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红牛”的故事
[引题]: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曾因培育出“草原红牛”而闻名遐迩……
NO.1
海金山，三件宝
在讲这个关于“牛”的故事之前，还是先讲讲“场”吧！因为，有了“牛场”才能养牛啊，更何况还是“种牛”呐！
实际上，海金山种牛场的前身是卓索图盟蒙民中学的农场，最早为内蒙古自治学院的校办工厂。1951年4月1日，时任赤峰蒙民初级中学乌丹牧场场长的萨克萨和王鸿宾、白云贵等人到翁牛特旗海日苏一带选择牧场新址。他们发现海金山这个地方不但水草相连，而且还山石可建房屋，于是确定为牧场新址。
这一年的6月22日，有9名职工携带枪支（当时沙漠里尚有残余土匪），赶着牛马，走了两天大沙窝子，由乌丹崔家营子迁至海金山安营扎寨。从此，海金山牧场诞生了。
那时候，海金山一带的自然环境很好，可谓地肥水美，草茂林丰。这里有一座山名为“锅撑子”，山下有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河，其源头竟然是在山脚下的一棵大柳树下。由于人迹罕至，野鸡、兔子、沙鸡随处可见。牧场初建时，场部的干部们还曾经用步枪打狍子给职工改善生活。这里的野兔不仅多，而且不怕人。它们平时是不乱走的，有专用的“兔子道儿”。晚上，只要在不长草的兔子道儿上下夹子或铁丝儿套子，十有八九能在第二天早晨收获到野味。有一次，有一个牧工下套儿套住了牛犊子，场部这才规定：跟前儿再也不许套兔子。
当时，有人编了句顺口溜：“海金山，三件宝，瞎虻、蚊子和小咬儿”。夏、秋两季是“三件宝”肆虐的季节，尤其是在落日之前，大个儿的蚊子将人和牲畜团团围住，追赶着，叮咬着。等到中午天热了，蜜蜂般大小的瞎虻又不约而至。它们悄悄地来，等你觉得身上疼时，它们已经吃饱了，又悄无声息地飞走，留给你的是一个又痛又痒的大包。最讨厌的是小咬儿，正因为它们的个儿小，可以“无孔不入”，专叮你的耳朵，有时还会钻进耳朵眼儿、鼻子眼儿。据老工人们讲，最早到这个牧场干活的人，有不少是因为“享受”不了“三件宝”而离开了。
在建场初期，“狼害”也很严重，经常三五成群地袭击牲畜。人们曾在大白天眼睁睁地看见五只狼把一匹三岁青儿马子活活吃掉。好在场部有“快枪”，后来与当地牧民联合起来开展“打狼运动”，狼在这里终于销声匿迹了。
海金山有蛇，是出了名的“蛇盘地”。尤其是在建场初期的春暖花开之时，各种蛇纷纷“出蛰”，肆无忌惮地到处爬行。这里主要有三种蛇，一种是黑白花纹儿的，人们叫它“驴纣棍长虫”，体型短粗，横着走，有剧毒，一般生活在山上；一种是绿色的，脖子上有红色花纹，人们都叫它“野鸡脖子长虫”。这种蛇生活在草地、水洼旁，有毒，但毒性不大。还有一种白色的，细细的，生活在沙地里，无毒，但速度极快，见人飞速逃走。此蛇性子烈，如果打它，它会毫不犹豫地迎战；你逃跑它会追赶你，你用石头打它，它就追赶滚动的石块儿。但这些蛇除非在与人狭路相逢，或与人肢体接触，以为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伤人，否则决不主动攻击人类。
但由于当时有的蛇会爬到屋里，甚至床铺上，因此人们很讨厌它，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有很多人怕蛇，有的人甚至到了“闻蛇丧胆”的程度。他们一听见有蛇，不管是真是假拔腿就跑。其实，蛇是怕人的，尤其怕抽旱烟的人。如果把蛇抓住，哪怕往它嘴里放一丁点儿“烟袋油子”，它立马就浑身抽搐，一命呜呼。
NO.2
盖起了“家属号儿”
在海金山牧场建场初期，除了场部干部和几个工人外，用工基本靠临时招用，称之为“临时工”。临时工经过场部试用，本人同意，可以签订合同，叫“合同工”。根据场子需要，经过旗劳动科批准，牧场可以从合同工中招用固定工。在那个年代，去海金山找活儿干的大部分人是吃苦能干、听说听道、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们被场子招工后，逐渐把家迁到海金山。这些人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据上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统计，全场职工来自14个省、市、自治区，由蒙古、汉、朝鲜、满、壮等几个民族组成。