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埔街杂忆 探戈起舞

2020-8-4 7:13

                                                      文/林肖

                                   楔子

       福清置县已一千三百多年，古时所谓的“七街三十六巷”，到如今却只有传说意义，或者说“老街”的概念只在于历史久、名字古，而街容并不老。在九十年代的旧城改造运动之后，福清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街了。

        后埔街是一条不老的“老街”。

        后埔街有多老？没人讲得清楚；至于为什么叫这名字，谁给定的名，也没人有兴趣。一个名字，既然传叫开了，一般就归于前定的认知，无人且无从考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后埔街是那场旧城大改造的标配产物。清一色的商住楼从街头绵延到街尾，仰望眺望有森然感，楼距狭小，像是留出几道供人喘气的罅隙。模样虽然变了，街市依旧热闹，四百多米长的街上汇聚的超市、学校、银行、餐厅、食杂店……仿佛组合成一个功能强大的肺，吞吐着大量人气，烘托出孜孜不倦的人间世，而旧日地盘上的时间始终像个大大的破折号，横亘在来往于此的人们当中，尽管有人徜徉，有人观望，有人不屑一顾。

        算起来，我在后埔街上居住、行走的时间已达四十年。当年在街头和伙伴们奔跑、玩耍的孩童，如今已近知天命，一身中规中矩的行头，白发也多了起来，犹如阳光下驱散不去的重重心事。每天，我经过这里，总感觉这条街好似一副挑子，一头是蒙昧童年，一头是现实中年，我需不断调整挑子在肩膀上的受力点，平衡着思绪的过去和奔忙的现在，以及麋集于岁月烟尘中的种种有形和无形之物。

                                 老街的脸

        旧时，后埔街邻近福清城关的北门，呈南北纵贯走向。八十年代初，我随家人搬到这里时，街北端是向阳小学，南端是华侨大厦和人民广场（街心公园前身）。华侨大厦虽然只有五层，却是当时福清最气派的建筑物，在后埔街的一片低矮平房中，已如鹤立鸡群，占尽彼时风光。街左侧立着县教育局和师训班的办公楼，同样五层，登临楼顶可以俯瞰全城。后埔街往北，红褐色的瓦屋顶连绵一片，融汇成贫瘠岁月里执着而深沉的色调，在八十年代天空的映衬下，有种难以言说的朴素和忧伤；同时又不断蒸腾出热度，温暖着一部分早已寒凉的记忆。

        作为老街，两旁一溜是平房老屋，中间坑洼破旧的路，这些都再平常不过。街边参差兀立着几株马尾松，算是尽到了“绿化”的义务。马尾松作为那个年代广植的树种，虽然常绿，却难给人以蓬勃之感，如此立于街边，便使本就恹恹的街的气息又低落不少。八十年代初的后埔街大抵岑寂。自行车在当时算是高档货，到后来才渐渐多起来，汽车更不多见，偶尔还有马车辚辚驶过，就连农民赶着一两头牛或五七只羊招摇过市，都属司空见惯。因而，街虽破败，却少喧嚣拥堵，行走也无规则约束，刚进城的孩子更可以撒开脚丫子疯跑、打闹，和在田间地头没什么两样。

        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破”和“贫”一旦失去了对照，也就不觉其破，不觉其贫，何况老街是借以谋生的，谋生既为天命，它的脸长什么样，自然不重要，住在其间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无须怨天尤人了。

        ——日子，仿佛谙熟了清贫和单调，天光渐亮连着夜晚的呼吸，灯火阑珊处仿佛可见清晓中露出轮廓的屋顶屋脊。后埔街的脸似乎总是这样，四季感并不分明，所谓天时、世情在它上面激不起什么波澜，反倒有种漠漠然的庸常和运行在轨的熟稔，支撑着街民们不舍昼夜的如水人生。但你如果细看，会看，又会发现它和人一样，会睡去、醒转，会打呵欠，会沸腾。它的脸色，或木或喜或晦，看似容易捉摸，却又很精明，淡淡地，偶尔也激动一下，都笼罩在街面的坑堑、屋顶的瓦片和商铺门口的简易招牌上，纠缠着盘桓于此的时间和人，无论是得意的魂、忘形的魄，还是微微的喜、隐隐的痛……

