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诞辰百年：学术生涯与爱国情怀

王浩（1921年5月20日—1995年5月13日）  孙婷婷/绘

王浩，著名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45年毕业。1948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1952年当选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1983年获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授予的首届“里程碑奖”（Milestone Award）。1987年被清华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文|臧文涛，新黄河记者

2021年5月21日是著名数学家王浩的百年诞辰。王浩从济南走出，成长为全球数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堪称真正的“济南名士”。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在济南已经罕有人知。新黄河记者近日就此进行采访时发现，王浩的知名度在数学界和大众中有天壤之别，与同等学术地位的文化类名人相比非常悬殊。王浩被济南家乡父老淡忘了吗？在济南加快建设“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山东举全省之力快马加鞭建设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今天，王浩这种在理科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名人资源，理应大力挖掘、善加利用，使其成为“名士济南”的又一张亮丽的名片。

国内翻译出版的部分王浩著作

煌煌生前事：一颗辉煌的数学明星，从济南走向世界

已经很难联系到与王浩有过直接接触的人，毕竟年代久远，王浩在济南的师长、同学，大多已经作古。而王浩的后人都在美国生活，难以取得联系。新黄河记者近日采访了王浩在济南就读过的几所学校，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还原王浩在济南的足迹。

王浩1921年5月21日出生于济南，他的父亲是著名教育家王祝晨。王祝晨是山东齐河人，先后担任济南省立一师教师兼附小主任（校长）、省立一师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济南一中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五四运动后，王祝晨首先在山东实行白话文教学，还曾经把泰戈尔请到省立一师给师生作报告。王浩是王祝晨的三子，除了1927年至1929年因父亲被军阀张宗昌通缉逃亡期间随母亲在齐河暂住之外，他的大部分小学和整个初中阶段是在济南度过的，先后就读于山东省立第四实验小学（今济南市汇泉小学）、省立一师附小（今济南师范附小）、省立济南初中（今济南一中）。1936年王浩离开济南，到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念高中。

据王浩高中同学、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中的记述，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搬到长沙，王浩比何兆武高一班，那时候已经在校内非常有名气。“1938年暑假，王浩读高二，以同等学历（原文如此，应为学力，下同——记者注）考大学，数学考试中有个题目非常难，是中学没学过的，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大家传为美谈。那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而且是第一名，可是他却去了西安汉中的城固。北京师大那时候在汉中，它的附中也在那里，王浩就在师大附中又上了一年高三……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他也考了，这回考的是数学系，而且又是第一名。所以还没入学，王浩就有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才子，连续两年考了第一名。”记者查阅王祝晨四子王恒2004年编著的《王祝晨传》，其中有一篇王浩所写的《忆父母》中提到，当时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没上，是因为父亲的反对，才在西北联大附中读完高三（北京师大附中1937年西迁西安，改称“西北临时大学高中部”。翌年，迁至陕南古路坝，改称“西北联大附中”。1939年改名为西北师院附中，后迁至城固东关——记者注）。

王恒编著的《王祝晨传》2004年出版

《王祝晨传》中王浩的文章

1939年，王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清华研究院哲学部，师从金岳霖先生，获得清华大学哲学专业硕士学位。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春王浩考取公费留学，本打算出国前陪父母从成都回到济南，但因陇海铁路中断，无法及时赶回，只能自己去了南京，转上海出国。直到1972年，才再次回到暌违30多年的家乡济南。

王浩到美国之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成为哈佛大学的副教授。1952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56年获荐为牛津大学数理哲学高级讲师。1961年成为哈佛的数理逻辑和应用数学的戈登·麦凯(Gordon MacKay)讲座教授。1967年至1991年，领导洛克菲勒大学的逻辑学小组，并任该校的教授。1972年王浩随团回国，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1977年再次回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自此，他多次应邀回国。1978年11月，应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数学系主任潘承洞等人的邀请，王浩在山东大学作学术报告。1985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86年兼任清华大学教授。1995年5月13日，王浩病逝于纽约，享年74岁。

1977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王浩

王浩是享誉世界的数理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1983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将首届“里程碑奖”授予他。其关于数理逻辑的一个命题被命名为“王氏悖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智能系统专家王飞跃曾经在《王浩印象》一文中提出，王浩是华人在数理逻辑和人工智能方面成就最大的人，也是上一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寂寂身后名：这么难得的名人资源，应该善加利用