因此，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十分简单，绝大部分互相不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家境差不多，性格合得来的一部分人通过“拜把子”“认干亲”等方式，构架起了新的“亲戚”关系。而且，很多的生活习惯也逐渐有了改变。因牧场周围居住的基本上以蒙古族为最多，于是人们入乡随俗，开始向蒙古人学习日常生活中诸如敬烟、敬茶、饮酒、拜年等习俗和礼节，“眼目前儿”的蒙语也能学说几句；每家的炕上都要摆上茶叶、茶壶、茶碗和烟袋、烟笸箩或烟荷包。烟笸箩有多种形式，有用废纸浆“模制”的，有木制的，有用废铁盒改制的，有用废火柴盒糊制的，最有特点的要数用“羊卵子”皮做的（杀公羊时，将睾丸外皮剥下，楦上沙土造型），圆圆的，外面毛茸茸，里面光滑滑，盛烟叶不反潮。
刚开始那两年，整个海金山牧场是清一色的男人，常年见不到一个女人。后来，偶尔有干部或职工家属来探亲，场部就专门腾出一间宿舍来接待。再后来，场部为了解决职工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盖起了“家属号儿”。打那以后，有些干部、职工的家属陆陆续续地从老家搬到了海金山。
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条件所限，最初建的“家属号儿”完全是就地取材：做地基山上有石头，垒墙框用专长牛毛草的“草垡子（也叫草坯子）”，檩木则用漫山遍野的“弯弯柳”；笆片更容易，从山上割回柳条儿，能手儿一人一天能编好几块。房子很小，场部家属号儿有五根檩的，分场基本都是三根檩的，而且都是连山的。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还是有一些家属因为不服水土，尤其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环境，又选择了离开。
那个年代的人们苦惯了，不嫌房子低矮窄小，有个“窝儿”住着就算不错了。有的人家7口人就住在一个大“棚棚儿”（土框蒙古包）”里。大棚棚儿像蒙古包一样，用一根木柱支撑屋顶。年深日久的烟熏火燎，使那根立柱变得漆黑锃亮。有一年初冬的早晨，有一个人去一户不常走动的人家串门儿。进屋后，他习惯地把双手伸向那根黑立柱，还抱怨这家的炉子不热。原来，他错把黑立柱当成了炉筒。
海金山牧场为了留住职工家属，除了解决一些实际生活困难外，还不断加强妇女工作，成立了妇联会。由于没有妇女干部，就让一位男干部兼任妇联主任。这位男“妇联主任”对妇女工作认真负责，凡在逢年过节有集体活动的场合，他都要率领妇女参加。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过得非常隆重。节日那天，妇女们穿戴整齐，欢聚一堂，听完场部主要领导的祝词后，开展了唱歌、套圈儿、“钓鱼”等娱乐活动。当时，唱歌是指派式，叫你唱你就得唱，实在不会唱的学公鸡打鸣儿也行。
为庆祝“三·八妇女节”，场部还提前发出通知，要求男人尊重妇女的权益，不得干涉妇女的自由。也有不听话的老爷们儿，在“三·八妇女节”那天以家里活儿忙为借口，不仅不准老婆参加，还动粗。结果不但被场部领导“好一顿训斥”，还要当着众姐妹们的面儿向老婆赔礼道歉。打那以后，男人们在“三·八妇女节”那天再也不敢造次了。就这样，“三·八妇女节”成为海金山妇女真正的“法定假日”，而且是年复一年地隆重庆祝。不论谁当主要领导，哪怕忘了过年，也不能忘了给全场妇女过节。而那位勤勉的老大哥则一直代理了十多年的妇联主任，年年提前张罗庆祝“三·八妇女节”，生怕有对不起姐妹的地方。
NO.3
车老板子挺“牛”
1952年6月9日，海金山牧场移交给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名称为“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是国有农垦企业。
六十多年前，这里还没有人家儿，只有一条乌丹通往东部牧区的大道从锅撑子山前经过。而那条通往乌丹的大道，有百分之七十的路程要从沙漠里穿过，最常用也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和骑马，大车（四套马车）是当时海金山的顶级交通工具，一般人坐不上。因此，赶小牛车的“车豁子”（当时对赶车人的虐称）很“牛”，一般不“捎脚儿”。想坐小牛车出远门，那得仰着脸儿跟人家说好话。而赶大车的老板子就更“牛”了，想坐大车去乌丹，往往得需要场部干部帮助说情。