        春潮泛滥的日子，整条街像被濡湿了一般，从里到外，由远及近，水分子在阴暗的老屋、狭长的巷子里肆意游荡、附着，还一个劲地往人的衣裳、心里钻。南风送来附近田野的泥土香、草香，连街上粮油店的酱油、米醋、红糟味都混合成春日里盎然的喜气。艳阳天也是有的，日光尽情倾泻在街上，人们晾晒在外的衣裳都带春色：蓝的、灰的、黑的，也有碎花的……许多简朴之物一旦走到阳光底下，便会轻易绽放出素淡之美，并被时间催熟，成为昨日风怀。旧棉被、毛毯也不例外，就那么斜斜搭着，内藏的棉絮、毛纤维也能吸饱了“太阳香”，尽情伸着酸甜的懒腰，浑身充满了力量，像试图重返青春的老者。

        那时的夏天并不酷热，但后埔街却因各路叫卖声热闹了起来。当然，它不会有春雨霏霏、深巷卖杏花的悠远绵长，清贫年月里的口舌之欲往往占据了主导。天刚蒙蒙亮，卖扁食、鱼丸的挑担就已上街，瓢羹在碗里晃撞的招卖声穿破晨曦而来。太阳渐渐升高，那一声声“扎米凌”“尾梨糕”的吆喝又开始在街上回荡，听似简单、笨拙，却总能直接戳中孩子简单欲求的神经，以至于一想起从前的夏天，多半要和这些吃食相关联。晌午炎暑尤难充怀，街上有卖冰棍的自行车驶过，小贩戴草帽、弓背蹬车的身影，车后木箱子上印的“冰棍”二字，在孩子眼中，往往就独占了一条街。而那“花生冰棍”“绿豆冰棍”的连声叫唤，和着树上蝉的苦吟，竟生出了几分寂寥，在记忆深处回荡。

        看夏天的后埔街还是要在晚间，在电影散场后。人流从人民电影院涌出，向南北两向散去，人气、汗味也随之蔓延开来。卖橄榄串、山楂串的小贩殷勤地在人群中穿行，高声叫卖，竹筒里的竹签甩响得越发清脆。西瓜摊上的煤油灯仿佛精神陡然一振，火苗努力扭动身姿，西瓜的清芳格外诱人。路灯黄黄的钝光，只照见电线杆四周不大的地，整条街明一段，暗一段，人们挥着蒲扇、折扇，一路走一路说笑。两场电影之后，街道像退潮的海滩，纸屑、果核零星散落地上，有人在暗中吹着口哨，老屋后，蟋蟀的鸣声忽高忽低。

        街老，秋也仿佛深得慢，白露过后，天才真正凉下来，蟋蟀叫得更响了，衬得凉凉的秋夜有一种萧条的直率。话虽说如此，后埔街也曾有过极尽绚烂的秋夜，小城中年以上的人应该都清楚记得一九八四年中秋的那场盛大灯会。彼时恰逢六十年一遇的甲子年，福清全城大放华灯，城南的瑞云塔也被精心饰以彩灯，名为“点塔灯”。当塔灯在夜幕中亮起，顿时璀璨夺目，须臾则一层层变幻，好似通灵宝塔，在全城任何角度都能望见。

        后埔街是灯会的主要区域。那天晚上，人们如洪流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街道上欢腾、漫溢。街两侧、商铺前悬满了色彩斑斓的各式花灯，远望，状如蜿蜒的火龙；近看，一盏盏晶莹透亮的。那无数妙趣又使人别有所悟：宫灯是灯中圣君，纱灯是慈母，花篮灯是成群少女，蘑菇灯是忠仆，棱角灯脸严肃，礼花灯笑灿烂，走马灯永远孩子气——平素过惯了单调日子的人们，徜徉在灯的世界里，没有神迷，也会目眩。整条街浸泡在人流、灯流中，已然是梦幻之河，水面的波纹亮闪亮闪，有秋风掠过时，迷离一片，渐分明，复又掠过。

