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丨真理与司法形式（第二讲）

真理与司法形式

米歇尔·福柯 / 文

郝晓宇 / 译

1973年5月21—25日，福柯在里约热内卢的罗马天主教大学作了五次讲座，也就是“真理与司法形式”。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五次讲座的中译本。

该中译本主要根据英译本（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Judicial Forms”, in Power: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ited by James D. Foub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The New Press, 1997, pp.1-89）进行翻译，并对照法文版（Michel Foucault, “La vérité et les formes juridiques”, in Dits et écrits, t. 2, texte n°139, Gallimard, 1994, pp.538-646）进行修订。

【 】里的内容，为英译本标注；[ ]里的内容，是中译本据法文版所作的修订和标注。

今天推送的是第二讲。

第二讲

今天，我要和你们讲俄狄浦斯的故事。这些年来，这个主题早已不再时髦。因为弗洛伊德，俄狄浦斯的故事被视为我们的欲望与潜意识的古老预言。然而，在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去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俄狄浦斯则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表明，俄狄浦斯式的父—母—子三角关系，既未昭示我们欲望的非时间性真理，也未揭露其深层历史性真相。他们试图说明，那个为人熟知的俄狄浦斯式三角关系，由于被分析医师的诊治所操控，因而构成了抑制欲望的某种方式，并确信那种欲望只是维持于家庭，几乎像资产阶级的小型剧本一样在父亲、母亲、儿子之间展开，而从未投身于或传播于我们的周边世界或历史世界。

因此，俄狄浦斯的概念，并非自然真理，而是一种限制和束缚的工具，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专家利用这种工具来抑制欲望，并把它嵌入在特定时刻由社会所定义的家庭结构中。换言之，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俄狄浦斯，不是我们潜意识的秘密内容，而是精神分析专家通过治疗来试图强加在我们欲望和潜意识之上的约束形式。俄狄浦斯是一种权力工具，一种把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权力施加在欲望和潜意识之上的方式。

我承认，这样的问题非常吸引我，我也孜孜汲汲，愿意探求俄狄浦斯故事背后的究竟，但不是那些无法确定、冗沓不休的关于我们欲望和潜意识的故事，而是关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历史。

在此插入一个相当离题的话题：作为一系列研究的组成，我想说出的一切，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已经非常深刻说明的一切，正好与刊物的报道相反，也与习惯上称为“结构”的东西无关。无论是德勒兹，还是利奥塔，还是加塔利，还是我，都从未进行过结构主义分析，我们绝对不是“结构主义者”。如果被问起我所做的工作以及其别人比我做得更好的工作，我会说，我们不是研究结构；因为对文字游戏的着迷，我会说我们研究的是王朝（dynasties）。延续着希腊语dunamis dunasteia（权力王朝）的语义。我会说，我们试图照亮直到现在仍然极其遮掩、极其神秘，但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又极为深入投诸经验的——权力关系。令人费解的是，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相比，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却能得到更好的认识，有更为彻底的盘点和更为清楚的定义。在这次系列讲座中，我希望表明政治关系如何建立并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以至于诸多现象，只有当它们与经济结构和生产的经济关系无涉，而只与渗透在我们全部生存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有关时，才能得以解释。

我想表明，从索福克勒斯那里读到的俄狄浦斯的悲剧——我会搁置与之有关的神话背景——如何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意义上是权力和知识【savoir】、政治权力和知识【connaissance】之间确切关系类型的创建实例，而且，我们的文明仍然没有从中解除束缚。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文明中，似乎真的存在俄狄浦斯的复杂体。但它并不涉及我们的潜意识和欲望，也不涉及欲望和潜意识的关系。如果存在俄狄浦斯的复杂体，那么，它也运作于集体层面而非个体层面，它与欲望和潜意识无关，而与权力和知识有关。这就是我想剖析的“复杂体”。

[悲剧俄狄浦斯，基本上是希腊司法实践的首个例证。众所周知，在这个故事中，一个不知道真相的人——一个统治者，一个普通人——通过一系列我们所要讲述的技术，成功地发现了某个真相，这个真相使得统治者的最高权力受到质疑。因此，悲剧俄狄浦斯，就是寻找真相的故事；而这种寻求真相的程序，完全遵守着希腊当时的司法实践。因此，第一个问题就是，古希腊司法所要探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探寻真相的最初例证，可以追溯到《伊利亚特》时代的希腊司法程序。它出现在安提洛科斯与墨涅拉奥斯争论的故事里，而争论发生在为纪念帕特洛克罗斯之死而组织的比赛中。在这些比赛中，其中一项是驾驭二轮战车，像往常那样往返环道赛跑，在绕过立柱拐弯时，必须要尽可能地接近立柱。为了确保遵守竞赛规则，比赛的组织者在那里安排了一个人；荷马甚至没有给他单独命名，说他就是一个证人，histor，一个在那里察看的人。[1]

