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张堰镇新华路139号姚光故居 / 开普饭

姚光故居位于张堰镇新华路139号，姚光故居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以前，是典型的清末民国初年建筑风格，为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的院落布局。故居是南社第二任主任姚光的故居，也是当时南社人士通讯联络及会晤交流的场所。无论是在建筑的历史、艺术方面，还是作为南社重要成员姚光活动足迹的历史记录方面，姚光故居都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

姚光（1891～1945），一名后超，字凤石，号石子，又号复庐。张堰人，为高燮之甥。7岁入私塾，11岁即能文，15岁入秦山实枚学堂，17岁（1907年）入上海震旦学校，未数月即因大病辍学，遂乡居自学。读书、藏书、著书。几乎每年都有所作，至老不衰。每有所作，辄就正于其舅，故他与高燮兼具师生之谊，感情特深。

姚光故居2004年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升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姚光故居是江南大户人家，从前埭到后院共四进，4幢5开间二层楼，另加厢房及平房，砖木结构，有着典型的清末民初建筑风格。雕兰木刻，古色生香，沿房顶一圈高墙，颇显气派。后院还有株百余年桂花树，依旧生机勃发。

姚光一生嗜书如命，自称“书淫”，刻有一枚“书淫”藏书章。他千方百计搜集了各种文献古籍，家中藏书甚富。1931年与高家亲戚一起出资合购明代集部原版及明版志书数十种，耗资二万五千金。其中崇祯版《松江府志》系国内孤本。1938年又以高价购得明沈恺的《环溪集》，也是世间孤本（北京图书馆里只有一部残缺不全的），还有张啸山日记，顾尚之手稿等，都是有关乡邦文献的稀世珍品。

1950年，姚光之子姚昆群、姚昆田秉承其父意愿，将姚光家藏所有书籍捐赠给人民政府，当即签署了捐赠协议。上海市文管会工作人员先后用了数天时间，才将张堰故居“复庐”中５万余册藏书整理登记在册，装了283箱又加61只麻袋，租用了七艘船只，运到了上海。当时陈毅市长对他们的行为大为赞赏，并撰有《金山姚石子先生周甲遐庆致语》一文以予表彰。

南社是二十世纪初以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等为中坚，由爱国知识分子组成，以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为主导的全国性文化社团。陈列所展示的南社光辉历程，以及吴伯雄等的题字，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记。对先贤们追求独立、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充满敬意。

南社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它最初酝酿于1907年，正式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在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它以提倡民族气节号召，以应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

关于南社的由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嘉善县（今浙江嘉兴）人士杨熹在江北一带建立了文社组织“南社”。因创立人和创立地点都在南方，顾名南社。也称“江北南社”。后并入复社。南社是和云间几社，香山同社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士人议论时政的文社。近代的南社取名应参考过明末南社，它意谓“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1910年开始出版《南社》，分文录、诗录和词录3部分，到1923年，共出版22集。1917年，又出版《南社小说集》1册。辛亥革命前有社员200余人，辛亥革命后剧增至1千多人。“南社”的成立和发展，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性更明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也大大地随之增强。

南社成立时﹐即企图领导文坛﹐开一代风气。高旭在《南社启》中明确宣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普遍要求通过文学阐扬“国魂”﹐激发群众的“爱种保国”之念﹐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主张上﹐却很不一致。

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革命文化团体，1909年，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发起成立。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弘扬爱国热情，光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盛誉。

姚光(1891～1945年)，一名后超，字凤石，号石子，又号复庐，张堰镇人。世代书香，为金山望族。清宣统元年(1909年)，南社始创时，即为骨干，并与高天梅、高吹万、柳亚子等人同创“国学商兑会”。民国7年(1918年)，柳亚子辞南社主任职。乃推举姚继任。就职后，曾于上海徐园举行雅集。社中经费缺乏，他即出资刊印《南社丛刻》第二十、二十二集。故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说。民国13年，任国民党金山县党部执行委员，曾为李一谔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活动提供场所和资金。翌年，又与曹中孚、高君定等人发起组织张堰图书馆协赞会，并与高君定等人创立张堰图书馆，被推举为馆长。民国24年，与丁瑞珍、王鸿逵等人发起组织《金山县鉴》社，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金山县鉴》辑刊《金山文征》、《金山诗征》、《金山卫佚史》、《复庐文稿》、《云间两何君集》、《顾千里年谱》、《姚氏遗书志》、《姚氏摭残集》、《王席门杂志》等文稿，又力助其妻王粲君重印明吕叔简所辑《闺范》四卷，使这部刻于明万历年间濒临绝版的名著留传下来。
　　

他为人谦和，交友重气谊。晚年居沪时，检理杂物，借券满箱，均付诸一炬。毕生好诗歌，偶有所感，必微吟低唱，情之所注，不拘泥于声韵。有《浮梅草》、《续浮梅草》等诗集。他虽为文化名流，于国家政治也极有见识。民国21年(1932年)，他为重刊正德《金山卫志》作跋道：金山卫“得之足以前控大海，后扼浦江，失之则沪茸西浙非我有矣……近者，倭人寇我淞沪，倘在彼不得逞志，必云扰沿海，而卫当其冲，不知为政者何以为御敌之计也?”5年之后，日军果然从金山卫登陆，卒应其言。抗战期间，他蜇居上海孤岛，节衣缩食，闭门不出，终于完成了他的重要编著《金山艺文志》。民国34年5月，因患腹膜炎卒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