        “舞龙灯”是重头戏，只听得锣鼓声响处，一片欢呼雷动，回头但见两条灯龙从街北一路盘旋而来，亮灿灿的龙身左右翻舞得分外耀眼。领头的高举彩珠，忽上忽下逗引，连同开路；二三十个舞龙的汉子双手擎定龙身支棍，脚下闪展腾挪，呼呼生风，光影踏碎了一地。锣鼓声震耳，喝彩声紧随，人群像环形的海浪，将灯龙团团裹挟，翻涌着向前。灯龙在人浪中不停翻飞、追夺，似乎有呈示不尽的爪牙之相：惊惧、狂喜、摆脱、威逼……随即潜入火树银花深处，而龙首始终高昂。

       一夜鱼龙舞，舞不尽，思无涯。

        秋月、灯火、欢笑，是后埔街眷顾、爱惜过的真正记忆。当年逛过灯会的人，或每天仍穿行在后埔街，或远走他乡做了过客，但毕竟身历、心历于三十六年前的那场约会，中年或暮年的身影想必仍半明半昧，或可抵挡秋潮退尽后的一丝寒凉。

        到了十一月，后埔街的脸色便晦暗起来，像在夏秋时节耗费了过多的热度和兴致，只有乏善可陈。那时的冬天尤其冷，后埔街又是南北走向，街北朝着郊外，北风没遮挡地灌入，使街的凋敝感又添了几分。若逢一二月间的冻雨天气，湿湿的寒气侵围之下，更是砭人肌骨地冻。而整条街大致就是“黑上加灰”，却又构不成水墨画，水墨画讲究的是隐约中泛出的余情闲情风情，黑灰的街头却只有萧索可言。街面黑，是因雨水污水的糟蹋，老屋本来就黑旧，多了水气的浸淫，反似碳素一般；灰是天空，铅云密布的灰。这样背景前零星的几个行人，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画中的散淡，倒是都熬不住那种冷，狼狈居多。街，浸泡在这种天气中，是煎熬，苦等解放似的，只有到了寒雨消停的清晨，麻雀在屋顶聒躁，扫街的扫把沙沙作响，勤快的主妇在晨曦中起身，洗的洗，倒的倒，声响多了起来，老街才仿佛松了一口气。屋檐下还在滴水，几分调皮似的，早起的行人须躲着走。湿漉漉的街映出天的清光，像重新积攒了力，又把贮了几天的水腥气向四面播散，但也仅有个把时辰，待人车杂沓起来，后埔街上又是如常的一天……

        后埔街曾经的脸温和又闪烁不定，虽然缺乏鲜明的表征。我不知道这些文字是否能像镜头一样，逼近、再逼近这张脸，唤回某些时段的气息，以此抵挡时下汹涌的热风和因过度同一而造成的“集体失忆”。现在，它的脸又像是没有终局的棋盘，人、车、物，也包括我，都是这棋局中的棋子，运行在既定的线路上又变化莫测。我在时移世易的变盘中，不断暗中给它复盘，让时间回溯四十年，在它的脸上永远加一个括号，其中怀抱着一段省略号般的春风、夏日、秋灯和冬雨。

                            童年的“百草园”

        如果要将后埔街分为上下两段，我认为分界点在当年我的一位杜姓同学的老宅。这座宅院在后埔街改造时被拆得片瓦不剩，修成混凝土路面，成为后埔街和向高街的交汇点。每天，人流车流从单行道的向高街源源不断涌出，或往上或往下汇入后埔街，在“吐”“纳”之间营构街市江河流转般的不尽气象，但很少会有人想到，在这“江”“河”交汇之处，早年有过一座花木荟蔚的宅院，那也是我童年的“百草园”。

        少时因与杜同学要好，时常到他家玩耍。杜宅门口有小巷子与后埔街相通，巷子窄深，阳光不易照入，石板条与泥土混合的路面经常湿漉漉的，下雨更是成了洼地。杜宅与后埔街其他地段的古厝并无太大分别，一样的聚族而居，一样的姑嫂妯娌家长里短，只是门楣上的雕花绽放如故，暗示其先前殷实的家基。当然这些对儿童并无诱惑力，我们当时更感兴趣的是昏暗老宅外那一片盛满绿意的园子。园子不算大，靠墙立着几丛高大的芭蕉树，围墙也不高，芭蕉叶轻而易举便可探出墙头，与后埔街上的朝朝暮暮对视，有如寂寞的看客。一道矮篱将园子分成里外两半，篱边牵牛花和西红柿交杂蔓生。主人似乎对西红柿并不在意，任由它长，只是果实难逃我们的手掌，大多是尚未红透就落得被半食半抛的下场。园里不缺漂亮花朵，一丛丛月季在一脸严肃的芭蕉树面前尽情争妍、吐芬，抢占视线的焦点。芍药也很惹人注目，我还挖了一块根茎带回去栽在花盆里，却不见抽芽，着实郁闷过一阵子。平素不起眼的七里香到了夏天就开满小花，尤其馥郁，又能驱蚊，那香味飘到墙外，纠缠着路人的嗅觉，常使这段夜路成为夏夜浓浓的记忆。