[1]实际上，“阿基琉斯向他们指明远处平原上的路标，委派他父亲的侍从、神样的福尼克斯在路标旁专司督查，观察竞赛，真实地向他禀报情况”（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31页[23:355-360]）。

比赛开始后，在拐弯处领先的人是安提洛科斯和墨涅拉奥斯。当安提洛科斯率先到达后，争议出现，墨涅拉奥斯提出了指控，对授奖的裁判者或评审团说：安提洛科斯犯规了。抗议、争论——真相如何建立呢？奇怪的是，荷马笔下，涉事双方都没有传唤那个进行察看的人，著名的证人就在转弯立柱处而应当为所发生之事作证。但他没有被传唤作证，没有被问任何问题。争论只在对抗者墨涅拉奥斯和安提洛科斯之间。争论如下展开：在墨涅拉奥斯控告“你犯规了”之后，安提洛科斯申辩“我没有犯规”，墨涅拉奥斯提出挑战：“来，伸出你的右手，放在你赛马的前额上，用你的左手抓住马鞭，以宙斯的名义起誓，你没有犯规。”就在此时，安提洛科斯面对挑战，即一种考验（test），拒绝宣誓，因而承认他犯规了。[2]

[2]这里的讨论，以及对《俄狄浦斯》一剧的讨论，福柯多采意译，而非摘录。——英译注（译按：此处中译为：“宙斯抚育的安提洛科斯，快站过来，按照传统站到马匹和战车前面，手握你用来赶马的那根柔软皮鞭，轻抚战马震地和绕地之神起誓，你刚才阻挠我奔跑并非有意施诡计。”[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539页（23:581-585）]）

这是一种产生真相的奇特方式，司法真实的确定——不是通过证人的证言，而是通过一种考验游戏、一种挑战，由一方向另一方大声提出。[一方提出的挑战，另一方应当接受或拒绝该冒险。]如果他接受冒险，如果他真的发誓，后果的发生，真相的揭露，就会立即转交神明。正是宙斯，通过惩罚伪誓者，以其闪电，宣明真相。

这里，我们得到一种过去非常古老的检验真相的实践，后来在司法中建立的，不是侦查、证据、调查和讯问，而是一种考验游戏。考验是古希腊社会的特征。我们将会在中世纪早期再次遇到。

显而易见，几个世纪后，当俄狄浦斯和整个忒拜城邦在寻找真相时，并未使用上述模型。可饶有趣味的是，以考验的方式构建真相的实践，我们确实能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发现一二残余。首先，在克瑞翁和俄狄浦斯之间——当俄狄浦斯批评对方的内兄捏造了德尔菲神谕的启示，告诉他：“你编造一切只想得到我的权力，取代我。”克瑞翁没有试图凭借证人确立真相，而是回答道：“那好，让我们来宣誓，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密谋反对你。”这些话当着伊俄卡斯忒说出，她接受了游戏，并且是游戏的裁判者。克瑞翁以勇士之间争论的古老惯例回应了俄狄浦斯。[3]

[3]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载于《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642-648）。

我们可以发现，挑战和考验体系贯穿整个剧本。当俄狄浦斯意识到，折磨忒拜城的瘟疫，来自神对堕落与谋杀而发出的诅咒，俄狄浦斯发誓驱逐那个犯下罪行的人，可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自己。因此，他卷入了他自己的誓言，正如旧时勇士和他的对手竞赛时，也在他们允诺或咒骂的誓言里包含自己一样。这些古老传统的残余在整场戏剧中不断重现。尽管事实上，俄狄浦斯的悲剧基于完全不同的机制。这种确定真相的不同机制，才是我要阐述的重点。

在我看来，这个真相机制最初遵守着一种规则、一种纯粹形式，我们可以称为“对半规则”。在《俄狄浦斯》中，发现真相的过程，恰恰是两个对半对榫合一。俄狄浦斯，指派一人去求问德尔菲之神，阿波罗王。细细查阅就能发现，阿波罗的回应分为两个部分。阿波罗开始说：“这块土地被污染了。”某种意义上，另一半回应缺失了：这里存有污秽。但谁是污染者，污染了什么？因此必须提出第二个问题，俄狄浦斯强迫克瑞翁说出第二个启示，问他是什么造成了污染。第二半出现了：造成污染的是一桩谋杀。但无论是谁说起谋杀，都是在说两件事，谁谋杀和谁被谋杀。阿波罗被问道：“谁被谋杀了？”答案是拉伊俄斯，原来的王。然后再问：“谁杀死了他？”此时，阿波罗王拒绝回答，并且，如俄狄浦斯所说，神不能被强迫揭露真相。所以这里仍然缺少另一半。谋杀这一半对应着污染；那个被谋杀的人，就是第一半。但是第二半，杀人者的名字，空缺了。