那时候，为海金山牧场赶大车的车老板子也是属于“国营的”，享受劳保待遇，从头到脚都比别的同行高一筹：冬天头戴貉壳皮帽，身穿白茬山羊皮袄，腰扎蓝士林布包袱皮儿，脚蹬大毡疙瘩（而且是用压杠皮做“笼头”的），手戴大皮“手闷子”，大鞭杆子一扬，煞是威风。
海金山牧场大车队也神气得很，四、五辆大车到乌丹街，只要一过粮库，柴市胡同里就响起了一片打鞭子声。那“响鞭儿”打得那叫一个脆，行人和车辆纷纷避让，连当时乌丹街里惟一的交警“瞎老杜”也得高看一眼。就这样，人挥动着大鞭（车上有两种鞭子，一种是长杆儿大鞭，一种是短杆小鞭，也叫“三节棍儿”），马跑着小碎步，一路招摇着去桥南的“二分店”投宿。而且，大车队老板子也大约分三等：一等是那个“掌包的”，是车队的“头行人”，行走坐卧腰里总系一个蓝包袱皮儿。那包袱叠得四方四角儿的，里面究竟装的是不是钱？人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是卷烟纸）。他的手腕子上戴一块明晃晃的手表，不知走不走点儿，反正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抬腕看表。二等车老板能打很好的“响鞭儿”，驾车技术、装车本事都高，而且是真正受人尊敬的。三等车老板是“学徒工”，打不了“响鞭儿”，只配打“三节棍儿”。这些人往往要受人支使，干些下眼活儿。但车老板儿无论几等，在捎脚儿人的眼里都是上等人。有在乌丹中学读书的学生，为了坐大车回家就伺候过这些人。
从乌丹出发，大车走了不到三十里就不走了。吃完饭他们要打扑克，除了让捎脚儿的学生搬桌子摆板凳、沏茶倒水不算，还让学生们把他们的臭胶鞋刷完晾上……那谱儿摆的，就连三等车老板儿都能支使“捎脚儿的”冒雨给他们放马。
当时，海金山的工人还分为农工和牧工，也挺神气的。比如，农工下地干活不叫“下地”，叫“上班”，干完活收工叫“下班”；牧工则有大牧工、小牧工之分。体改之前，每个基础母牛群都有一到两个小牧工为大牧工服务，叫“贴边儿的”，专干杂活，相当于“牧工助理”。草原红牛验收时，乔万良、毛古来等二十几年如一日从事放牧的“牛倌儿”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通令嘉奖，报纸上有名、广播上有声，还上了《中国名人录》。
1978年，海金山牧场向港澳出口草原红牛时，曾经挑选了几个牧工随火车押车和送牛。当年，虽说坐的是“闷罐”，但他们还是感到特满足。回场后，这几个牧工逢人便显摆：“咱这辈子没白活，沾了草原红牛的光了，头一回坐火车就跑到了深圳。那深圳可是大地方，和香港只隔一条街，街中心画一条界线，人不准越界。要不是有警察挡着，我一步就干到香港去了！”
1962年，因担负着培育草原红牛的重任，昭乌达盟行政公署发出通知，将海金山牧场更名为“海金山种牛场”。
NO.4
最初的全部家底儿
1951年，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正式成立。当时，从乌丹崔家营子向海金山赶去了186头牛，其中有两头还是在途中出生的小牛犊子，这是海金山牧场最初的全部家底。在以后的几年里，翁牛特旗政府又从花都什农场、巴汗他拉农场、道老毛都牧场和海日苏牧场等地为海金山牧场调拨去一些牛，海金山牧场的存栏牛数量有了较快增长。尤其是1954年，翁牛特旗种畜场（即召克图种畜场，人们习惯称大营子种畜场）并入海金山牧场，不仅带来了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牛改良技术。到上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海金山种牛场的存栏牛已经突破2000头，成为当时昭乌达盟农垦系统中的养牛大户。
1952年，海金山牧场在东北农科所的帮助下，以荷兰黑白花公牛为父系改良土种蒙古牛。但荷兰黑白花是乳用牛，而且畏寒、不耐粗饲，种公牛性情暴燥躁，大营子种畜场曾发生过一起种公牛致饲养员死亡事故。因此，1953年，海金山牧场改用短角牛做父系与蒙古牛进行杂交选配。这种短角牛原产英国，海金山牛改良采用的是原国民政府1947年由加拿大引进我国东北的品系。1956年1月，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正式确定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海金山牧场……为基地，用短角牛改良蒙古牛”，从此正式拉开了中国草原红牛育种的序幕。
