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域抗体的免疫原性

单域抗体的特点

传统的脊椎动物免疫球蛋白(Igs)是两个重链和两个轻链的四聚体。每个链的可变结构域(分别为VH和VL)组装形成抗原结合位点。1993年,Hamers-Casterman等人。在骆驼科动物(骆驼、骆驼大羊驼和羊驼)的血清中发现,除了传统的四聚体抗体外,骆驼还产生了纯二聚体重链抗体(heavy chain only antibodies,HCAb),无轻链。

因此,HCAb由两个相同的重链组成,每个重链包括两个恒定的域(CH2和CH3)、一个铰链区域和一个负责抗原识别的可变VHH结构域。VHH结构域的抗原结合仅由三个CDRs介导,而不是传统抗体的六个CDRs,其两侧有四个相对较恒定的框架区域(FRs)。VHH CDR3环非常长而延伸,形成手指状伸长。

在发现骆驼动物HCAb两年后,鲨鱼和其他软骨鱼类也发现了小分子量抗体,被称为Ig新抗原受体(Ig new antigen receptors,IgNARs)。IgNARs由两个相同的重链组成,每个重链包括五个恒定域和一个可变的VNAR结构域。与其他免疫球蛋白可变域相比,VNARs没有CDR2;然而,除了CDR1和CDR3之外,连接C-D和D-E链(分别为HV2和HV4)的环参与了抗原识别。

骆驼HCAbs和鲨鱼IgNARs具有几个特征,如高稳定性和溶解性,比平均CDR3环长等。然而,由于骆驼科物种通常更容易处理和获取,在免疫后产生更强的HCAb反应,并产生与人类IGHV基因具有相对较高同源性的免疫球蛋白,VHHs作为生物药物比VNARs引起了更大优势,VNARs目前只是有少数几个在临床前阶段。

单结构域抗体(sdAbs)比全长传统抗体有一个主要好处是它们的小分子量(~15kDa)。重组全长Igs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的生产成本昂贵,但sdAbs很容易在细菌和酵母等生产系统中大量表达。

与传统抗体相比,它们的快速血液清除和有效的组织和肿瘤穿透使sdAbs成为特别有效的无创成像剂。如果需要长时间暴露(例如,为了治疗慢性病),可通过融合到血清白蛋白或免疫球蛋白Fc区域来促进改善sdAbs的体内半衰期。

sdAbs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模块性,使sdAbs成为构建多价和多特异性治疗和诊断分子的最佳选择。

单域抗体免疫原性原因

尽管单域抗体的分子量只有传统抗体的十分之一,即使是人源化改造之后,依然会产生抗药物抗体(ADA)。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

原因一:传统抗体的VH和VL域之间的界面,在单域抗体暴露在外面。

原因二:单域抗体的CDR1和CDR2和人类抗体构象接近,但是长的CDR3,在人类抗体并不存在。

原因三:VHHCDRs和FRs的高水平体细胞超突变,降低它们与人类IGHV3基因产物的序列同源性。

原因四:非典型二硫键。

原理上,单域抗体产生的ADA更容易发生在针对可变区的表位,阻断可变区与抗原的结合。

临床前检测方法

在人体用药之前,需要对抗体药物的免疫原性进行评价。

首先,先前存在的ADA,可以使用动物或人类志愿者的血清样本来评估。这种方法很简单,但通常需要设计和验证单个抗体的结合试验,因此对不同抗体中ADA发病率的比较不准确。

其次,生物信息学分析。可通过存在CD4+T细胞表位(TCEs)来预测抗体免疫原性,这些表位与持续的ADA生产相关。这些工具通常基于实验数据集(肽-MHCII结合分析和细胞激活实验等),但仍然可能高估假定的免疫原性区域的数量,因此在生物信息学预测后,应该使用基于细胞的分析方法进行验证。

第三,体外免疫分析可以帮助识别任何TCEs的存在。为此目的,已经开发了各种试验和筛选平台,包括HLA肽结合试验、T细胞表位肽筛选试验和全蛋白体外T细胞激活试验。

最后,可以通过实验动物(如小鼠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来评估免疫原性,尽管这通常对人类免疫原性的预测能力很差。

对啮齿类动物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22项免疫研究的共识是,0-37%的动物产生了单域抗体ADA,但一般没有中和作用,不影响PK/PD或安全数据。

临床研究中VHH的免疫原性

VHHs临床发展的先驱之一是Ablynx,一家比利时生物制药公司,于2018年被赛诺菲收购。收购时,Ablynx至少有8个基于VHH的临床项目,还有许多其他项目在临床前晚期或临床早期开发阶段。

大部分的临床项目都是基于人源化VHH。但是一项对羊驼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VHH的研究发现,非晶形聚合物在小鼠中具有免疫原性,而可溶性VHH和热诱导聚合物,即使在六倍剂量后依旧没有免疫原性,说明序列人源化并不是sdAb免疫原性的唯一决定因素。

截至2020年,至少有35个VHH生物药物进行临床试验,涉及1000多名患者和健康志愿者。大多数试验显示没有或只有最小的免疫原性,与完全人源或人源化的IgG相比,在0-30%的受试者中观察到短暂治疗出现的ADA,中和ADA的发生小于3%。

与大多数VHHs观察到的最小免疫原性相比,针对死亡受体5(DR5)的四倍人源化VHH(TAS266)一期安全性和耐受性研究中出现意外的肝毒性。在临床前研究中,TAS266作为DR5激动剂,比传统的抗DR5抗体具有更好的抗肿瘤疗效。服用3mg/Kg TAS266的患者中有3例因研究药物产生≥3级肝毒性,试验提前终止。在三名出现肝毒性的患者中检测到先前存在的ADA,但没有有出现肝毒性的患者中均未检测到这种ADA。作者认为,先前存在的ADAs可能会促进免疫复合物形成,这些免疫复合物可能在肝脏中积累,结合DR5,并通过激活补体和炎症诱导细胞凋亡。TAS266的情况需要更详细的研究显示,毒性机制可能不依赖于先前存在的ADAs,而是因为四倍体抗体的超高效力。

小编总结

单域抗体分子量小,可以使用原核表达,其实体瘤穿透性可能比传统抗体更好,生产成本更低。虽然分子量小,但是其结构与传统抗体差异较大,即使在全人源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抗药物抗体。但是目前从临床试验的数据来看,其ADA的产生确实较少,且一般没有中和活性。个别的临床研究出现了肝毒性及CRS等,可能因为体内预先存在了ADA,或者效力过强。

参考文献

1.Hamers-Casterman C, Atarhouch T, Muyldermans S, Robinson G, Hamers C, Songa EB, Bendahman N & Hamers R (1993) Naturally occurring antibodies devoid of light chains. Nature 363, 446–448
2.Greenberg AS, Avila D, Hughes M, Hughes A, McKinney EC & Flajnik MF (1995) A new antigen receptor gene family that undergoes rearrangement and extensive somatic diversification in sharks. Nature 374, 168–173.
3.Snoeck V (2013) Current experience in immunogenicity assessment of next generation biologics – nanobodies. European Immunogenicity Symposium, Munich, Germany
4.Jovcevska I & Muyldermans S (2020)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nanobodies. BioDrugs 34,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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