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德才：中国社会管理存在哪些误区？
厦门 尤德才
20多年前，有位美国管理学者来华讲学中说：“世界各国都重视管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中国”。这位美国学者的话，按他们的理解是对的，但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国一向很重视管理的，我们建立了世界最庞大的管理干部队伍和培养大量管理人才，这不是搞管理吗？问题在于“管理”认识不同而造成。
事实上，多数中国人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有个科学管理问题。但对“管理”的理解与认识仍然不足。不少人只知道有家规国法就够了，仍然沿袭习惯与紧跟”、“高举”相适应的那一套的工作方法和思考方式。不知道管理理论丛林现象及纷呈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更不明白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一门哲学，对管理认识主要存在以下误区。
一、“管理”一词给大多数国人感觉到带有控制、安排、居高临下的味道。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为社会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的管理。
在中国，“管理”一词往往给人感觉到带有控制、安排、居高临下的味道。从政治角度来讲，管理就是“统治”，从军事的角度来讲，管理就是“指挥”。以至形成官员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气氛和环境。不懂现代社会，管理者工作主要不是靠强制权，而是靠影响，指导和服务。在社会管理中，往往只讲维稳，不讲维权。只讲民生，不讲民主。
譬如，有些领导一听到加强管理，第一个反应就是控制，由此制定一系列严格的制度，仿佛管理无非就是制定规章制度。虽然，规章制度有制定必要，但如果一味迷信规章制度，忽视人们心里的承受能力，会使人们心理损耗增加，失望、不满、忧恐和冲突就容易在组织中发展蔓延。压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产生离心异已的倾向，降低了工作效能。迫使组织更频繁地使用制裁和惩罚权，这又会造成激烈的心理对抗，在组织里产生恶性循环。持久下去，就会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有能力制定制度，却无能力实施制度的现象，制度尊严被损害而失去存在意义。逐渐陷入管理混乱和脱序，最终导致组织基础崩溃。目前许多社会组织就处于这种困境中。
二、管理是一门科学、艺术和哲学有机相结合的深奥的学问，其实践是一门极强的艺术。管理的研究对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系统，而非物理、化学那样较为专业的学科等意义上的机械系统。前者是无法在实验室环境中精确模拟和复制的。
因为，管理工作是一个集体的力量，它要求与别人有较强的合作能力。管理能力是一种智慧的表现，管理实践与其说科学，不如说是艺术。所谓艺术和科学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规律可言，也无法用规范化的教条概括。也就是说，具有管理知识，并不等于具备管理能力，管理能力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智慧即是知识综合和升华而成，但又超越学科界限的。要把管理知识转化为管理能力，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涉及每个人的所处环境和经历，吸收能力和和逐渐的渗透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无形过程，跟管理者的个人品德修养、个性、风格有很大关系，至少无法用考卷来确定管理能力。
例如，优秀技术人员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管理人员。他们虽然具备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然而，这本身并不足以构成管理才能。因为，管理就是要通过他人完成工作，优秀管理者是通才型。然而，如工程师习惯自已动手，这样，曾经是工程师最引以为荣的财产就可能成为他最严重的损害物。而且，对技术管理者来说，他必须学会一件事，就是要防止坚持用同一样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的作法。因为管理问题-般来说，头绪复杂。就一个医生来说，病人的主诉便是问题中心，但管理者是和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事件本身很少告诉问题中心。更不用说实质问题。管理的特点同技术和科学相反，它不重视对事物进行具体的和有形的测量，而且不需要掌握全部事实，一切决策均要包含承担风险。这也部份说明好的销售人员不一定成为好的销售经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成为好的教练的道理。
若单纯通过文凭、凭知识多少人，甚至是政治化选拨管理者，或大学生直接当村官是有偏颇的，甚至是有害的。结果把一些自学成长，确有经验的人硬拉下来，把一些不合格或不适合搞管理的人推上去。结果组织非但没受益，却引起领导层更加不稳定。管理学者不一定成为好的管理者，思想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得以说明。
当然，缺乏管理原理和概念的知识，就会对管理者的工作造成危害，而且要提高管理技能也是困难的。但是，学习管理知识，掌握管理技能并不一定要通过正规管理教育方式。有足够证据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在他工作领域内以实践的方式来学习管理，通过训练自学和体会来掌握，这点翻开企业家、政治家名册就不难发现。
三、在社会活动中，管理成功不一定管理有效。
可用这样例子解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领导直接监督，就能得到成果。但是，他一离开产量就下降了，废品损失等现象增加了；成功的领导者有时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领导者，有效的领导者有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领导者。换句话说，那些晋升最快的人不一定都是品德最高尚，工作最出色，知识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人；盈利最多的企业，不一定是最有活力的企业（如垄断企业）。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中，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的法国大革命“悖论”；苏联帝国倾刻崩塌；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为什么那么短命等等，都说明了管理或改革成功但不一定有效的案例。