中国草原红牛的育成，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多年。最初是引进短角公牛，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改良当地蒙古牛，提出的是培育“翁牛特牛”的设想。1962年，在海金山召开的昭乌达盟家畜改良工作会议上，决定把短角牛改良蒙古牛的范围扩大到西拉沐沦河沿岸地区，并提出培育“西拉沐沦牛”的育种方案。1973年12月，国家农业部在天津召开的北方十三省（区）黑白花奶牛育种座谈会上，王震副总理建议科教局协调组织辽宁、吉林、河北和内蒙古四省（区）成立草原红牛育种协作组，联合培育草原红牛。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6年12月17日，四省（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第三次协作会议在海金山种牛场召开，海金山种牛场成为草原红牛重点育种基地。1977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把草原红牛新品种培育列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予草原红牛新品种“培育科研项目阶段成果奖”。1979年，国家农业部农垦局提出《关于加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的几点意见》。同年10月，国家农业部批准成立“草原红牛育种委员会”。之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分别报道了海金山种牛场培育草原红牛的先进事迹。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了海金山种牛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图片，邮电部印发草原红牛纪念邮票。1984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内蒙古科委和农牧渔业厅主持召开了内蒙古草原红牛新品种鉴定命名会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内蒙古草原红牛”命名决定。1985年8月，国家农牧渔业部和三省（区）（注：当时昭乌达盟已回归内蒙古）草原红牛育种协作组对草原红牛进行国家级鉴定验收，验收合格，并命名为“中国草原红牛”。
NO.5
成就了一批“牛”人
自1975年以来，海金山种牛场向国内11个省、市、自治区57个县市，先后推广种牛6500多头，推动了这些地区黄牛改良和畜牧业的发展。育成草原红牛新品种，是种牛场为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为海金山种牛场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最为难得的是，在当年的海金山牧场聚集了一大批“牛”人。
为了培育草原红牛，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内蒙古畜牧兽医研究所、昭乌达盟畜牧科学研究所、内蒙古畜牧厅、昭乌达盟畜牧局等科研单位和行政部门成了种牛场的常客。昭乌达盟以外从事育种工作的科技人员，一般为不定期调研和指导，而昭乌达盟畜研所科技人员则在种牛场常长期驻在守，直到草原红牛被国家验收，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这些科技人员都有着不凡的经历和“含金量”，比如被称作“二贵”的东北农科所佟元贵、孙守贵，在当时已经是东北乃至全国闻名的育种专家了。
