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成都
来源：《先锋》杂志2021年1月刊
作者：本刊特约通讯员 袁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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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成都
本刊特约通讯员 袁伟恒
2020年年底，脱胎于山海神话、西南首个大型室内沉浸式光影艺术展《鲸梦奇缘·神隐山海经》在成都开幕。短短十多天，这个展览就成了非常火的网红打卡地，每天约有千人观展。本次光影艺术展，成都是首站；回想1983年，中国首次全国性山海经学术研讨会——“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也是在成都召开。
深入到成都人血脉中的“山海奇谈”
成都人对《山海经》的热情一直位居全国之冠，这或许来自他们体内沉睡已久的远古基因。
1983年12月，“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那次会议收到论文26篇，对《山海经》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与会专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有参与过当年“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的专家指出，曾有巴蜀先祖参与过《山海经》的创作。而这座城市之名“成都”，最早并非来自《史记》，也非《华阳国志》，而是来自《山海经》。
作为一部记载华夏古国的皇皇巨著，《山海经》涵盖了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等诸多方面，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和沉淀，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几乎是每个成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山海经》这个大IP，也成为网络小说和影视剧取之不竭的“宝藏”。
书中记载的“都广之野”和成都平原
史学界目前公认，《山海经》成书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奇书，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山水物志。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校时，才合编在一起。
在学界，《山海经》与巴蜀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已是不争事实。不少学者提出，《山海经》中所描绘的广阔山川地域的中心在巴蜀一带，《山海经》里的主要神话人物及神兽也多与巴蜀有关。正是由此，也通常有人认为，《山海经》最主要的作者或许就是远古的巴蜀先祖。
已故成都作家袁珂曾说，《山海经》历时久远，经手极多，是一部出自众人之手的合著。虽然不少史家都认为，这本书是楚人所写，但在著名学者蒙文通（1894-1968）看来，《山海经》极有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蒙文通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成就甚高，他的观点颇具参考价值。
《山海经·海内经》里有载：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在《山海经》的世界里，连接天地人神的通道就是建木，建木按照所叙方位和地形环境特征，有专家推测很可能是长在成都平原上，而离成都市中心仅40公里的广汉就出土了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最大一号大神树为《山海经》的建木提供了实物佐证。它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其上翘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树上共有九只青铜神鸟，神树的下方悬着一条龙。作为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和建木的诸多细节都高度吻合。此外，人首鸟身像在《山海经》中反复出现，而三星堆也出土了一尊青铜人首鸟身像，它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学者认为，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种种成都和《山海经》有神秘联系的证据，似乎都可以在《山海经·海内经》找到蛛丝马迹，比如书中记载的“都广之野”让人印象深刻。“都广之野”在《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此经时作“广都之野”，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提及“广都”的具体方位“在郡西三十里”，即今天的成都附近一带。明朝学者杨慎亦有言，“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岷江之上游，在古代便称为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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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从神话里走出的千年古都
几年前，成都文化学者赵明曾举办过一次讲座，分享了他对古成都追根溯源的研究。赵明认为，早在秦汉以前的《山海经》中就提到了“成都”，可以说，成都是从神话中脱颖而出的传奇之城。
作为一个古老的城市，成都的名字数千年都未改变过。赵明说，最早“成都”之说，正是出现在《山海经》中。赵明认为，在《山海经》里，有两处文字涉及“成都”，其出处分别在《大荒北经》和《海外东经》。据《大荒北经》中讲，“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无独有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雯鹤也认为，成都得名来自《山海经》的可能性很大。“《大荒北经》关于成都载天的记载，并非泛泛之词，它透露了成都在先民心目中可能是一座‘天梯’的信息。因为在先民看来，最初民神可以互相交通往来。”贾雯鹤表示，大致可以论定“成都”最先是圣山名，后来由羌族的一支蚕丛氏带入成都平原这个新居地，而转化为城市名。
1956年，在成都北郊羊子山，考古工作者曾经清理了一座商周时期的土台建筑，即羊子山土台。它是一座四方形的三级土台，高出地面约十米。考古学家林向认为，这是古蜀国的祭坛。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雕像，其基座也是三层四方形，和羊子山土台的方向都是朝向羌人的祖居地蜀山（即岷山）。四方三层的形制，都是对他们祖先圣山的模仿。而《山海经》的一个主题就是“圣山崇拜”，可见此书对古蜀文明的影响。
汉代成都人都是《山海经》的铁粉
《山海经》的来源虽然充满神秘，但它被刘向、刘歆父子编撰成书后，在汉代的成都红极一时，可能蜀人看到此书产生了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成都及其周边出土了大量汉代墓室画像砖，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视为《山海经》的可视化呈现。
汉代画像砖上露脸最多的神仙是西王母。在汉代，西王母是主神。《山海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山方圆八百里，高万仞，西王母即在山中。《山海经》里的西王母模样似人，却长相狰狞，她有虎牙和豹尾，是在天庭掌管五刑的女神。成都汉代画像砖上雕刻的西王母形象则是气度优雅，母仪天下。
有些汉代画像砖上，西王母座下刻有一只三足乌，长喙利爪，是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的神鸟；神鸟下面，有只怪兽，模样似牛，极可能是《山海经》里其状如牛，长有四角、人目和彘耳的怪兽“诸怀”。
另一些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像旁还有只九尾狐——也是《山海经》里的经典神兽之一。《山海经》激发了汉代成都人的想象力，这是不能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