        花姿绿影固然可爱，童趣却更值得回味。园中有一口水井，外圈呈六边形，井台的石板绿苔斑驳，里面常年盈满清澈沁凉的水，井壁上有几株狗尾巴草伏在水面。水位一直很高，打水不用放吊桶，用手拎着桶往水里一舀就行了。水井边，植有一株杨桃、数棵木瓜，杨桃的命运常和西红柿一样，但又因为酸，残果被扔了一地。木瓜则要幸运得多，孩子不易够到且味道古怪，竟得以保住全身。最有意思的是园中那一口大水缸，里面养了七八尾金鱼，我当时不知金鱼有“鹤顶红”“虎头”“红龙睛”这类学名，只见它们身子肥软，要么头上长瘤，要么突着眼睛，要么鼓着肚子，在水中上下浮游，十分悠闲。待我伸出手去捉时，那金鱼却紧摇几下尾巴，往水缸深处潜去，逃离我的追捕范围了。金鱼的世界十分清幽，园中的声响却从未消停过。除了夏季蜜蜂的嗡嗡声、秋夜不歇的虫唱，单是那雨打芭蕉的滴沥声，就交织成记忆中不老的天籁；而今，这一切都被淹没在市井喧嚣中了。

        不知多少次，我经过后埔街和向高街的交汇处时，闭上眼睛，都会想象出当年的杜家老宅、我童年的“百草园”，仿佛化为了破空而去的鸣蝉，蜕下的空壳正被人声、市井声灌满、濯洗，每当有风吹来，便会唤起潜藏于此的隐痛与暗疾……

                                店堂速写

        街既是用来谋生的，自然充满人间烟火味。后埔街上除了教堂、学校、电影院、教育局、新华书店等机构，其余便被各色店堂商号所填充：手工作坊，修车店、铁器社、碾米店、药铺、牙科、裁缝、杂货铺、理发店等等，应有尽有，仿佛为展示各种手工技艺而开，又仿佛要供养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因而，店堂使街赖以成街，街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店堂的变迁史进化史，在后埔街上生息张业数十载的人，记忆中总会留存许多旧日店堂的影像，或一晃而过，或愈加清晰，总归是曾经孜孜其间的人、物、事。

        街北有几家碾米作坊，每逢秋季总是大忙。机器轰鸣声不舍昼夜，传送带一圈圈飞转，稻壳麸皮如弹片纷飞。碾米师傅在机器上忙着操作，白围裙蹭得脏兮兮。浓烈的机油气味终究盖不过稻米香，忙了一天后，白花花、带着温热的大米被装袋，堆列整齐，只等卡车来运。师傅们终于可以小歇了，拍拍围裙，在门口石墩上坐下，分抽纸烟，一起把串串烟圈吐进傍晚的秋阳里。

        移步南行，噪声渐远，各家店堂的门面便显清静许多。每天眼见的不外乎这些店，就像蒙尘的塑料花，依然天天绽放。药房门口的地上常晒着几样中药材；屋檐下，笼里的两只八哥总是没精打采，看来再长的厮守也抵不过“相看两都厌”，于人于鸟，概莫能外。糕饼铺子的种类不多，但生意一向不错。糕饼个个看上去敦厚老实，无非是些本地传统风味，说来极有“群众基础”——那酥脆的“茶食”“格格酥”和香甜的“马耳”假若专对孩子们的口味，“绿豆饼”“真酥糕”就有了几分四平八稳的中年人性情，而“黄米糕”是松软到连老年人也不至于向隅的。