1957年4月，由内蒙古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派到海金山牧场搞泰氏焦虫调查的专家中，兰乾伏先生是中国比较有名气的研究寄生虫的专家，上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担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经过兰乾伏等科技人员的调查研究，通过采取预防等措施，遏制了当时严重威胁翁旗东部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牛泰氏焦虫病，而且以后从未再大面积发生。盟内科技人员中，除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年轻人外，还有解放新中国成立前就从事兽医（包括国民党军队兽医官）和育种的年长的人。这些人为培育草原红牛呕心沥血，但却默默无闻，有的人甚至没有等到草原红牛新品种验收的那一天，就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事业。
在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的元老中，宁志远和宁志轩是亲兄弟，又都是高级畜牧师。他俩先后调入海金山种牛场后，从事的工作即是培育草原红牛。宁志远担任场领导后，负责的主要工作仍是培育草原红牛。中国草原红牛命名后，宁志远调到赤峰市种牛站，宁志轩调到翁旗畜牧局，二人所从事的工作仍然与牛有关。
在草原红牛育种工作期间 ，这对宁氏兄弟多次受到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的嘉奖：宁志远于1981年被内蒙古畜牧厅、内蒙古农牧场管理总局评为“草原红牛育种先进工作者”；1983年被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评为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1984年1月被国家民委、科委、农牧渔业部评为先进工作者；1984年9月被内蒙古科委、农牧渔业厅命名为“草原红牛育种功臣”。
宁首峰是宁志远的长子，自幼受父亲的教育和熏陶，勤奋好学，高中毕业后子继父业，继续从事草原红牛育种工作。为学习国外畜牧业先进技术，宁首峰于1985年被赤峰市有关部门派往日本国进修。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克服语言、生活等方面的困难，苦学一年，获日本北海道国际农友会颁发的“研修生证书”。1986年农垦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在老一辈畜牧技术人员不断离开海金山的情况下，宁守峰勇挑重担，在场畜牧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为种牛场的畜牧业建设和发展，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曾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商品牛基地建设先进工作者”；在全区牛冷冻精液制作评比中，荣获内蒙古畜牧厅“优胜奖”。
为了加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的领导，上级党组织还曾为海金山种牛场派出过两位处级干部，担任了牧场主要领导，一位是那存白音，另一位是安殿军。安殿君军在上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是行政十三级，属于高干。当时，在这样一个区区不足两千人的地方小单位，居然来了这样的高级干部，在社会上很是轰动。海金山牧场的创始人王鸿斌、张振峰来自乌兰夫曾任校长的内蒙古自治学院。王鸿斌在上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曾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一时传为佳话。从建场初期，张振峰就在基层做兽医工作，直到离休，是草原红牛育种功臣，曾受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和农牧渔业部的嘉奖。在海金山从事草原红牛育种工作多年的吴德宽，曾作为先进工会干部的代表，在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席过全国水利工会代表大会，与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合过影。