与王浩做出的巨大成就相比，他的身后事的确有些落寞。记者随机询问了部分济南市民以及文化界人士，知道王浩的寥寥无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者采访的两位数学家都对王浩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中科院院士、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彭实戈教授5月19日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时表示，王浩在数理逻辑领域成就巨大，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我刚刚知道他是济南人”，彭实戈说。记者提到王浩还是他济南一中的校友时，彭实戈更是意外，“我们居然是校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彭实戈表示，早就知道王浩，但对他的生平情况不是很了解。与文史领域的名人相比，王浩的知名度与他的成就不相符，对此彭实戈表示，情况的确如此，毕竟数学家研究的领域相对比较小众，而王浩研究的数理逻辑则更加小众。

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蔡天新在著作《我的大学》中多次提到王浩。由于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山东大学毕业，蔡天新对山东和济南非常熟悉，《我的大学》里特意提到，在教育部最近两次学科评估中，山东大学的数学学科均列全国三甲，与北大和复旦同属A 。在《我的大学》中，列举了多位山东数学界的人物，从魏晋的刘徽、南宋的秦九韶到当代的潘承洞和彭实戈都有提及。其中，重点介绍了王浩：“济南出生的现代数学家中，以王浩成就最大，他是世界驰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书里还详细记述了王浩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蔡天新《我的大学》

蔡天新近日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时表示，王浩百年诞辰很难得，“我们应该纪念王浩，尤其他是济南人”。谈到王浩的知名度，蔡天新表示与其研究的领域比较冷门有关，“他的数学偏向哲学，这方面我们国内做得不够好，无人可以继承他的事业。”

《我的大学》里的描写也引发了记者的兴趣，当被问到为何山东和济南产生这么多数学大家时，蔡天新表示，“这或许是孔孟之乡的一个福分”。他说，虽然孔子的思想和著作里没有涉及数学，但他的算术不差。“公元前532年，孔子20岁时，曾任季孙氏的委吏，也就是管理仓库的小官，据说称量算数都很正确”。

一代宗师级的人物，似乎悄然“隐身”在历史长河中，令人有些遗憾。让人欣慰的是，家乡的人们没有忘记王浩。

5月20日，济南师范附小师生纪念王浩百年诞辰  通讯员 方化 摄

5月20日，济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领导与师生代表在校史馆进行了校友王浩的学习宣讲，以此激励师生发奋，纪念王浩百年诞辰。济南师范附小办公室的方化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历史久远，出过多位名人，包括季羡林、李长之、王浩等等，学校非常重视校史中这些名人的挖掘和宣传，在济南师范附小的校史馆中，都有他们的图版介绍。记者看到，《科学巨匠·王浩》的单元在《东方鸿儒·季羡林》与《著名诗人·李长之》之间，有山东大学原校长吴富恒的书法“纪念王浩先生——齐鲁英才”，有王浩简介，还有1977年王浩回国时与邓小平的合影、童年时与家人的合影以及个人著作的图片。方化表示，学校一直开设有校史课，经常给学生们介绍这些杰出校友的成就。

济南师范附小校史馆 通讯员 方化 摄

济南师范附小校史馆内的王浩展板 通讯员 方化 摄

济南一中校友办的鲁主任告诉记者，王祝晨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济南一中首位校长，是济南一中校史上的重要人物，1993年10月15日，济南一中庆祝建校90周年，同时举行了“王祝晨先生塑像落成典礼”，这是山东省第一次为一位教育家举行塑像落成典礼。2011年，王祝晨先生塑像搬迁至济南一中新校图书馆前，王祝晨四子王恒、王祝晨长子王谔的儿子王子元以及欧阳中石等著名校友前来参加安放仪式。鲁主任表示，由于王浩在校时间短，加之年代久远，关于王浩的记录确实比较少，有待今后挖掘、丰富。

1993年，王祝晨先生塑像落成仪式  济南一中校友办供图

2011年，王祝晨先生塑像搬迁至济南一中新校，董凤基、欧阳中石、王恒、尹守峰（时任济南一中校长）在安放仪式上合影（从左至右）  济南一中校友办供图

新黄河记者在发稿前了解到，山东一家出版社有意向出版王浩文集，准备就授权问题联系王浩在美国的家人。

当前济南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打造包括“文化济南”在内的“五个济南”，深度开发名士文化等特色资源今年两会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济南“十四五”规划蓝图中也提到“大力挖掘名士文化资源”。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王浩会逐渐回到济南人的视野中，不再落寞。