由于神的意志不能强迫，为了知道凶手的名字，就必然要向某物或某人求助。那另一半，即阿波罗的替身，他的人类替身，他的凡人影子，就是先知忒瑞西阿斯，他像阿波罗一样，是神圣的，theios mantis，神圣的预言者。他非常接近阿波罗——他也被叫作王，anax——但他是凡人，而阿波罗是不朽的；尤其是他失明了，沉浸在黑暗里，而阿波罗是太阳神。他是神圣真相的黑暗的另一半，他是光之神投射在地球表面的阴暗替身。正是这一半，将被盘查审问。然后，忒瑞西阿斯回应俄狄浦斯道：“你就是那个杀死拉伊俄斯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俄狄浦斯》第二场之前，所有一切都已说出和上演。我们知道了真相，通过联合阿波罗这一半和忒瑞西阿斯那一半的回应，俄狄浦斯已被清晰指认。对半游戏已经完成：污染，谋杀；谋杀的受害者，谋杀者。所有答案都在这里，但是预言、预测、指示的形式非常奇怪。先知忒瑞西阿斯没有准确告诉俄狄浦斯“你是凶手”。他说：“你承诺驱逐那个凶手，我要求你履行你的誓言而放逐自己。”同样，阿波罗也没有准确说“这里有场堕落，并且就是城市陷入瘟疫的原因”。阿波罗说：“如果想要结束瘟疫，你必须净化你自身的堕落。”所有这些都是以未来、指示和预测的形式说出的，没有什么指涉到现状事实，也没有插手干预。

我们拥有了全部真相，但形式是指示和预言，二者都是神谕和先知的特点。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真相是完整的、整全的——所有一切都被说出——但是缺乏现时、现状方面的东西，缺少那个人的名字。缺失了真实发生情形的证据。说来也怪，这个由先知和神所构造的古老故事，完全以未来的形式展现。可眼下我们却需要现在和过去的证据——真实发生之事的现时证据。

这种指示和预报的另一半，过去与现在，由剧本剩余部分给出。同样，也是通过奇特的对半游戏给出。首先，有必要确定是谁杀死了拉伊俄斯。结合剧中的两处叙述就能得知。第一处由伊俄卡斯忒不由自主地无意说出，当她说：“现在听着，俄狄浦斯，与先知所说相反，不是你杀死了拉伊俄斯。最好的证明就是，拉伊俄斯是被几个人在三岔路口杀死的。”对于这个叙述，俄狄浦斯焦虑并几近肯定地答道：“在岔路口杀死一个人，那正是我所做的；我记得当我来忒拜时，我在三岔路口杀死了一个人。”这样，通过联合彼此互补的两半，伊俄卡斯忒的回忆和俄狄浦斯的回忆，我们就有了一个几乎完整的真相，拉伊俄斯被谋杀的真相。说几乎完整，是因为一小块仍然缺失——究竟他（拉伊俄斯）是被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杀死，剧中实际上没有解答。

但这仅仅是俄狄浦斯故事的一半，因为俄狄浦斯不仅仅是那个杀死拉伊俄斯王的人，还是杀死生父又娶了生母的人。把伊俄卡斯忒和俄狄浦斯的叙述结合后，仍然缺少故事的第二半。缺少的部分恰恰能给他们一种希望，因为神预言到，拉伊俄斯不仅将被杀死，还会被他的儿子而非他人杀死。所以，只要没有证明俄狄浦斯是拉伊俄斯的儿子，预言仍未实现。在剧本的后面部分，为了证实整个预测，就需要第二半，方式是结合两个不同的证言。第一个证言，就是从科任托斯来的奴隶告诉俄狄浦斯，波吕波斯去世了。俄狄浦斯没有为他父亲的去世流下一滴眼泪，反而欣然说道：“原来如此！但至少不是我杀死了他，与预言所说相反。”然后奴隶回答道：“波吕波斯不是你的父亲。”

于是我们有了新的内容：俄狄浦斯不是波吕波斯的儿子。接着，最后一个奴隶在剧中出场，他就是那场灾难后逃跑的人，那个藏身于喀泰戎山的人，那个把真相藏匿在他的茅屋下的人，这个牧人被召来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道：“这是真的。很久之前，我曾交给这个信使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来自伊俄卡斯忒的宫殿，据说就是她的儿子。”