NO.6
土法制乳亦飘香
如今，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一提起当年的海金山奶粉，翁旗乃至赤峰境内的不少人仍然记忆犹新。甚至，年龄在三十岁至五十岁左右的当地人还会说：小时候我是吃海金山奶粉长大的。
海金山种牛场在培育草原红牛过程中，牧业经济也得以巩固与发展。其中，丰富的鲜奶资源，催生了乳品生产。实际上，在上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海金山牧场就开始土法生产奶粉了。其生产工艺比较简单：净乳→蒸发→干燥→粉碎→成品干燥→包装。第一道工序是净乳，将鲜奶经过多层纱布过滤完成。这样的净乳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既原始落后又无可奈何，卫生状况可想而知。第二道工序是蒸发，也称浓缩，在蒸发车间完成，主要设备就是平锅。当时，工人们用镀锌铁皮做成长方形平底锅，再将一个平底锅放置在另一个盛满清水的平底铁锅之上，然后用干牛粪、煤等做燃料加热盛水的平底锅，通过水的传导加热上面的平底锅。这时，工人们会将原料乳放入上层平底锅，用木制的“钉耙”不停搅动，使之水分慢慢蒸发成为浓奶。直至这种浓奶能手攥成团后，工人用平铲将其做成卷状半成品出锅，蒸发程序结束。第三道工序是干燥，把卷状半成品放在木质框、白布底的“干燥盘”内，码放在干燥室内烘干。干燥室是用土坯建成，室外有火塘，室内四周为“火墙”，内设木架以承托干燥盘。当半成品干燥到一定程度后，便进入第四道工序——粉碎。工人们将半成品反复碾压粉碎后过箩成为“初产品”，将初产品放入干燥室再烘干，取出后便是成品奶粉了。
那时候，海日苏队（也称一队，后称东升队、东升分场）、西北洼队（后称先锋队）各有一处奶粉厂，由生产队管理。这两处奶粉厂除生产奶粉外，还生产奶果子和炼乳。所谓“奶果子”，其实就是浓奶浓缩到面团状后，由平锅取出，放在案子上擀成薄饼状，然后切割成方块略加烘干而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北洼奶粉厂停产，而东升队的乳品生产一直坚持到1976年。
1976年7月，海金山种牛场根据乳品市场的需要和牧场奶源逐步增加的实际情况，在昭乌达盟糖酒公司的帮助下，决定在场部所在地建立一处直属于场部的乳品厂——海金山乳品厂。乳品厂由多年在东升队工作，有乳品生产管理经验的范振清负责筹建，聘请昭乌达盟糖酒公司梅青山为技术指导，赤峰市一姓向的工人师傅负责烘干箱等设备建造。
1977年，这座乳品厂建成投产。新建的乳品厂采用高压泵喷雾法，使奶粉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改进和提高。由于浓缩乳仍然采用平锅蒸发法，劳动强度大，工人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尤其在夜间，为了防止困倦，年轻女工一边搅动浓奶，一边唱“洪湖水浪打浪”，有时唱着唱着就站着睡着了。这种喷雾法生产奶粉，对浓缩乳要求比较严格。平锅浓缩奶浓度不好掌握，以致喷雾干燥时经常出现结块现象。因此，奶粉生产仍然离不开“粉碎、过箩”这些工序。尤其是采用燃煤直接加热铸铁管送热风法，热风直接送入烘干箱，一旦铁管破裂，不仅影响生产，还因为热风中含有燃料灰尘而使烘干箱中奶粉报废。