附 学术生涯与爱国情怀——王浩先生访谈

王浩

以下是中国数学史研究专家张奠宙教授1991年专程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访问王浩先生的记录。本文选自上海科技出版社《科学》杂志2007年第6期

张：请谈谈早年的学习生活。

王：我父亲是王祝晨，中学教员，教历史、国文，当过济南第一中学的校长，也是第一届山东省的人民代表，在山东省有些名望。思想左倾，和鲁迅是同时代人。当我是初中生时，就让我啃唯物史观、辩证法，可是我读不懂。辩证法是高级的思维方法，孩子没法理解。恰巧那时读到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学》，觉得那个好懂，一步一个脚印。于是立下攻读哲学的意愿。

王祝晨

抗战开始，我考进扬州中学，后来又转到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只读了一年就撤退到长沙，最后在西南联大附中毕业。我要考哲学系，父亲不同意，所以进了数学系。可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就选修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课，三年级选哲学课，金岳霖、沈有鼎先生的课我都听了。

张：数学课学得如何呢？

王：我的数学也读得不错。杨武之先生讲代数，用的是狄克森（L.Dickson）的原版书，后来也讲过范德瓦尔登（B.L.Van der Waerden）的《代数学》，程度相当高。杨先生劝我专心数学，但我没有听，还是喜欢哲学。不过这些代数知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1943—1945年间，我是联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那时联大的硕士水准和美国的博士水准差不多，要求很高。

张：您怎样到美国去的呢？

王：1946年美国国务院有几个公费名额给中国，数学系和哲学系都推荐我，我就被录取了。到哈佛大学随奎因（W.V.Quine）教授学习哲学。那时哈佛的课程我在联大差不多都学过，而且用的就是原版。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著的《逻辑哲学论》，是沈有鼎先生讲的，所以到哈佛很适应。8个月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当时我不想拿学位，认为做学问就行了。可是导师说，学位是不值钱，可是你如果没有学位来说学位不值钱，人家就不相信了。于是用一年时间写论文，在1948年2月完成，顺利经过答辩。总共用了两年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

张：毕业论文水平如何？

王：毕业论文没有多大意思。那时我的导师喜欢搞集合论和公理化体系，周围的人想搞，但是数学功底差，搞不动。我就把他们的实数公理拿来，用更少的公理推出更多的内容。导师很欣赏，称之为“精简的本体论”。也由于导师的帮助，毕业后还拿到Junior Fellow（研究助理）的席位。这个席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不必教书，只管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所以大家都想拿它。每年哲学系几个高年资的教授投票选6～8名年轻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现在仍然如此。我是拿这个席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张：我注意到你在1952年就当选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院士。

王：那是一个民间组织，大家推选。我的导师欣赏我，一推荐就当选了。那时人数很少，只几百人，现在多得多了。

张：你后来怎么会去英国？

王：我做完一年的“研究助理”，又得到Society Fellowship（学会研究员） 的位子，接着还到苏黎世工作一年，前后三年，潜心做研究。1951年回到哈佛教书。1953年，父亲来信劝我回国，告诉我祖国大陆实行工业化，需要人才。北大马寅初校长也来信聘我为教授。我想，光是懂得一些哲学怎么对工业化作贡献？于是就开始关注和逻辑相近的计算机科学。这需要准备两三年。另外，中美关系紧张，朝鲜战争还在打，到英国去比较容易脱身。所以就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请，1953—1955年在那里研究哲学和逻辑，实际上是用逻辑研究计算机科学，1955年能够发表计算机方面的论文。1956年起，他们聘我做 Reader，待遇不错。Reader相当于准教授，薪水与教授很接近。一般是一个系设立三个教授，三个Reader。我本打算1957年回国的，可是1957 年国内反右运动，父亲被划成右派，回国事情也就搁下了。这样在英国待到1961年。

张：听说您身在剑桥教书，就公开发表演说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以至后来台湾不选您做“中研院”的院士。但是您是英国科学院的院士。

王：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自然科学院的院士。人文科学的学者则可以当选为科学院的成员。中国人当选的有陈寅恪、夏鼐、赵元任，我是第四个。

张：后来还是回到哈佛。

王：哈佛重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研究，给我戈尔登·马基（Gorden Mackey）讲座教授的名义，当时很轰动。我是第一个应聘为哈佛的讲座教授的中国人。

