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金灭辽”，一纸同盟带来的亡国之祸

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在很多人看来，北宋的灭亡，与“联金灭辽”策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辽国灭亡后，北宋便陷入了“唇亡齿寒”之境地。而面对疯狂膨胀的金，北宋更是低估了它的实力和野心，最后竟活活将自己逼向了绝路。那么，这个看似“作死”的方案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个辽国人的主意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联金灭辽”的方案最早竟是由一个辽国人提出的！

此人名叫马植，祖先曾是幽云十六州的居民，世为辽朝大族,累官至光禄卿。不过，显然他在辽国发展得并不得意，口碑更是不咋地，史书记载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

在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权宦童贯出使辽国期间，马植主动求见，提出了联金灭辽的建议。他给出的理由是：“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帝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

童贯视此人为奇才，便将他带回了北宋。见到徽宗皇帝，马植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宋徽宗大喜过望,赐马植以国姓,改名赵良嗣,任命他为秘书丞，攻燕之议从此开始。

然而，伐辽之议还是引发了朝堂上的激烈辩论。一方认为，宋辽两国是友好邻邦，并定有百年盟约，不应背信弃义。而且以宋朝的军事现状，根本不足以取胜。即便灭了辽，也会唇亡齿寒，甚至会引狼入室。但另一方认为，燕云十六州对北宋来说太重要！收复燕云十六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起初，对于这些不绝于耳的议论，宋徽宗也有些忐忑犹疑。不过三年之后，女真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越来越强大，终于起兵反辽，立国号为金。女真的表现似乎证明了宋徽宗当年没有看走眼，这支潜力股走势越来越好，此时马植再次献上“联金伐辽”之策，宋徽宗终于坐不住了！

素质堪忧的官员

重和元年（1118），宋徽宗派武义大夫马政和平海军指挥使呼延庆自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渡海，以买马为幌子，与金谈判攻辽。此后，双方多次互派使臣，不过关系却未见得越来越热络。

因为在来往互动中，部分北宋官员展现出的职业素质着实令人堪忧。

宋徽宗派出的第一批使臣出使金国，船到海北，只是遥遥看到金国的巡逻兵，就吓得跑回了青州，还上奏谎称金人不接纳他们，差点儿被巡逻兵杀死……后来皇帝知道实情，怒不可遏，于是重新挑选能吏前往。

重和二年（1119），朝臣赵有开受命护送金使臣回国，赵良嗣提醒他应以国礼相待，要用“国书”。赵有开却不以为然，“女真人不过是一外族部落，相当于一个节度使，朝廷何必过分抬举它？用普通诏书就够了。”行至半道，赵有开突然病故，恰逢宋朝听到传言，说金人又与辽人修好了。于是宋朝君臣未加核实便开始各种猜忌，护送任务也敷衍了事，直接让地方政府派侍卫把使者送了回去。金主完颜阿骨打得知后，十分恼火，将宋朝侍卫扣在军中半年，释放时对他说：“求好攻辽本不是我们的意愿，况且辽军已经节节败退，许多土地已被我们攻占，根本不需要你们宋人的帮助。现在答应联盟夹攻之事，不过出于两国的友谊考量，可宋朝竟然如此怠慢，让我感到很受辱。”

面对愈发强势的金，北宋还是决定要结盟，理由是听说辽国君主已露亡国之相。为此大臣王黼还专门派了个画家，去给辽主画像。徽宗闻听大喜，岂不知他自己也挂着亡国之相。

稀里糊涂的合同

宣和二年（1120年），赵良嗣以买马名义再次使金，正式缔结“联金灭辽”的盟约。

徽宗在诏书中言：“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徽宗本意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也就是把长城以南的关内所有失地全部收回，将夷狄完全拒于长城以外，但可能由于对地理历史背景不甚了解，他写的是“燕京并所管州城”，一上来便作茧自缚，授人以柄。尽管赵良嗣在谈判中坚持“燕京”的概念等同于幽云十六州，但金国坚持“燕京”就是辽朝的燕京辖区,拒绝将燕京辖区之外的土地归属宋朝,尤其是长城以南的平州、营州等地(今冀东地区)，金国坚持要归己所有。

两方对此问题争论不休，文书往来，议论不绝，最后只取得阶段性成果，燕京仍许于宋朝，而待战事结束后，根据战事结果，西京等州再做议论交割。最后双方约定：届时金进攻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宋攻取燕京一带，事成以后，燕京归宋所有，送给金岁赐五十万两匹。

赵良嗣回朝复命,宋徽宗看了文本才知御笔作茧自缚，于是再派马政使金，要求在盟约中将燕云十六州一一注明。可金国哪能把嘴里的肥肉吐出来，于是断然拒绝，并且态度强硬地表示如果宋朝要求过高，将不惜解除盟约。并且特别强调了还燕之事，需要以宋朝出兵夹攻作为前提，才肯答应。宋徽宗便也没再强硬争取。于是，盟约中最关键的领土争议就这么稀里糊涂趟过去了。

因为当时辽朝阻隔在北宋和金国之间,两国使节通过横跨渤海进行往来沟通,所以盟约被称为“海上之盟”。

“联金灭辽”错了吗？

盟约虽签，但是朝堂之上的反对声音一直都存在。

太宰郑居中态度尤为坚定，他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安尧臣则认为伐辽是妄启边衅，用汉唐故事，认为人主兴师于远夷皆不可取，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浪费民力，更何况本朝之弱，且认为所谓伐辽都是童贯这一权阉勾结党羽，形成集团，鼓噪而动，以矜其功，挟恩而重，皇帝不能被奸臣小人所蒙蔽。

只可惜这些反对声只是被记录进了史籍中，并没能对当时的决策有丝毫的改变。而幻想着凭借这纸盟约收复失地、获取不世之功的宋徽宗却即将迎来败家丧国，流离异域的无尽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