我们看到，仍然缺少最后的确定，因为伊俄卡斯忒当时并不在场作证：就是她把孩子给了那个奴隶。但除了这一点难题，整个圆环已经完成。我们知道，俄狄浦斯，就是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后被交与波吕波斯，也正是他，认为自己是波吕波斯的儿子，后来返回忒拜——他不知道，忒拜正是他的家乡——以逃脱预言，但在三岔路口，他杀死了拉伊俄斯王，他的生父。圆环就此闭合。圆环以一系列相互对应、榫合的对半而闭合。似乎关于孩子的整个冗长、复杂的故事——那个孩子既是流亡，也是逃离预言，因为预言而流亡——都被分成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又一分为二，而所有这些碎片散布在不同人之手。当把神和先知，伊俄卡斯忒和俄狄浦斯，来自科任托斯的奴隶和喀泰戎山的奴隶，所有这些对半以及对半的对半拼合起来，彼此匹配，彼此结合，就重构了故事的整体轮廓。

这种分裂和重聚的形式，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中，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但它不仅仅是修辞学的，还是宗教的和政治的。这是有名的sumbolon（象征）技术，希腊式象征。这是权力及其实践的工具，当一个人拥有某种秘密或权力，他就把某物如瓷片一分为二，自己保留一份，而把另一份交给某个传递信息或者证明其真实性的人。把两个部分对接在一起，就可以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即权力行使的连续性。权力显示自身、完成圆环以及保持统一的方式，就是来自同一整体和独特物体的——其全体配置就是权力的展示形式——分散碎片的小游戏。俄狄浦斯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碎裂，占有完整、联合的碎片，就会证实所拥有的权力和发出的命令。那些派出并必须返回的信使们，证实他们与权力的关联，就是通过每个信使都有一件碎片并且能和其他碎片拼合相接的事实。这种司法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技术，就是希腊人所谓的sumbolon，象征。

俄狄浦斯的故事，如它在索福克勒斯悲剧中上演的，服从这种sumbolon：不是修辞的形式，而是宗教的、政治的、准巫术的权力实践的形式。

现在，如果我们不再关注这些机制的形式，不再关注这些分裂开来最终又对榫合一的对半游戏，而是注意到互相拼合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就能看到一系列事实。第一，当对半拼合在一起时，这里有某种位移。拼合的第一组对半，即阿波罗王和先知忒瑞西阿斯——先知或神的层级。下一组互补的对半，由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构成。他们的两份叙述出现在剧本中间，这是王室、统治者的层级。最后，最末一组叙述出现，补齐故事的最后一半，不是由神或王室提供，而是由佣人和奴仆提供。由波吕波斯最卑微的奴仆，以及在喀泰戎山的森林里最为隐身、最具决定性的牧人，宣布真相，提供最后一份证据。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剧中一开始所预言的东西，会以两个牧人叙述的形式再说一次。正如剧本从神移向奴隶，说出真相的机制和真相被说出的形式也在变换。当神和先知说话，真相以指示和预言的形式表述——在永恒、全能的太阳神的凝视（gaze）下，在虽然失明但能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占卜者的凝视下。这是一种巫术—宗教的凝视，在剧本的开端，照亮俄狄浦斯和歌队不愿接受的真相。而在最卑微的等级上，又有一种凝视——因为，如果两个奴隶能够作证，那是由于它们曾亲眼所见。第一个人曾看到伊俄卡斯忒把孩子交到他的手上，让他遗弃到森林深处；第二个人曾看到他的奴隶同伴把孩子交到他手上，并回想起他把孩子带到了波吕波斯的宫殿。这依然是凝视的问题——不管是神和先知那样伟大永恒的、启示的、耀眼的、闪电般的凝视，还是人类那样曾经看到并且记得曾经亲眼看到的凝视。这是证人的凝视。这是荷马在说起安提洛科斯和墨涅拉奥斯的冲突和形式化争论时，丝毫无所涉及的凝视。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俄狄浦斯》剧本中，能看到一种真相阐明方式的转移：从预言和指示类型的话语，转移到回顾性的话语，这种回顾性话语的特征不再是预言，而是证明。这也是光的转移，或者说是从预言和神圣的光辉，它们的真理之光，转移至牧人那种更加经验和日常的凝视。牧人与神之间，存在一种对应。他们说出同样的事情，他们看到同样的事情，但不是以同样的语言或者以同样的眼睛。在整个悲剧中，我们看到，同样的真相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话语中的不同语词，以不同的凝视——呈现和表达。但这些凝视彼此互通。牧人完全对应着神，甚至可以说，牧人象征着神——牧人所说的内容，本质上就是神以不同方式早已说过的内容。