海金山乳品厂尽管规模不大，但直到1996年停产为止，生产全脂奶粉的乳品厂，昭乌达盟（赤峰市）仅此一家。为了保证乳品生产的健康发展，1980年场部通过筹措资金，对乳品厂进行第一次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首先改造供热设备，摒弃铸铁管供热方式，建立锅炉车间，采用锅炉生产的高压蒸汽，对烘干箱、浓缩锅等进行集中供热。此项工程由平庄矿务局工程队负责锅炉及其它他相关设备的安装，1980年年末完成试车。其次是改造原料乳浓缩方法，采用大连金州生产的升膜式浓缩锅，替代人工浓缩原料乳。乳品厂的这两项技改，不仅使奶粉生产结束了落后的生产技术，在节约能源、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奶粉质量等方面也前进了一大步。在开展第一次技改的同时，1980年10月，场部先后派出白晶全、刘殿义、田俊、刘书墨、周福等干部，南下北京、北上呼和浩特，开始为第二次技改筹措资金。在国家农垦部畜牧处杜国昌（曾在1955年由热河省农业厅派往海金山牧场搞资源调查）处长及内蒙古农垦总局工业处曲大建等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争取国家投资8万元。内蒙古农垦总局当年调拨90马力发电机组1台作为备用电源，解决了乳品厂因停电造成酸奶的问题。
NO.7
成为永远的怀念
1981年，技改后的海金山奶粉产量增加，达到75吨，创历史最高。与此同时，乳品生产标准化问题也随之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后来国家《食品卫生法》的颁布，迫使海金山乳品厂不得不在原料乳运输、过滤及净化、标准化冷却、贮藏、杀菌等工艺进行彻底改造。首先，在东升队等地设立收奶站，从鲜奶收购这个源头开始，通过质量检测等措施，严把原料乳收贮质量验收关。其次，采用机械车辆代替畜力车运输，缩短了鲜奶在常温下的停留时间，避免了原料乳运输途中的酸奶现象。第三，对海金山乳品厂实施第二次技改。1981年11月份，在南京船用辅机厂订购了性能先进的净乳机（船用油水分离机），在上海轻工业机械公司订购了乳脂测定器、牛奶保温消毒器、板式热交换器、盐水制冷设备、贮奶缸、盘管式真空浓缩锅等性能比较先进的奶粉生产设备。这些设备于1982年和10983年陆续投入使用，使海金山奶粉在全机械化生产、产品质量达标等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上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乳品市场开始出现激烈竞争，奶粉在市场上“皇帝姑娘不愁嫁”的局面逐渐改变。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使生产普通奶粉向生产速溶奶粉产品换代，海金山场部决定在1986年第四季度实施第三次技改。经考查对比，最终选定杭州胜利乳品设备厂生产的不锈钢干燥塔及附属设备。1987年10月底完成干燥塔厂房主体工程，1988年7月完成干燥塔整体安装和试车投产。至此，海金山乳品厂这个日处理5至10吨鲜奶的小型乳品厂在工艺设备和技术上，已经基本完备，注册为“金工”牌的海金山全脂速溶甜牛奶粉曾经享誉区内外。
奶粉质量与奶源有直接关系。海金山饲养的奶牛品种为中国草原红牛（周边牧民饲养的奶牛，也都经过草原红牛的改良），鲜奶乳脂率高，风味纯正。因此，消费者普遍认为，海金山乳品厂生产的奶粉“油性大”、奶香浓，深受欢迎。在计划经济时期，奶粉是国家二类统购物资，每年计划部门都要下达收购任务，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之后，企业才能自主销售。
1985年赤峰市农垦企业开始体制改革，由于国家对草原红牛验收，海金山种牛场的牧业改革推迟到1986年。1986年年末，海金山全面推行体制改革，除东升队为中国草原红牛“保种单位”、奶牛集体经营外，西北洼和乌敦他拉两个生产队的奶牛全部发包给个人，这样就使乳品厂失去了约 60%稳定的奶源保证。乳品厂当年生产奶粉44吨，比上年的81.5吨减少了46.01%，产值比上年下降45.92%。1993年，乳品厂生产奶粉15吨，比上年减产76.92%。1994年，东升队不再担负草原红牛保种任务，奶牛发包到户，乳品厂失去了最后一个奶源基地，从此乳品厂生产经营一蹶不振。虽然在1995年试图通过生产奶茶粉使企业“起死回生”，但终因“病入膏肓”而于1996年3月宣布停产，存在近二十个年头的海金山乳品厂就此画上了句号。
这一切，现在已成为了永远的怀念，尤其如我，前辈在那里奋斗过，将最美好的人生贡献在了那里！
本文与周福先生合作，图片亦由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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