        “肉味芬”专卖熟肉卤肉，门口肉香袭人，常引得路人侧目，却少有问津者，没几年便匿迹了。与其冷清相比，牙科诊所向来不缺光顾者，生意最为稳定。“周氏”“马可”彼时新创，至今都成了老字号。进入店堂坐着等待、躺着就诊的人，就算不愁眉苦脸，也难得谈笑风生；再看看墙上所贴牙齿的挂图，没遮没拦的，着实有点恐怖。人，一旦进入这种漫长煎熬的时间隧道，就意味着被小小的牙齿所征服，说来是极无奈的事，可是生活往往需要门面感，就好比一条街也往往需要众多店堂来支撑门面一样，那效果一望而知。

        画像店亦有二三家，专画过世老人的遗像，用的是碳素擦笔画。这是照相洗印技术不发达时期的特有行当，代价比较便宜，就一小块街角旮旯店面，或在路边搭个画铺，墙上挂满遗像，不庄严也有几分庄严。这行当说来也是绝活，画匠凭着碳素铅笔、放大镜，将老人的黑白小照临摹成镜框大小的遗像，神态一致，连发丝、皱纹也纤毫不差。我那时正跟随县文化馆的老师学习素描画，每每惊奇于画像的惟妙惟肖，又十分不解为何手法和老师所教不同。每当在画匠身后呆看既久，总会遭到他的挥手驱逐，那情形，便好似艺术创作禁地被闯入、吃饭的独门秘技被偷窥了一般。

        土产公司在后埔街的南端，这里杂货应有尽有：扫帚、铁皮桶、竹匾竹椅、扇子、草席、苍蝇拍、蚊虫香……旧货堆在里头，新货溢到门口。夏季，日光暴晒在店门口，席子的草馨香格外扑鼻；冬季，店堂阴暗，满是陈年腐味，如有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光束中尽是灰尘飞舞。在那个年代，制作工艺简单的日常用品似乎支撑着人们对生活的复杂心理，主妇们若是在这里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东西，回去有的比划、展示一番，以充分显示其“能干”一面。“划算”，是过日子的最高准则，每位主妇、每户家庭在“划算”“不划算”中耗尽盘算，或欣喜或懊悔。

        “小人书”店是八十年代的独特风景。在后埔街上，先后有过好几家“小人书”店，我常去的两家在十五落巷口和右拐角处，格局小，光线阴暗。门口立着几块门板，上面贴满五颜六色的“小人书”封面，都标有号码。进店只要报上号码，递上两分钱，那老花眼镜滑到鼻梁上的老头儿精神便会一振，散漫的目光也仿佛找准了焦距，两下子便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上锁定目标。店内的座席是两头垫着砖头的长板条，一般有三四排，时间一久，竟也被磨得溜光。“读者”一般是孩子，也有小青年，坐了一长溜，人手一本“小人书”，埋了头，叉开腿，看得津津有味。这一幕在当时或有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虞，但如今已凝定为八十年代经典生活画面之一，充满了喜感——许多评判一旦离开了时间支点，往往只剩下抽象的概念，左右着现在和将来，也左右着我们。

        我那时多是一放学就钻进“小人书”店，在《三国》《水浒》《西游》《说岳》《隋唐演义》里一遍遍遨游，为梁山好汉征方腊损兵折将揪心，为瓦岗英雄归唐而惋惜，为八大锤大闹朱仙镇而血脉贲张……对儿童而言，精神食粮的匮乏，便使“小人书”成为从现实到虚幻的直通车，无须拐弯抹角，就从春秋战国一路滑到解放时期；或者，左手举着阿拉丁神灯，右手和化学家卢瑟福握手；再或者，将眼前的小城生活与神奇的二十一世纪作一番“白日梦”式的比较，然后怀揣着这个梦走过茫茫十年。当然，“小人书”店里不乏因逃学、赌气出走而被大人寻到，或揪耳朵喝骂或哄骗着撵回家的花絮，每当此时，店里的空气会变得一时凝重。不过回想起来，那阴暗的店堂总归寄寓了童年自足的欢欣、寂寞的时光，即使还有什么阴角里的记忆，也会被时间无限放大，变得温存、似是而非，以致愈来愈意味深长，其实是因为已忘掉早先的感觉。

