印面上制造出更多的留红，使“社”字右部首的两小块天然留红不显孤独突兀，整个作品很好地传承了“西泠八家”的传统浙派篆刻印风。唐醉石的印作（图12）和叶潞渊的印作（图13）又是另一组风格相近的作品，平整端庄的缪篆、规矩严谨的章法，无疑都是宗法汉印的浙派之风。当然，两方作品在线条、篆法上亦各有特色：唐醉石的作品追求满白的效果，因而文字线条厚重粗放、直逼边界；叶潞渊的作品则更注重线质的粗细变化，因而印面的黑白对比相对明显。另外，在篆法上两者也各有考量，比如“西”字下部方框内的斜线走向，唐醉石的写法是两左一右，而叶潞渊的写法是一左两右；“印”字的上半部首，两人的处理也各有特点，展现着艺术家不同的审美取向。刘江的印作（图14）无疑也是宗法秦汉的浙派之作，但却又明显融入了更多的创新想法，尤其成功的便是章法上的突破，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均适度地改变了汉印平均局部文字的传统做法，通过对文字高低错落和左右揖让的排布，使印面呈现出不落窠臼的丰富景象，与西泠印社勇于创新的理念颇吻合。综观上述印作，其中童雪鸿、吴振平选用的是大篆文字，作为标识辨识度偏低；而吴朴堂、罗叔子和韩登安先生的另一方朱文印作，“西”字采用的都是简体，作为百年社团的标识似乎也不理想；余下朱醉竹、唐醉石、马公愚、方介堪、方去疾、叶潞渊和高式熊诸君的印作，却都存在一个先天的不足，那就是“西”、“泠”、“印”三字的部分笔画都呈现较为雷同的盘曲之态，只有韩登安的这方白文印作（图1），通过简化处理的方式，不仅成功克服了笔势重复的无趣感，而且还巧妙地制造出了一块留红，与左下方“社”的留红遥相呼应，可谓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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