有效管理就是即需要工作完成，也需要连续不断的合作。即管理有效不仅工作做得好坏有关，也要有利于社会和组织长期健康发展，以及组织成员积极性、责任心等心理状态有关。管理成功只是与工作做得好坏有关。
说白一点，管理成功往往带有很多的短期行为。如“运动治国”往往会出现“运动误国病民”，或高压管理往往是无效。因为矛盾源头并没有解决，没有根本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加深社会矛盾，酝酿着更大的社会风险，大都是短期行为，乱折腾。只会造成恶性循环，种下价值观混乱、内耗、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隐患。最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需求和欲望不断增加，或人们不断的觉醒，对权益和自由，对公平正义的会有更多追求等等，“运动治国”或高压管理迟早要被抛弃。
今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学习古人大禹治水，懂得有疏有导。和谐社会大都“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才能良性循环。 如果社会稳定连反对声音都没有，一点涟漪都没有，就是死水一潭，就会腐臭。高压下的稳定是表面的、短暂的，不可能真正的稳定；把社会管理简单地等于管制、控制等刚性管理方法高压处理，却忽视民众参与，保障公民权力，疏导劝说等柔性管理方法。势必恶性循环，陷入忙碌的维稳“漩涡”中。
四、管理要与世界接轨，管理也要符合国情。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也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并反映这一条件的要求和影响的理论和方法才是可行的。管理大师德鲁克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这样写道：“管理越是能够利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与理念，则其成效就越大。”
例如，厦门TDK公司并没有照搬日本公司的终身顾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等所谓企业成功三大法宝，而是结合中国国情，采用提出了干部管理本土化等等，使管理与更多的文化要素相适应，取得很好的管理效果；说明管理与国情有关。
也就是说，管理学科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普遍性），更具有社会属性（特殊性）。自然科学技术可以无国界，到处通用。但管理必须根植于国情、民情，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以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任何脱离和超越历史客观条件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或激进和滞后改革，社会将付出极大社会成本。
五、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
任何组织都需要简单、明了、一致的目标，公布于众并反复强调。因为主管人员不可能同时哪儿哪去，许多决定是在主管人员不知道的情况下作出的，组织的目标所起的作用就是给组织成员提供一个“指南针”。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促进和推动组织的各项工作。
譬如，所谓企业文化，其含义之--就是企业上下对共同目标和共向价值的承诺。没有这一点，就象一群鸟合之众的组织。在当代，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开始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技术--社会--心理的多元系统。
过去那种“那里最艰苦，领导就出现在那里”的模式，尽管十分必要，但无法适应现代化。评价一个管理者的标准，主要看效果，不在于管理者如何拼命干。因管理如同打高尔夫球，关键不在于您怎么打，而在于您赢了没有。一个管理好的企业，并不都是呈现出一片繁忙的动人景象，而可能是会使参观者觉得乏味，这是因为企业已经将预料中的危机化解为日常程序。经营理念也从“X”理念转化为“Y”理论，乃至“Z理论”....。对待部属施予小恩小惠或给予惩罚，其作用将日趋减少或不适用，而是要求尊重自主性……等等一些变革。“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六、一个的管理者的价值或危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它常常左右职员的一生，组织的命运,甚至是国家前途命运。
譬如：有的职员本来就觉得自己不行。如果领导也这么认为，那可能使职工丧失信心或毁了他。这种事情非常滑稽，尽管根源在于他自己，可又不能指责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变国家前途命运，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事实上，管理工作是件忍辱负重和痛苦的工作。不愿付出代价或意志薄弱者，是很难做好管理工作。因为优秀管理者决不会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内心常受到为公为私、主动与被动，金钱与良心等一对对矛盾的冲突和煎熬，甚至来自家庭和亲朋好友的埋怨、误会和委曲特别是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改革，需要花一定的代价。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管理，从根本意义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和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才能调动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管理、科学、技术是各国现代化的三鼎足，管理还摆在前位。因为要把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重现管理。管理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础。管理是无形和动态的资源，是凝聚很高的人类智慧。如同科学技术一样，管理也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生产力。越来越多迹象表明，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只是管理落后的国家“。中国目前的情形，大致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