至此，我们得到俄狄浦斯悲剧的一个基本特点：牧人与神的互通，人之回忆与神圣预言的互通。这种对应互通界定着悲剧，也构建着一个象征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记忆和话语就像是神之伟大预言的经验边缘。

我们应该仔细思考这一点，以理解《俄狄浦斯》的真相推进机制。一边是神，一边是牧人；两者之间，还有王室一级，或者更准确地说，俄狄浦斯一级。他的知识层级是什么？他的凝视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纠正一些事情。在分析剧本时，人们经常认为俄狄浦斯是个一无所知的人，一个盲人，一个眼睛被蒙蔽、记忆被阻断的人，因为他从来不曾提及并且好像已经忘掉他自己在三岔路口杀死国王的行为。俄狄浦斯，一个健忘的人，一个无知的人，一个对弗洛伊德来说代表着潜意识的人。我们知道所有和俄狄浦斯名字有关的文字游戏。[4]但我们别忘了，文字游戏是多义的，而希腊人自己就已经注意到，在“Oidipous”（俄狄浦斯）中，oida一词的意思既是“看过”，也是“认知”[savoir]。我想阐明的俄狄浦斯，在这种sumbolon机制中——对半的互通，牧人与神的回应游戏——不是那个一无所知的人，而是那个知道太多的人。他是以某种应受谴责的方式而把他的知识和权力连接在一起的人，因此，《俄狄浦斯》的故事最后注定要被逐出历史。

[4]“Oedipus”（俄狄浦斯）源自希腊语“oideo”(肿的)和“pous”(脚)。因此，“俄狄浦斯”的意思就是“脚肿的”。但福柯自己的评论集中于词源学上的其他可能。——英译注

索福克勒斯这个悲剧的题目很有意思。《俄狄浦斯》本是《俄狄浦斯王》，Oidipous turannos。其中，turannos一词很难翻译，因为译词无法传达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俄狄浦斯是有权者，一个行使某种权力的人。索福克勒斯剧本题目的特点在于，不是《俄狄浦斯乱伦者》或者《俄狄浦斯弑父者》，而是《俄狄浦斯王》。那俄狄浦斯的王权是什么意思呢？

纵观全剧，我们便会注意到权力主题的重要性。俄狄浦斯的权力，根本上总是悬于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倍感威胁。

在整个剧中，俄狄浦斯从来不会说他是无辜的：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但那不是他自己意愿，他杀死了那个人，但他不认识那就是拉伊俄斯。那种无辜和无意识层面的辩护，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主角，从来不曾提出。

只有在《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失明、悲惨的俄狄浦斯贯穿全剧的哀号：“我无能为力，在我一无所知的陷阱中，神把我捕获。”[5]而在《俄狄浦斯王》中，他根本没有以无辜为自己辩护。他的唯一难题是权力——他能保持权力吗？在剧中，正是权力，自始至终危如累卵。

[5]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载于《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547-548）。

第一场，当地居民向俄狄浦斯乞援应对目前的瘟疫，因为他是最高统治者。“你有权力，你一定要为我们驱除瘟疫。”他回答道：“我非常乐意帮助你们驱除瘟疫，因为这场困扰你们的瘟疫，也困扰着我的统治权和王位。”作为一个乐意维护王权的人，俄狄浦斯寻找着解决难题的办法。可当他开始从身旁涌现的响应中感到威胁，当神谕指向他，并且先知确切无疑地说出他就是罪犯时，俄狄浦斯，没有答以无辜，而是告诉忒瑞西阿斯：“你想要我的权力。你策划阴谋反对我，就是为了夺取我的权力。”[6]他从来不担心他可能杀死了父亲或者（忒拜）王。让他感到害怕的，是丢失自己的权力。

[6]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82页（399-400）。

在与克瑞翁的重要争论中，俄狄浦斯告诉他：“你从德尔菲带来了神谕，但是你篡改了神谕，拉伊俄斯的儿子，因为你要索取那赋予了我的权力。”[7]再一次，俄狄浦斯在权力的层面，而不是在他的无辜和有罪性的层面，感到克瑞翁的威胁。剧本中所有冲突的争端，都始自权力。