        街上的生计离不开理发，按说理发店都相似，但在八十年代的后埔街，有两家理发店风格迥异：一家在街心公园对面，国营；一家在新华书店隔壁，私营。且逐个来述。

        登上木质楼梯，推开嵌着木条的玻璃门，就进到国营理发店里。楼板轻薄，多走动几下，似乎楼板缝里就会簌簌落下灰屑。店堂里南北两向各摆开三张旋转的木椅，边上还带转轮，可以调节升降。这理发店开张多久了，没人说得上，但六位师傅都是实打实的领国家工资的职工，其中一位兼着添蜂窝煤烧炉子。还有一对父子，留小胡子的儿子年轻，喜欢偷懒，顾客多不愿让他理发，轮到了宁可再等，他也乐得悠哉，吹吹口哨，或对镜子自己梳梳头。在一旁忙活的老子见状，便会眉头紧锁，实在忍不住了，也会喝骂几声，引发众人一阵调侃。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位圆脸微胖的师傅，理发时习惯将脸凑得很近，鼻息呼哧呼哧地直往顾客脸上喷，叫人欲躲无地欲诉无语，但活儿却颇细，也耐心。

        由于老少皆宜，国营理发店一天至少能理完一个连队，发式走的始终是大众化路线，不管外头渐渐冒出怎样争奇斗艳的苗头，这里始终奉行平头加小分头主义。理发了，人往那硬梆梆的椅子上一坐，尚未平定刚翻过来的坐垫上徘徊的某种气味，白绸布便往身上一罩，不见得多白，倒是斑斑点点如霉团痰渍，继而一根纸条在咽喉处一勒，呼吸顿时一紧，稍后倒也释然。手动或电动推刀旋即上头，咔嚓咔嚓，如在荒地刈草，又如风催叶落，纷纷扬扬。此时人除了对着镜子观看自己头上的劳动盛举，只能废然枯坐，想斜眼瞻仰邻座刮脸也不得周全，只闻得声如割草，还得任由师傅将脑袋扳过来扭过去，以求适合他的刀剪。洗头，稍显愉快，十指在头上用力搔抓，虽不似麻姑，至少也搔得止痒。水龙头冲洗有时颇狼狈。一番涤荡之下，尽管水已泛滥入耳，师傅却似乎不大理会，你唯有高声抗议，不然只能低头就范。这时他会塞给你一条脏兮兮的毛巾以示关切，然后径直回座，边和别人说笑，边等你抓耳挠腮地走回来。

        喜好在理发店里泡上半天的有闲阶级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会安于老老实实排队、翻几本破烂杂志、理完发就掏钱走人，对他们而言，理发店虽不比茶馆、戏院，却也是在小城里走几步路就能唠嗑打发半天光阴的理想去处；或者，可以通过占有时间，把别人为己服务的享受感放至最大化。闲人多是中老年人，骨瘦如柴的、大腹便便的、秃脑门的、白发苍苍的、精干的、呆傻的、相熟的、不相熟的，乃至平日里失风败阵的落魄之人，以及默然索居的鳏寡孤独者，只要凑到一处，都仿佛对空气中纷飞的发屑、发丝陡然增添了天然防御力，变得稳坐理发店、指点江山、激扬口水了。两三个聚首叫作小组讨论，五七个扎堆，便是开了全堂的水陆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起响，却又无非道听途说、幸灾乐祸，捕风捉影，个个好似乡长保正居委会主任。要是讲到县事国事天下事，则人人又化身而为政治家谋略家，风范十足：你斜翘着嘴，我两眼望着没有远方的远方，他睥睨不屑，大有以远见卓识决胜千里之姿。一般顾客无心与他们纠缠，倒是几位师傅天天目睹此类壮剧，据云臻于醍醐灌顶之化境。后来国企改革，理发店关张，师傅们都下岗再就业去了，闲人们的聚谈只能另寻他处。有两个师傅还将那旋转木椅领回，分别在田墘路和湖滨霞开了自己的小理发店，田墘路那家的师傅一直开到了二○一三年前后才关店回乡。

