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烟有望》(长篇连载)四卷 若为自由故 1
肖承均的来信加重了朱友剑的思虑,他经历的与肖承均相似却比他更严峻更糟糕。入夜,他梦见一个街坊小辈男人为他造好了墓碑,那所谓墓碑其实是一个桦树桩子,掰开树桩,里面藏着两条红色绶带,绶带上写着他的墓志铭。当他忽然醒来,颖悟到这个梦境是——“树碑立传”。可是他一翻身,又睡着了,他又梦到了戊戌变法6君子,第七个,也就是走向刑场的最后一个就是他朱友剑,一位朋友正用鳖血酒为他饯行……
当他真正醒来时,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他能听到远处老人喊山的声音,和马路上还不太拥挤的汽车鸣笛。他起床,刷牙,心里挂着自己拍板将要付梓的《自由主义的先声》,默念着自己近日写的诗句:“我的每一段故事 /都是刮起在昨日的风/ 风啊/昨日动不动就是风!只想洗掉风行的记忆/ 我找到了河—— 河流也只是一部/由风挑逗的波浪格斗的书!”洗漱完毕,他走出胡同,到了街上,吃过火烧豆腐脑,然后散步到最近的车站牌等过路出版社的公交车。
他很规律地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单位办公室里。他觉得当官,自己不是那块料,自己最擅长的是编辑与写作,只有发挥这一长处,才能为社会作些贡献。事实证明,他走的路是正确的。在出版社工作的短短4年里,他不仅先后主编、编辑出版了40多本书,还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部文学评论专著,一部文革研究专著,二审稿件50余部,编辑出版了150余种书。作为编辑室主任,他复审的书稿500多本,许多媒体包括电视台,报纸刊物等多有报道、转发和评论,成果之大在同行中是少见的。
就个人私下的学术收获,他最得意的是有关文革的思考,他几乎写出了一部充满辨析与辨识的。他的睿智和愤怒,深深地埋在书页中,融化在字里行间,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改造成“七无”之人,不仅国家被彻底改造了,人民也被彻底改造了。以“无产”消灭“有产”,将有产改造成“无产”。无产者无德无知无法无畏无情,自然也无美无能,最后只剩了无赖,白卷先生成了革命英雄。他心里庆幸,那个时代终于成了昨天,骤雨不终朝,那粉红的畅想曲,早已变成了历史书页中老实的蝴蝶。
古代学者曾为考证某文、某句、某字的真伪耗尽心血,因而给后人留下了数不尽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典籍。出版者肩负传承文化的责任。他立志做学者型现代出版人,做现代出版家。他立下编好书的雄心壮志,以能编出流传后世、能被人收藏的书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能不能选择好书稿,能不能抓住一流的作者,要靠编辑的眼力。编辑的眼力来自于广博的学识、敬业爱岗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一直这样认为:编辑出版的至高境界是要时时地拷问自己的良心,是否担当起了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责任。好在他是个编辑室主任,多少有些自主权。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他努力营造一个宁静、平和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编辑室。
他认为,编辑要主动去参加各种培训班、研讨班和文化讲座,这样能够认识很多人,得到很多信息,他很注重广交朋友,是为了发现好书。一旦发现了好作者,他就常年保持联系。朋友聚会、以文会友。大家聚在一起,随便聊天,有书带书、有报带报,互相赠送。来参加聚会的有新闻界、出版界,编辑期刊、作家诗人、教授学者,大都是文化圈的人,聚会确实能提供不少出书的信息和稿源。还要随时注意阅读和关注有关出版方面的期刊,从中获取信息。
他认为,出版人要会看书,会买书,会卖书,会编书,会写书(起码要学会写书评)。他在他所领导的部室,每年进行若干次读书学习交流会。要求大家每人每年读6到12本书,写2到3篇书评,争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为一名编辑,为了能向社会多奉献一些格调高雅、品位较高的作品,他在深入社会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常常与作者认真协商,反复推敲,为作者出谋划策。编书多年的他,不忘三个上帝,即读者、作者、和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怎样处理好这三个上帝的关系,找准他们之间的平衡点,往往让他迷茫和困惑。
图书的选题是前提,编辑是基础,发行是保证,这三者缺一不可。作为一个编辑来说,容易被忽略的往往就是基本的常识:一是为什么要编书?二是怎样编好书?三是这本书出版后有什么用处、在什么地方才能发挥出他的最大的用处?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出版行为除了传承文化,又是一种商业行为。图书的发行量、读者的需求是首先要考虑的。在不违背事业性的范围内,必须尽力去赚钱;因为赚的钱越多,出版事业才能做得越大。应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编辑发行机构,这样出版才有前途。现有的出版体制,“官本位”管理方式,与文化的产业特性相悖,阻碍了出版单位的市场化运作。现在他所供职的出版社的出版体制、发行方式还有许多落后的、封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政企不分、书号有价、行政发行,尤其是计划经济的等、靠、要思维模式,失去了自我造血的功能。为此,他常常迷茫、失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