[7]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85页（532-542）。

在剧本末尾要揭晓真相时，当科任托斯的奴隶告诉俄狄浦斯：“别担心，你不是波吕波斯的儿子。”[8]俄狄浦斯不会考虑：不是波吕波斯的儿子，他可能就是别人的儿子，可能就是拉伊俄斯的儿子。他说道：“你说那些是想让我蒙羞，让人们以为我是奴隶的儿子；但即便我是奴隶的儿子，也不会阻碍我行使权力；我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王。”[9]再一次，这是权力问题。此时，俄狄浦斯作为最高司法长官和主权者，传唤了最后一位证人，从喀泰戎山来的奴隶。而正是作为主权者，以严刑拷打的胁迫，他才能从奴隶那里索取真相。当真相被引出，当俄狄浦斯是什么人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杀死父亲，与母乱伦——被公诸于众，忒拜的人民会怎么说？“我们曾称你为我们的王”。这意味着忒拜的人民，尽管知道俄狄浦斯曾经是他们的王，但用未完成过去时——“曾称”——宣布他现在被撤销了王权。

[8]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99页（1016-1018）。

[9]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101页（1075-1085）。

问题所在，即俄狄浦斯的权力滑落。证据就是，当俄狄浦斯把权力移交给克瑞翁，剧本最后一行仍然与权力有关。在俄狄浦斯被带进宫殿之前，最后的话，由新王对俄狄浦斯讲出，克瑞翁说：“别再想统治一切。”[10]使用的单词是kratein，意思是俄狄浦斯不该再命令指挥。克瑞翁加上akratêsas，单词的意思是“在达到权力顶峰之后”，但也具有双关语义，α有隐含的意思“不再占有权力”；akratêsas同时表明：“你曾经升到顶端，你不再拥有权力”。

[10]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182页（1522-1623）。

在那之后，人们最后一次称赞俄狄浦斯道：“你曾是kratistos。”即“你曾到达权力的顶峰”。而忒拜城民第一次称呼俄狄浦斯是“o kratunōn Oidipous”，意思是“俄狄浦斯，全能者”。整个悲剧就在这两个称呼之间展开。这是政治权力和拥有政治权力的悲剧。但俄狄浦斯拥有的权力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体现在那个时期的希腊思想、希腊历史和希腊哲学中。俄狄浦斯被称为basileus anax（君王），第一人，一个拥有krateia的人，一个拥有权力的人，甚至被称为turannos（僭主）。“僭主”，在这里不应该按字面意思严格理解，像波吕波斯、拉伊俄斯，所有其他人也都被叫作turannos。

在俄狄浦斯悲剧中，这种权力显现出某些特点。俄狄浦斯拥有权力，可他是经过一系列事件和冒险才获得的，他从一开始最不幸的人——遗弃的孩子，遗失的灵魂，流浪者——后来成为最有权力的人。他深知命运的跌宕。他经历了悲惨与荣耀。当他相信自己是波吕波斯的儿子的时候，他曾到达巅峰，而当他成为从一个城邦游荡到另一个城邦的孤影时，他也曾跌到低谷。后来，他再次爬上顶峰。“这些年历经的岁月”，他说：“有时把我贬低，有时把我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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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交替是两类人物的品质特征。（一类是）史诗英雄般的传奇人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市民资格和故土，但又在一系列磨砺后重获荣耀；（另一类是）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僭主式的历史人物。僭主在数次冒险并达到权力之巅后，总是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就像那个时代的希腊文本中所描述的那样，僭主这类人物的特点就是命运无常。

俄狄浦斯就是这样的人，在经历悲惨之后也经历了荣耀，在成为英雄之后也成为了王。但他成为王，是因为他杀死了神圣的歌者，那个吞食不能解开谜语之人的恶妇，因而拯救了城市。他拯救了城市，使得它起死回生，如他说的，在无法呼吸的时候再次呼吸。在表明他拯救了城市时，俄狄浦斯使用了orthōsan的表达，“起死回生”，anorthōsan polin；“让城市起死回生”。我们在梭伦那里发现了同样的表达。梭伦，虽然不是真正的僭主，但作为立法者，在公元前6世纪末，以使雅典城邦起死回生而自豪。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这是所有升到权力高位的僭主的特征。他们不仅自己经历了起起伏伏，而且还有使城市升腾繁荣的任务，或者通过公平的经济分配，像库普赛洛斯（Cypselus）在科林斯，或者通过公正的法律，像梭伦在雅典。所以，在索福克勒斯的时代，甚至再早一些的时代，那些文本描述的希腊僭主就具有这两个基本特点。

在《俄狄浦斯》中，我们也能找到僭主的一些消极特点。俄狄浦斯在与忒瑞西阿斯、克瑞翁甚至是人民争论时，有几件事被人诟病。比如克瑞翁告诉他：“你错了；你把自己等同于这个不是你出生的城市，你认为你属于这个城市，并且城市也属于你；我也属于这座城市，这不单单是你的城市。”[11]现在，如果我们看一下希罗多德的记述，比如讲到古希腊僭主，特别是科林斯的库普赛洛斯，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是那些自认为拥有那个城市的人。[12]库普赛洛斯说，宙斯把这个城市交给他，他再转而把城市交给市民。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能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11]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88页（629-630）。

