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超 | 在那东岗上
清明节前,我急急赶往西峡,再次回西峡祭奠母亲。母亲已于八年前长眠在那东岗上。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樊川居士这两句诗,情景交融,写活了天下孝子此时此刻的心境。诗吟未毕,我已泪眼模糊。
缓缓来到母亲的坟前,坟上芳草萋萋,母亲下葬时栽下的柏树苗已经胳膊粗细,挂在上面的白纸条随风起舞。老人家静静地躺在这里,已经整整八年。八年来世事纷扰,许多事已经淡忘,但母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宛在眼前。
每个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人总是天然地与母亲更加连心。一个人肃立坟前,母子间的一幕幕划过脑海……
童年时更早的事情,大多已模糊记不得。最早的印象是一九五九年吃食堂的时候,我三岁。生活已经很困难,从公社食堂打来的饭就是干薯叶面汤,稀得照见人影。母亲把上面的稀菜汤倒在自己碗里,把沉淀在罐子底的一点米粒大小的面疙瘩倒在我的小碗里。二弟一岁多,还在吃奶。记得当时母亲像其他社员一样,很瘦,可后来竟有些黄胖了,小腿上一按一个小坑,已经浮肿,不知道她是怎么度过那段苦难的岁月。
再早的画面就是母亲送我入小学。她把自己亲手缝的小书包斜挎在我肩上,牵着我的小手去村里的小学校报名,亲自把我交到那位女老师手里,临走时又千叮咛万嘱咐。还记得母亲教我唱第一首歌《东方红》,也记得母亲手把手教我写“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还有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鸡蛋蹦蹦跳跳去供销社换铅笔的情景。小时候读书很上心,有时候为写作业没按时回家吃饭,母亲就用一个瓦罐亲自把饭给我送到学校。母亲那暖暖的手温,至今还仿佛感受得到;虽是粗茶淡饭,至今颊齿留香,那里面有我熟悉的母亲的味道。
后来我们弟兄们越来越多,家里负担越来越大。尽管父亲是我们远近闻名的好木匠,母亲的茶饭和缝纫手艺都很好,都非常吃苦耐劳,也难以改变家里的困窘。记得那时候社员们经常是没年没月的干活,甚至大年初一还上工,仍然还是缺吃少烧。父亲不得已找借口出门搞点副业,母亲则成年累月地加班纺棉织布。冬夜,四面出稍的草房里,滴水成冰,我们常常是伴着母亲纺纱车有节奏的嗡嗡声钻入被窝,一会儿就睡着了;清早,我们又是在母亲纺棉花的嗡嗡声中醒来。看着我们醒了,她常常高兴地说:"又纺了一个穗娃儿(纱锭)!"
十二岁时我已挑起为家里打柴的重担。那年寒假,我第一次和队里的一个哥哥奎明一块去十几里外的马坊沟拾硬柴。谁知柴挑子绑得太重,又舍不得扔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干粮也吃完了,又饿又冷,那段二里多远的十八盘险路,几乎是一步步挪下来的。下来山到老鹳河边,日头已落山,夜幕降临,河对面袁家庄农户已经上灯,昏黄的灯光在凛冽的寒风中影影绰绰地闪烁着。我们咬牙又艰难地走三里多才到石龙堰闸房。转过闸房旁那狭窄的通道,就听见有人在一声接一声呼唤我的小名“超……超……”,声音在昏暗而空旷的山谷里引起巨大而幽远的回响。原来母亲收工后不见我回来,就赶忙步行十来里来接我,我一下子扑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母亲也心疼地擦着眼泪。
小时候的我特别调皮,惹事生非自然少不了,每当有人来告状,母亲也从不护短,挨她的打骂自然也是家常便饭。但在大事上,母亲既讲原则又有担当。
还是我在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和大队支书发生了点矛盾。当时我不满二十,没经过大事,感觉就像得罪了老天爷,又委屈又害怕,不知所措,关键时刻还是母亲替我出头。母亲本来也想息事宁人,一直说好话;但对方却仗势欺人,上纲上线,说我是搞“阶级报复”,威胁说要撤我的民师,还要法办我。一听他给我戴这么大的帽子,平时老实巴交的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一字一板地回奉道:“支书啊,你不讲咱们老同学的情分就算了,我们也攀不上你这高枝儿。可咱们都是贫下中农,有事说事,该咋办咋办,可俺们咋就成了阶级报复了?难道说你能连俺们成份都给改了?不中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说去……” 一下子把对方驳得无话可说。对方看俺们也不是好捏的,整下去对自己也没啥好处,也就慢慢地熄火了。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人生危机,关键时刻,替儿子遮风挡雨的还是母亲啊!