张：从哲学转到计算机，这个弯子很大啊！

王：其实所用的数学并不多，只不过那时懂点数学又能注意逻辑的人不多。因为刚刚开始，初创的东西容易受人注意，一时间声名鹊起。IBM公司、贝尔电话公司先后聘我去兼职。在那里我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有些已成为经典。例如“王砖（Wang Tile）”等，在物理学上也用得上。有一天，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在结晶学上用了我的结果。

我还因此得了人工智能国际联合会和美国数学会联合颁发的首届“里程碑奖”。

张：可你后来又回到了哲学。

王：本性难移。最终我还是回到年轻时向往的哲学研究。在哈佛很忙，博士生很多，要上课，指导很多论文。学生中有些很出名，如库克（S.A. Cock），在P=NP问题上贡献很大。

张：您有华裔的学生吗？

王：没有。许多留学生只做中国哲学研究，比较方便。但是我偏要研究西方哲学，而且还要影响西方哲学。如果我在IBM工作，也许会赚大钱，但是我的内心里不想做这类麻烦事。我有我的梦想：研究哲学。1967年起，我希望钻进哲学的象牙塔里去。于是辞去哈佛的教职来到洛克菲勒大学，不必教书，只要写作，很合我的胃口。至今已经20多年了。杨振宁希望从普林斯顿的象牙塔里出来，我却希望能够钻进去，真是人各有志啊。

哥德尔

张：您怎样和哥德尔开始合作的呢？

王：1960年代我们通过信，从1971年，则开始密切接触。我大约每两周一次，用一个半小时从纽约到普林斯顿，和哥德尔会见，谈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哲学。因为懂逻辑、喜欢哲学，也知道一点数学的人不多，所以我是能够和他谈话的合适人选。我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哥德尔是想用数学改造哲学，把哲学弄成数学一样。这我不能同意，但是他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

我们开始时谈得很随便，我也没有记录，更没有使用录音机。后来渐渐地觉得应该记笔记，他也不反对，有时还把铅笔削好递给我。1987年，我写成《哥德尔的反思》（Reflection on Godel），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一章谈哥德尔自己的哲学，现在把它抽出来，另写一本书叫做《与哥德尔的谈话》，目前正在写作中。

张：你的哲学偶像是谁？

王：对我影响大的哲学家是康德、马克思。从师承关系来说，则是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王浩。他们三人都是我的老师。

张：您的哲学思想能够简单描述一下吗？

王：我主张的哲学可以说是“事实主义”，或者说“抓大事主义”，英文是 Factual。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哲学太专业化，弄得不是专家就没法懂得哲学。我的目标是搞超越专业化的哲学，不钻牛角尖。让年轻人对世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和马克思的目标相近。不过哲学也不能空，既要用专业知识，又不能侵犯别人领域，这界限不容易划。无论如何，我不搞经院哲学。

张：您怎样看数学和哲学的关系？

王：我在1950年代到哈佛的时候，数理逻辑很热，我也被卷进去了。那时搞数理逻辑，50%数学，50%逻辑。现在是90%数学，10%逻辑。哲学系的逻辑不行了。现在的数理逻辑，只是搞集合论的少数人懂，大多数人不感兴趣。我是把数学作为工具使用，我的哲学要能够概括现代的知识，做到通俗易懂。

（有所删节）

王浩1978年写给吴文俊的信

张：您对中国哲学研究有什么建议？

王：现在两部分人对哲学和逻辑有兴趣，一部分是计算机科学教师，一部分是自然辩证法教师。我想帮助这两部分人。

对于中国的数学教师，我推崇吴文俊的工作。他真正见了实效，比国际上的许多工作要深入。

张：最后请您谈谈访问中国的感想。

王：我是1972年随任之恭、林家翘等一起回去的，回去后内心非常激动。看到许多老师，如周培源，他教过我们力学。回来之后写成《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在香港发表。中间对“文革”中的中国现状有一些溢美之词，招来不少批评。但我不后悔，反而继续研究。1979年在香港《广角镜》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算是研究的结束，以后再也不写了。

张：现在怎么看这些文章？

王：当然有许多错误。我是搞逻辑的，只有前提正确，用逻辑方法推出来的结论才能正确。我当时看到的事实不全面，前提不对，文章自然要出错了。

张：动机是好的。

王：那是。有人说我“拍马”，那是没有的事。我为何去“拍”？何必去“拍”？不过是爱之心切而已。我父亲说过：“谁能把中国弄得强盛，我个人做灰孙子都行。”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