[12]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85-390页（5:92）。库普赛洛斯在公元前657—627年统治着科林斯。

同样，俄狄浦斯毫不在意法律的重要性，他用自己的突发奇想[意愿]和命令代替法律。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话。当克瑞翁责备俄狄浦斯想要驱逐他时，说这样的决定不公正，俄狄浦斯答道：“无论是否公正，它必须同样得到执行。”[13]他的意愿就是城市的法律。由于这个原因，当他开始往下跌落时，歌队的人就会责备他曾经蔑视dikē，正义。[14]所以在《俄狄浦斯》中，我们很容易辨认出一类人物，一类被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思想所清晰定义、强调、分类和描绘的人物——僭主。

[13]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88页（627-628）。

[14]葡萄牙文中，此处用的是“tuje”（tukhē），意思是命运、运气，而非正义。另外，与dikē——“正义”——相反的这个词，并不是在歌队唱词中出现的。参见Oedipe roi, trad. fr. Mazon),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p.104 (885 )。——法文版注

这类僭主人物的特征，不仅在于权力，而且还在于某种类型的知识。希腊僭主不仅仅是拥有权力的人：他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他拥有——或声称拥有——某些在效果上超过他人的知识。这正是俄狄浦斯的情况。俄狄浦斯正是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知识，成功解答了著名的斯芬克斯谜题。就像梭伦，因为他的sophos，智慧，才能真正给予雅典公正法律并恢复城市健康，所以，俄狄浦斯也因为他的sophos，才能解决斯芬克斯谜题。

那么，俄狄浦斯具有的知识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有哪些呢？整个剧本都在描述俄狄浦斯的知识。俄狄浦斯不断说到，他打败了其他人，他解开了斯芬克斯的谜题，他通过说出gnōmē（格言），以他的知识或tekhnē（技艺），而拯救了城市。其他时候，为了说明自己的知识形式，他说他是发现，ēurēka（发现）。这是俄狄浦斯用得最多的词语，以表明他过去已经做的和现在正要做的事情。俄狄浦斯之所以解开了斯芬克斯谜题，是因为他已“发现”。如果他再次解救忒拜，他会再一次不得不发现，euriskein。那euriskein说明什么呢？“发现”行为，在剧中一开始就被描述为由自己完成。俄狄浦斯经常强调：“当我解开斯芬克斯谜题时，我没有依赖任何人。”对人民和先知，他都这样说。他告诉人民：“在解开斯芬克斯谜题时，你们丝毫没有帮助我。你们对神圣的歌者束手无策。”他还对忒瑞西阿斯说：“你算什么先知？你甚至不能从斯芬克斯手里拯救忒拜。当每个人都陷入了恐惧，我全凭自己解救了忒拜；我没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任何事，我没有使用任何信使，我只身前来。”发现，是独自完成的事情。发现，也是当一个人睁开双眼时就会做的事情。俄狄浦斯重复说道：“我提出了问题[我进行了调查]，没有人能够提供信息，所以我张开耳目，就看到了。”俄狄浦斯经常使用的动词oida，同时具有“去认知[savoir]”和“去观看”的意思。Oidipous，就是那个能够去认知[savoir]和观看的人。他是观看者、凝视者，直到最后他也是这样。

如果说俄狄浦斯落入了陷阱，那正是因为，他决心知道[发现]，他强迫证人和目睹者去回忆；他坚持追查，直到从喀泰戎山深处搜出了那个目睹一切、知道一切的奴隶。俄狄浦斯的知识，是来自经验的知识；同时也是单独的知识，是第一手知识：一个人全凭自己，不信传言，希望用自己的双眼来亲见。这是僭主——以自己的能力就能统治城市——的独断性知识。俄狄浦斯经常用统治和命令的比喻来说明他所做的事情。俄狄浦斯是船长，他站在船头睁开双眼去看。正是因为他睁开双眼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他才发现了意外、不可预料之事、命运和tukhē。俄狄浦斯，因为他拥有通向事物的独断性凝视，所以才落入陷阱。

