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心理学概念]

不同的测量工具是根据同理心多样化定义和内涵编制的，每一种测量工具都有对应的理论基础，具体表现在测量单一成分的认知性同理心或是情感性同理心，还是测量兼具认知和情感双成分的同理心。

单一认知成分测量

Hogan（1969）设计的共情量表（the Empathy scale,简称 HES）是最早被用于测量单一认知成分同理心的工具，早期被多研究采用。在编制量表的过程中，首先 Hogan 向几名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学生介绍同理心的定义，认为同理心是一种在没有真正体验到一个人的感受时通过认知或想象来了解另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然后采用 64 个项目，形容一名同理心水平高的人，让被试选择“是”或“否”。Hogan报告了量表在成人中具有良好的信度，信度范围在 0.71—0.84 之间。Johnson、Cheek和 Smither(1983)对 Hogan 的同理心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发现四个因素分别为：社交自信、平稳心情、敏感度和不墨守成规。但 Baron-Cohen 和 Wheelwright（2004）指出这个量表只有“敏感度”因素与同理心最具相关。在此之前，Froman 和 Peluquin（2001）也提出，HES 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较低。因此，Reniers 等人（2011）认为 HES 只侧重认知性成分的同理心，情感性成分的同理心并未突出。

单一情感成分测量

Mehrabian 和 Epstein（1972）根据评估个体对他人的情绪产生感同身受经验先天倾向的结果，编制了情感性同理心量表（The Questionnaire Measure of EmotionalEmpathy，简称 QMEE）。该量表有 7 个维度：分别是：对他人情绪感染的易感性、对陌生人感受的了解、高度的情绪反应性、易受他人正面情绪影响的倾向性、易受他人负面情绪影响的倾向性、同情他人倾向性、帮助弱者的自发性。一共有 33个条目，使用 9 点量表计分，从-4（非常强烈不同意）到+4（非常强烈同意）。Mehrabian 和 Epstein（1972）在研究中证明了该量表能有效预测被试助人行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认知与情感成分的多面向测量

Davis（1980）根据同理心的四个向度编制了人际反应性指标量表（theInterpersonal Reaetivity Index，简称 IRI）。该量表有四个分量表，从多维度测量同理心的四个主要成分，四个主要成分分别是：（1）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指自发的理解他人心理观点的倾向。（2）幻想（Fantasy）：指想象自己是一个虚构的角色时产生的想法和行为。（3）关怀（Empathic Concern）：指同情、关心痛苦的人。（4）个人痛苦感（Personal Distress）：指个体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下所产生的焦虑和苦恼。以五点量表式计分，让被试从 0 分（最不像我）到 4 分（非常像我）作答。Davis（1983）将 IRI 工具运用到正式施测中，被试分别为 677 名男大学生和 667 名女大学生，结果表明该测量工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人际反应性指针量也被用于测量非正常人群和精神病患者，同样也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IRI 工具中的 4 个分量表中的 3 个与同理心直接相关，幻想分量表虽然有些条目与同理心相关联，但是实际上他们更能反应出想象性和情绪性自我关怀之后，有许多国外学者也借鉴 Davis，试图设计从多维角度测量同理心的测量工具（QCAE，Reniers，Corcoran，Drake，Shryane，&Vollm，2011）。而在国内，则有很多学者引进 Davis 的 IRI 工具进行翻译和改编。我国台湾学者詹志禹（1989）经过 IRI 原作者 Davis Mark 同意后，首先进行双向翻译，而后采用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中作了信效度的测试，并将原来量表中 28 个条目改为 22 个，采用李克特式五点评分方法，从 0 分（不恰当）到 4 分（非常恰当），编制了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因此版本并没在国内大陆广泛应用，而且基本局限在发展和教学心理学领域。故张凤凤，董毅等人（2010）对詹志禹改编的IRI-C版本进行适用性检验，对160名精神病患者和148名正常者进行测试，并让 2 名心理学专业教授参照英文版量表将中文繁体版量表改为中文简体版量表，施测结果表明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同理心评估工具应用在中国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