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论大学国文（四）大师也会有偏见

  何二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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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是语文大家，这些年也被封为“大师”，有《跟大师学语文》系列丛书为证。这并不奇怪，大师就是后人追封的，所以民国时候编大学国文教材，有“生人不录”的规定，今天又有季羡林死活不肯接受“大师”封号的事情——人还活着，就顶着“大师”头衔招摇，反倒是会招致物议的。如此说来，今天为什么没有大师的某某之问，或许是个伪命题。

叶圣陶|语文大家

本文要说的是：大师生前也会出些差错，譬如叶圣陶就说过一些对大学语文不利的话。194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这两句话对大学语文很不利：一是把大学语文说成是后来才有的课程，而且时间非常靠后；二是把大学语文说成是补课性质的课——虽然在他之前之后也有很多人这样说，但他后来被封为大师，所以影响特别大。

其实在此一个月前，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过同样的话，只是影响没有后者大。他说：“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不必再在普通文的阅读与写作上费工夫了——现在大学里有一年级国文，只是一时补救的办法，不是不可变更的原则。”

甚至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重开大学语文课，他还说过：“大学里的写作课如今虽然还处在增长的趋势中，将来总得取消。按理说，大学不应该以宝贵的学习时间使学生补习中学的功课。”他这里说的大学写作课，但我猜想实际上也是暗指大学语文课，只是当时匡亚明、苏步青等有分量的人物都支持开设大学语文课，叶老本身又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不喜欢与人争持，所以采用了这样比较委婉的说法。

叶圣陶先生主要是中小学语文领域的大师，他从中小学语文本位出发说这些话，本来也无可无不可，奈何我以小人之心度大师之腹，做了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叶老真的有理由讨厌大学语文这门课。

叶老很早就与大学教育有过几次接触，但每一次似乎都不愉快。1922年他受蔡元培邀请去北大预科做讲师，主讲作文课，但仅一个多月后即离去，原因是北大欠薪，夫人分娩在即。1923年秋他应郭绍虞邀请，到福州协和大学教新文学，十二月初即辞职回沪，原因是水土不服。这之前还曾在复旦大学兼国文课，时间也很短，是否愉快不知道，但到了1938年复旦再邀他去授课时，他却与人诉苦说：“早已立志不作大学教员”，“但复旦方面不断纠缠”，“不容分说”，“非去不可”……

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武汉大学，当时是抗战时期，武大迁址四川乐山，叶老在重庆，文学院长陈通伯素知叶氏对国文教学极有研究，遂卑辞厚礼，聘请他来武大任教，并让他领导全校大学国文教学工作。那一阵他心情真的很好，觉得有了用武之地，在给夏丏尊写的信中说：“弟现在不只作初中国文教师，且作大学国文教师，……若教了一年半载，实际经验一定不少，……可以编一部国文教学法的讲义矣。”此计划如若实现，那真是大学语文之幸，可惜好景不长，在大学这种文人相轻的地方，最看不得有人被重用，加以他是搞新文学的，而武大向以保守著称，于是遭人暗算排挤。手段也很低劣，一是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课，而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他气不过就问：“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回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再是派人听他的课，把他讲课时候的吴侬软语都作为“不通”的证据。于是不到一年，又被排挤走了。这一年，正是“民国二十七年”。

在他有点走投无路的时候，得到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的聘请，任教育厅教学科学馆专门委员，从事中学教学的计划和研究工作。从此在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领域，他才真正如鱼得水，成为此一领域的大家、大师。此后他与大学语文就没有多少关系，大概唯一的一次，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初，领导过大学国文教材的编写，也不太愉快——此事我在《讲政治不能挽救大学语文》一篇中讲过，在此不再赘言。

大学语文这门课前前后后给叶老留下这样不愉快的印象和回忆，他于是不喜欢这门课，说几句不利于这门课的话，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我翻出这些陈年旧事，真正想说的意思是：大师也是人，是人就会有各种情绪，对于大学语文这门课，我们还是要再听听其他大师们的意见，这将是下一篇的内容。

（录自我即将出版的《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一书）

何二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大学语文”专职教师，中国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大学语文研究”网站站长，“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190089416）群主。网络化生存，体制外行走，这里有大学语文界的独特风景。文章公众号：大学语文终身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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