        新华书店隔壁的那家理发店则完全另类。老板人称“塔鬼”，传说他年少时因父母双亡走投无路，遂从瑞云塔跳下寻死，不料命不该绝，从此落下了瘸腿的终生残疾，故得此绰号，而其本名渐渐无人知晓。“塔鬼”在当时的福清算是名人、“潮人”。在八十年代混沌初开之际，人们的发式衣着还严格践行着革命化大众化的路线，“塔鬼”就已经走在时代最前沿；长发及肩，略呈波浪状，鬓角留长，唇上一道浓黑的小胡子。这种“甲壳虫”造型六七十年代就已风靡世界，后由香港传入我国沿海最早开放的地区，与之同来的还有花衬衫、白色喇叭裤。如此前卫穿扮的“塔鬼”走在八十年代初的后埔街头，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常有好事者两眼放光，在后面指指点点：说他是坏人吧，可人家没干过什么坏事；说他的头发像鸟窝，也不见哪只鸟吃错药光临他头上栖息；又说他那大喇叭裤脚可以扫地了，他倒是不愠不火，脑袋微仰，双手插兜，吹着口哨，走起路来，肥大的裤脚如波浪翻卷，却不带走一片纸屑，实在是玉树临风，现实感、艺术感、超前感“三感”兼备而莫衷一是。

         反倒是，在“塔鬼”的理发店里，慢慢聚起了一帮时髦男女，也“甲壳虫”，也喇叭裤，也鸡窝头，成天围着一台“三用机”，“朋恰恰，朋恰恰”地热闹个没完。路过的孩子好奇地向内张望，上点岁数的人摇头叹息世风日下，连派出所民警也多了警惕。再看这家店的光景，仿佛专为奇异男女而设。门口是螺旋转动的五彩筒，店内墙壁贴满从香港寄来的各种发型照片，男的怪异，女的魅惑。烫发者满头缀着用以定型的夹子，静目斜躺着，偶尔对店里的情形瞟上几眼，状如昏昏欲睡的刺猬。头戴巨大钟形头盔蒸腾头发的女人如同宇航员，正朝着想象中的美，飞去。作为这一小片怪异天地的中心，“塔鬼”不是会轻易凑趣或被凑趣的主儿，不管谁与他兜搭，要么寡淡如水，要么一边闲谈一边忙着手上操作，很像一位终生敬业的艺术家。

        这样一个穿扮新潮的人竟然有些内敛，说来叫人不解，但你若知道“塔鬼”会写歌谱曲，喜欢自弹自唱，就会明白他的内敛其实是内秀。印象最深的是夏夜八九点钟时，“塔鬼”便会抱了一把吉它，坐在理发店门口，开始“个人演奏会”。小城的人平素惯听的是二胡、手风琴，吉它算是稀罕物，看那几根琴弦在他手指的撩拨之下，发声铿锵悦耳，便多陶醉，立在街边倾听的人常常不少。他也唱一些自己普写的歌曲，嗓音略带沙哑，听起来沧桑、朴素。再后几年，小城的剧院里经常有些歌舞团来演出，在节目之间也会应观众要求，邀请“塔鬼”登台演唱。有一次，“塔鬼”唱了自己的歌曲《夜行车手》，台下欢声雷动，他也激动得泪光闪闪。“塔鬼”的歌声有天然的本土感、认同感，是八十年代后埔街尘世中唯一的清凉风怀，它起于人们的好奇和质疑，又在街市的渐渐喧嚣中趋于消失。一些物事，来过也是错过。

        往后的往后，车铃声、汽车喇叭声、各路小贩的叫卖声混合而成的声浪，在后埔街上日益汹涌。音像店、服装店雨后春笋般冒出，店里播放的流行歌曲声横空出世，冲击、震颤着街上的空气。经常是，一曲流行，满街尽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是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

        这么一波一波地唱下去，一年一年也就过去。歌声裹挟着后埔街，一头撞进九十年代，从此烟尘陡乱。它包容了一代代街民对未来的美妙畅想，又将芜杂破碎的现实一一剥开、晾晒——在世俗中挣扎，始终充满难度、撕裂和张力，但一段街史，恰恰由此生成。

        近真的粹华过去了，近伪的浮华也终将过去。

(作者简介：林肖，福建福清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上海文学》《作家》《散文》《青年文学》《福建文学》《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各级报刊，已出版散文集《秋灯拾影录》《蟋蟀在野》。获福建省第九届百花文艺奖、第八届冰心文学奖、全国第三届“书城杯”散文大赛二等奖、201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作品上榜第三届福建文学好书榜和福建省第33届优秀文学作品榜，连续两届获得福州市政府茉莉花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