我想表明，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剧本中，基本重现了一种我称为知识—权力、权力—知识的东西。正因为他行使了一种专制和单独的权力，既远离神的预示——他不想听的预示——又远离人民的所说所想，在渴望通过自己单独的发现来实施统治时，最后发现了目睹者的证据。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对半游戏如何运作，并且也知道了俄狄浦斯如何在剧本结束时成为多余的人。在这种僭主的权力和知识中，他是多余的：他不听信神或人民而要亲眼去看，但又能与神的预示和人民所知正好吻合。无意之间，俄狄浦斯成功地建立了神之预言和人之记忆的结合。俄狄浦斯式知识，过度的权力与过度的知识，使他变得无用，圆环在他那里闭合；或者说，牌券[tessère]的两个碎片彼此榫合，而俄狄浦斯在他的独有权力中变得无用。一旦两个碎片榫合，俄狄浦斯的形象就变得庞大怪异。凭借他的僭主权力，俄狄浦斯能做得太多；凭借他的独有知识，俄狄浦斯知道得太多。在这种过度状态下，他既是母亲的丈夫，也是儿子的兄弟。俄狄浦斯是个过度的人，所有一切都拥有太多——他的权力、他的知识、他的家庭和他的性欲。俄狄浦斯，双重之人，与牧人所知、神之所言的象征性透明相比，拥有得太多。

因此，俄狄浦斯的悲剧，非常接近数年之后的柏拉图哲学。应该说，对柏拉图而言，奴隶的知识，即对所见之事的经验性回忆，将会贬值，以获得更加深刻和本质的记忆，即在理性天堂所见的回忆。但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还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那种优先、独有的政治性知识的主题，或者说那种人物和形式，将被根本贬值和丧失信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以及柏拉图哲学的目标，这就是俄狄浦斯sophos——俄狄浦斯聪明者，善知的僭主，tekhnē之人，gnōmē之人——的背后旨向，即著名的智者，以政治权力和知识为业的人，在索福克勒斯时代的雅典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人。但是，在他（智者）背后，柏拉图和索福克勒斯的真正目标是另外一种人——某种意义上，智者只是他的一小部分代表，一种延续，一种历史的终结——僭主式人物。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僭主是拥有权力和知识的人，他的统治，既通过行使权力，也凭借他所具有的知识。最终，这背后的一切目标，在柏拉图的文本或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中没有呈现的，是实际存在的伟大历史人物，虽然成为了传说人物——著名的亚述王（Assyrian king）。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尾末和第一个千年开始，在地中海东部的欧洲社会里，政治权力总是具有某种知识。通过拥有权力的事实，国王和他周边的人就拥有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能也不应该与其他社会团体交流。知识和权力，恰好是互惠、相关和重叠的。不存在没有权力的知识，也不存在不具备某种特殊知识的政治权力。

这是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所分离出来的权力—知识的形式，在他对三种功能的研究中，第一个功能就是巫术和宗教的政治权力。[15]知识属于神，知识是由神所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行为——整个巫术—宗教的知识都呈现在政治功能中。

[15]Georges Dumézil, Jupiter, Mars, Quirinus: essai sur la conception indo-européenne de la société et sur les origines de Rome, Paris: Gallimard, 1941; Mythe et Épopée, t. I: L'Idéologie des trois fonctions dans les épopées des peuples indo-européens, Paris: Gallimard, 1968.——法文版注

在古希腊社会的开端，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时代的开端，在我们文明的开端，发生了对以下巨大统一体的拆解：政治权力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这是对存在于伟大亚述帝国的巫术—宗教权力的统一体的拆解，而浸染着东方文明的希腊僭主，为了自己的目的，力图重建（上述统一体）；到了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那里，仍然尽其所能地运用着（上述统一体），只不过形式变为换取金钱的授课。我们目睹了古希腊在五六个世纪当中的漫长分解。当古典希腊出现时——索福克勒斯代表了它的起始，它的黎明——为了社会存续所不得不隐退的就是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从那一刻起，有权者就是无知者。最后，降临在俄狄浦斯身上的，就是知道的太多，以至于一无所知。从此以后，俄狄浦斯就会像有权者，像无知、失明的统治者一样发挥职能，而他之所以无知，是因为他能做得太多。

这样，当权力担负着无知、疏忽、健忘和晦暗时，一方面，先知和哲人将会与真理——神明或精神的永恒真理——相通；另一面，无权力的人们，则会承担记忆，或者作为真理的见证。因此，在像俄狄浦斯那样巨大盲目的权力之上，仍然还有回忆的牧人，还有说出真理的先知。

西方将会被宏大的神话所支配：真理永远不属于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则是盲目的——真正的知识，属于那些与神相通或者记得过去的人，当他看向伟大永久的太阳，或者对流逝之物睁开双眼。柏拉图开启了西方的巨大神话：知识与权力相互矛盾。如果知识存在，必然弃绝权力。知识和科学找到真理的地方，绝不可能存在政治权力。

这个巨大神话需要被祛除[清算]。尼采着手拆除的正是这个神话，如上述许多所引文本所显示的那样：在知识【savoir】背后，在所有知识【connaissance】成就的背后，包含一种权力的争斗。政治权力没有缺席于知识，而是与知识彼此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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