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被害最堪悲 ---易学宗师为什么死于非命？

儒者以理义精纯为贵，所谓精义入神。理义不纯，不仅影响政治智慧办事能力，还有可能因缺乏保身的明哲而影响生命安全。汉朝大儒京房、萧望之就因此而死于非命。京房是易学术数大师，而且是宗师级人物，死得特别可惜。

京房

京房易是易学的一支。传孔子传易于商瞿子木，再五传至齐田何子庄，再三传为孟喜，孟再传焦延寿，焦氏终传京房。京房易一大特色是将六十四卦分为八个宫，每宫以一个八纯卦为首，统率七个卦，分别称为一世卦、二世卦、三世卦、四世卦、五世卦、游魂卦、归魂卦，统称为八宫卦。为了记忆方便，我曾经作了一套《八宫卦形象记忆口诀》（略）

京房于汉元帝时立为博士。屡次上疏，以卦气、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后因劾奏中书令石显专权，为石氏所忌，下狱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汉书·京房传》记载了京房劾奏石显的过程和内容：

中书令石显专权。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按。”房曰:“知其巧按而用之，将以为贤邪?”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痞，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因免冠顿首，曰:“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有心人不能发现，京房对石显的指控并无实质性的罪恶事实作为依据，纯属推理， 因为《春秋》所记灾异尽备，乱象频生，所以石显必不肖，必是为乱者。为什么归罪于石显呢？因为石显最受宠幸，权力最大。京房言之凿凿，元帝表示已经知道了，明白了，显然不怎么相信。

京房纳甲之说

京房曾对元帝说：“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以功举贤，以罪劾不肖，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刑法为准绳，不能“以毁誉取人”。他对石显的指控，恰恰空口无凭，缺乏证据。

京房因此得罪了石显，很快被排挤出中央，调去做地方官。京房给自己占了一卦，卦象是君臣隔绝，君疑臣危。他立即上书，希望元帝留下自己，或者给自己与元帝保持直接联系的特权。

然而已经无可挽回，京房离开京城不过一个月，就被石显等人诬告说：“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遂下狱被杀。

京房对元帝劾奏中书令石显专权乱国，出来后就把谈话内容对御史大夫郑弘说了，又告诉了自己的学生兼岳父张博，以致君臣密语外泄。这就有违易经系辞的教诲：“君不密失其臣,臣不密失其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结果“房、博皆弃市，弘坐免为庶人。”（《汉书·京房传》）

京房至少犯了三个错误，一是守口不牢，机事不密，如前所说；二是知人不明，过于信任元帝，低估了元帝对石显的信任。萧望之就是前车之鉴呀。此前，宦官石显逼死了元帝的老师萧望之，也是口头谢罪了之，石显“免冠谢”，事情就揭过去了，可见元帝对石显宠信的深厚。而京房受到的信任尊重就很有限，远不如萧望之，更远远不如石显。

注意，元帝是昏庸，不是坏，不是邪恶残暴。史称元帝“柔仁好儒”，柔则固然，优柔寡断无主见，好儒好仁则只是妇人之仁。他既信任奸邪，又尊重贤能。正如白居易在《读汉书》诗中所写：“奈何西汉末，忠邪并信之。不然尽信忠，早绝邪臣窥。不然尽信邪，早使忠臣知。优游两不断，盛业日已衰。痛矣萧京辈，终令陷祸机。每读元成纪，愤愤令人悲。”

汉元帝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元帝：“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说得没错。然君子对于如此不明之君，纵欲效忠进谏，也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的稳妥，不能莽撞行事，白白牺牲自己和亲友同道。象京房那样弹劾石显，难以奏效是不卜可知的，甚至“身死而功不成”也在意料之中。

后来的大儒蔡邕之死，也是因为几事不密和信任了比元帝更加不值得信任的汉灵帝。关于蔡邕之死，我在《儒家大智慧》一书中有介绍，兹不赘。

京房犯的地三个错误是，不知时机。《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打好基础，做好准备，等待时机有利再行动。《系辞下》又说：“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见机而作，也包括“可以不死”的时候避险的及时。

《系辞下》说：“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君子于民当修此三者，于君也当如此。自己立足未定的时候，尚未与君主深入交往而获得高度信任的时候，就得不到君主真正的支持，那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或谓京房易擅长于灾变，然不明消息盈虚之理，语默进退之机。通俗地说，就是不知时机，不通人情。传京房的老师、也是位鼎鼎大名的易学大师焦延寿曾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可见焦延寿对这个学生的缺陷和弱点颇为了解。

《汉书京房传》在评论中罗列了遭受政治迫害的几位西汉名儒，最后指出京房之取祸，是因为政治幼稚和不能保密：

“汉兴，推阴阳灾异者，孝武时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衰、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戳，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深浅，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乎！”

《两汉三国学案》作者唐晏认为，京房及萧望之不免于祸是因为他们经术不纯：

“京房以儒者明易，而能通阴阳、五行、消息之宜，可以通天人之际，达万物之情矣。且其除奸之志甚勇，造膝之谏甚密，宜可以保其始终利贞矣。然终不免于恭、显之诛，卒死于奸人之手，岂其经术之未醇欤，抑其于经犹未如其术学之深欤？元帝之世，经术如房及萧望之，皆不纯乎经术，故皆不免乎被祸也。”

这个判断最为准确。“于经犹未如其术学之深”，意谓他们的经学修养不如术学修养深厚。术学即象数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即义理派和象数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分别属于两派。其中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归入象数中的术数派，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归入义理派。唐晏认为京房虽然精于术数，然于儒理则不够精醇。

值得一提的是，京房死后四年，43岁的元帝死于未央宫；京房死后五年，专权16年的石显被汉成帝解职归乡，途中忧愤交加，郁烦不食而死。杀贤害士，最容易恶化命运，自绝于人道和人类。

未央宫

京房为除奸而死，毕竟颇有意义。两汉中儒者死得有意义者不少，但也有不少正人君子，死得毫无价值，或者莫名其妙，令人叹惋。

例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郎顗，精通群经，通晓京房易学，善风角星算。隐居海畔，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延致学徒常数百人。顺帝征之，郎顗上书建言荐贤，义正理明，言事多中。

同县有个叫孙礼的人，自居游侠，积恶凶暴，与其同里人仰慕郎顗的名誉德望，常想与郎顗亲近交好。郎顗不顾，因此结怨，遂为孙礼所杀。

这就死得太不值得，毫无必要。通儒通易之人，对于自居游侠而仰慕自己的地方流氓们，何妨略赐颜色，引之上正道。不然，也应有免祸之法，不当死在这种人手里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何况作为天之骄子的君子。

对于随随便便牺牲生命的儒者，孟子有一句教导正中肯綮：“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程门四大弟子杨时也有一句话说得好：“若使死可以救世，则虽死不足恤……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须死得是。”

君子超生死，不怕死，但也要死得对，死得好，死得正确，死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来。千万别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大好生命，草菅自己的生命也是草菅人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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