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叔叔不小心给撞了,腿上破了点皮,那人给我掏了两毛钱,让去卫生所包扎。结果医生说没事,只涂了点红药水,我拿着钱就回家了。我把这事给母亲讲后,没想到她很生气,还骂了我:“咋,肠子碰流出来了?搁住接人家钱?”当时挺委屈,后来才明白,她是教我要宽容别人,不要占别人小便宜。
母亲虽然只上过四年初小,但脑子也特别清楚。日常生活中离不了个加减乘除,她从来都是心口算,比我打算盘还快。有一年队里年终决算时俺家又成了“缺粮户”,母亲感觉不对,就找队里的会计对账。结果母亲用口算,会计用算盘,把一家几个人的工分一笔笔相加,折算成钱款,再和俺家总工分值相对照,结果发现家里卖给队里的一头老母猪会计没给上账。会计很不好意思,连忙道歉,母亲说:“没有啥,人都有三浑三迷,好账算不折(she)。”
母亲和父亲的天份都很好,小时候却都因家境穷困和当时人们观念的落后,中途被迫辍学。母亲每每说起小时候的闺密和同学,这个在这儿工作,那个在那儿上班,脸上就充满羡慕又忧伤,为此,她绝不会让后代重复自己的痛苦,就算累折老腰,也要支持孩子上学。有的大人很早就让孩子辍学挣工分,母亲和父亲却从来没有因为家庭困难让俺弟兄五个中断学业,而且还去劝说别人不要这么做。"知识改变命运",母亲永远说不出这么经典的话,但她有切肤之痛,深谙其中的道理,并且坚持把它变成现实。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们弟兄五个,最低都读到高中毕业,其中三个上了大学,一个还读了硕士研究生。三弟当年参加高考,成绩列全县外语类第一名,遗憾的是因为腿伤未通过体检。这个大家庭里已养成刻苦读书的家风,孙辈中已有三个本科毕业,一个中专生,其中有两个拿到了硕士学位。大侄女志远已通过国考,不久就要到国税单位上班。这些孩子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谋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不论体制内公干还是体制外创业,都敬业乐群,知书达礼,遵纪守法,自食其力。读书,虽不能直接让人一步登天,但却能提升人的基本素质,为就业打下知识基础。读书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不读书一定难以改变命运。他们几个都是母亲从小看着长大的,老人家九泉有知,一定也会宽慰和高兴的。
母亲在孝道方面也被乡亲们交口称道。奶奶过世很早,爷爷一直在邓县罗庄老家单过。六零年饥荒,爷爷已经饿得不行了,托人捎来信,母亲就带着幼年的我和二弟回去照顾爷爷的生活。在她的精心照料下,爷爷终于闯过那道鬼门关,要知道,那可是个令人恐惧的大饥荒年代啊!后来每到腊月,就尽量接爷爷来西峡过年。一九七二年爷爷病重,母亲再向生产队请假回罗庄伺候他几个月。最后爷爷排便困难,都是母亲亲自帮他,爷爷感动地说:“玉钦(母亲小名)啊,你真比我闺女都强啊!"
扶危济困,人之美德。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每年春天,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逃荒要饭者特别多,他们携家带口,衣衫褴褛,面带菜色。有时一起接着一起,前脚的刚走,后脚的就来了。我和弟弟们就不想打发了,说话也不好听,母亲立即正色道:“不兴这样说,在家能过得去,谁愿意远天远地跑出来逃荒要饭?谁都有遭难的时候,舍一碗饭半碗米也穷不了咱……”
母亲的针线活好,记得小时候村里找她剪鞋样和小孩衣服的小媳妇很多,母亲都热情帮忙。那时候,一家人穿衣服不但要自己织布,还要自己手工缝纫,很慢,穿出来大针小线的,不匀实也不结实更不好看,做衣服成为妇女们的一个大负担。我们家有台飞人牌缝纫机,那时候在农村可是稀罕物,每到腊月间上门求做衣服的或借用缝纫机的简直络绎不绝。尽管自己的家务很忙,母亲总是尽量满足邻居们的要求。后来队里成立了缝纫组,母亲带着机器一块进去,腊月间经常加班到很晚,那时候队里每家孩子差不多都穿过我母亲做的衣服。平辈们都亲切地称呼她黄姐,晚辈们都称呼她黄姑或黄姨。母亲重病期间和过世时,不少邻居和老姐妹们过来探望和吊唁。
因为年轻时身体亏损严重,积劳成疾,九零年母亲就罹患严重的冠心病,以后几乎三年两头住院,最后又检查出脑瘤,晚年受尽了疾病的折磨,在和病魔抗争了近二十年后还是离我们而去。零八年我们把老院的厢房翻盖成两层小楼,就是想让二位老人家安度晚年。可惜刚装修好,母亲就卧病不起了。每每想起,都是深深的遗憾!
母亲的一生,像中国当时许多普通的劳动妇女一样,生长在旧社会,成家在红旗下。新社会解放妇女,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但也迎来了繁重的集体劳动,多子女的家庭,低标准的生活。周而复始的高强度劳动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她们的体力过度地透支,精神几近麻木,她们的青春都过早地凋谢了。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开始改善,她们却已进入病痛交加的老年,很多都过早地离世。她们为国家经济建设同样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却未能像城镇离退休女职工那样有政府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有谁真正关心过这一代农村妇女的命运呢?
母亲的一生,作为儿媳,她恪尽孝道,堪称楷模;作为妻子,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作为长辈,她严慈相济,爱而不溺;作为社员,她诚实劳动,爱护集体;对待邻里,她乐于助人,友善处世。母亲虽然没有给儿孙留下万贯家产,却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继承和传递先辈的美德和品格,使他们的精神在后代身上延续,使一个家族永远保持向上的能量,形成孝悌谦恭、忠厚友善、克己自律、刚健进取的家风,才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烧纸钱,酹美酒,燃鞭炮,拜别母亲。起身四望,初春的东岗上,春暖乍寒,春风习习……(2017.4.4 清明节)
(图片来自于作者)
作者简介:
张廷超,西峡人,生于195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任民办教师。高考恢复考入河南大学(原开封师院),先后在西峡一高、南阳一(高)中任教。爱好文学,闲暇时间信笔作文,活跃思维,以文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