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箭法

腰疼已有些日子了。先去附近的一家医院就诊，大夫说是“太舒服落下的病”，建议更换床垫和椅子，还开了一点药。过了一段时间，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有加剧之势，于是去了一家据说设备比较先进的医院。先是挂号上骨科，大夫在我身上按了一通，说不是骨头的毛病，让我去内科。到了内科，化验了一通，大夫说不是内科的问题，让我去运动医学科。一路小跑到运动医学科，大夫已经下班了。

有这样一个笑话。某人中了一箭，跑到一家“专治外科”的诊所求治。大夫拿出一把铁锯，把露在外面的箭杆锯了，然后就伸手要钱。这人强忍剧痛问“箭头怎么办”，大夫说“那是内科的事”。我的这次就诊经历刚好可以和这个笑话相媲美。

“厚黑教主”李宗吾曾把“锯箭法”作为“办事二妙法”列入他的“厚黑学”讲义，讽刺当时官场上的衙门作风。例如批呈词：“据呈某事某事，实属不合已极，仰候令饬该县长，查明具报。”“不合已极”四字，是锯箭杆，“该县长”是内科。抑或“仰候转呈上峰核办”，那“上峰”又是内科。再例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这件事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杆，“还要”就是内科。台湾作家柏杨补充说：“'开会’亦可列为一'例如’，盖'原则可行’是锯箭杆，'提会讨论’和'技术上尚待研究’是内科也。”

这样的办事“妙法”我们现在还在用，并且还有发扬光大之势。其中的原因，除了运用此法，当官的可以省下很多办具体事务的精力，转而用到见效更快的事情，如搞好和上司的关系上以外，还有不得已的苦衷——锯箭杆的人确实不懂如何取箭头。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万能的人”，即精通每一件事情的人。像达·芬奇，不仅是画家，更是思想家、文学家、发明家，他几乎精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米开朗琪罗，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不会听说一个音乐家刚刚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潜水艇，即使听到的话也是极难得的。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锯箭杆”和“取箭头”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假如现在有人身上中了一箭，他除了必须先去外科再到内科外，说不定还要去骨科、放射科、理疗科，等等等等。

在医院里多跑几个科，老百姓也许会渐渐习惯，因为累虽然累一点，但可以治疗得更准确，“箭头”最终还是会取掉的；相比之下，盛行“锯箭法”的衙门作风更让人痛恨，当官的总有锯不完的箭杆，而取箭头则总是“尚待研究”，因为他们还没学会，或者即使会了也不愿意去做。当领导的要不光能“锯箭杆”，还要学会“取箭头”，愿意“取箭头”，这是大家的企盼。

小编注：此文刊发于2001年11月23日《检察日报》急话闲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