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夏衍的精粹
晚年夏衍
■ 水晶般的清晰
在大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乃至寒酸的房间里，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我说：“上个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的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34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七年。
他永远是那么敏捷、条理、言简意赅，不打磕巴儿，不模糊吞吐，不哼哼哈哈，节奏分明而又迅疾，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90多岁的人。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他早就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了，然而他从来不拿哪怕是一点点官架子。说起待遇，他说五十年代有一回他出差到某市，当地按照他的级别给他安排了房间，“那房间大得太可怕”。他说的时候似乎还“心有余悸”。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邓友梅同志称他与另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作家为“首长”，他立即打断，说：“不要叫首长。”
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对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动向感兴趣，而且像青年人一样幽默，在这方面，他永远不老。
■ “夏味幽默”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与一些官样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毕生奋斗经验的结晶，寄大希望于年轻人，令人感奋不已。
对各种问题他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
华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一个《当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领导要我求夏公给写个序。考虑到夏公的高龄，我起草了一个提纲供他参考。夏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各人文章写起来风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无法使用我代为起草的提纲，他自己一笔一画地另外写了颇有见地而又清澈见底的序言。他还对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说：“按王蒙的那个提纲去写，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嘛，怎么会是夏衍写的呢！”就这样，他老人家把我的提纲“枪毙”了。但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他声称他的序言里已经吸收了我的提纲。我也就假装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心中暗暗为老人喝彩叫绝。
提起文艺界某些小圈子现象，夏公不火不怒地笑着说：“我看他们一个是‘鲁太愚’，一个是‘全部换’。”他用了韩国两位政治家的名字的谐音，令人忍俊不禁。然后他又俏皮地说：“有些人现在是分田分地真忙了，但是谁知道分了地后长不长庄稼？”
我从没有看到过他为了小人得志的事儿发怒，他也从来不向我抱怨诉苦，他也从不炫耀自夸什么，从无得意扬扬之态，正如从无怨天尤人之语。他从不谈个人，也不说任何个人的坏话。对于个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恩怨，他一贯认为是小问题，这样我也就不好意思向他抱怨任何人。对他来说，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他自己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每天细细地看书、看报、听广播，只关心大事。
小事当然也有，例如养猫与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实况转播。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与世纪同龄的他居然半夜里起床看球并如数家珍地有所评论，这真是一绝。
在大六部口住所的院落里，有两棵丁香树，一紫一白。1990年开花时节，我去赏花，打从年轻时候我就喜欢丁香。夏老那天也高兴，扶着拐杖出来看花，看小猫在房上跑，他还兴致勃勃地说是它也喜欢石榴花。那场面很像是一幅水墨“新春行乐图”。
■ 清清白白地走
人老到一定程度，会有一种特殊的美：那是无限好的夕阳，个性已经完成，是非了如指掌，经验与学识博大精深，知止有定，历尽沧桑，个人再无所求，无欲则刚，刀枪不入，超脱俗凡，关注人生，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和事，洞悉一切花拳绣腿，既带棱带角，又含蓄和解，一语中的，入木八分，一言一笑都那么有锋芒、有智慧、有分量、有原则、有趣味而又适可而止。
那年元月初，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看望他。我们谈论的是社会治安问题与《人民日报》刊登的胡绳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那天他精神很好，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说曹操曹操就到，说着说着胡绳同志进病房来看望夏公来了。据说那是夏公去夏病情不好住院以来情况最好的一天。
1991年3月，冰心与夏衍参加活动留影
倒数第二次与夏公（昏迷前）的见面是1994年11月底。他那天十分疲劳，静卧在病床上。他已经卧床数日了。见此情况我稍事问候便起身告辞，以免打搅。夏公平躺着衰弱地说：“有一个担心……”
我连忙凑过去，以为他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他继续说：“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了。他们懂得市场吗？如果不懂，他们又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来呢？”
我感到惊讶。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夏公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文学事业。
1992年与巴金相聚在杭州
他的离去也是颇有自己的独特风格。1995年1月21日，他清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发了点脾气，摔了一样器皿。于是他自觉不对头，找了子女来，从容地、周到地、得体地吩咐了后事。他说，在他95岁生日的时候有关方面搞的活动，对于他有一个评价，除去溢美的水分，他自己还是满意的。他希望自己走了以后，不搞什么活动，把骨灰撒到他的家乡——浙江钱塘江里。谈到料理后事的时候，他还提到了陈荒煤与王蒙的名字。两个小时以后，他昏迷过去，从此再没有苏醒过来。他一辈子清清白白，走也是清清白白地走的。
（摘自《踏遍青山歌未老》，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