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德坊纪事
张广智
四月的一天，我漫步在衡山路上。轻风、云烟、细雨、春树、百花……这些意象，不由让我想到了林徽因的名作《你是人间四月天》。我从申城东北角（杨浦区）去西南方（徐汇区），寻找与重访先师耿淡如先生（1898—1975）的旧居树德坊，权作杖朝之年门生对授业恩师的无尽追念。
1959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常听人说：“耿老不服老！” 1960年，在一次全系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打量耿老：稀疏的头发，略显花白；脸上的皱纹，略显苍老；有神的双眼，略显深邃；讲话舒缓，慢条斯理，略带乡音。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先生在那次会上讲些什么全忘了，但他不服老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胸中回荡。在大学时代，更难以忘却的是：1961年，他在我系首次为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史》；发表了在当时颇具路标性的传世名篇《什么是史学史？》；受高教部重托，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开始翻译西方史学名著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深夜的灯光，来自树德坊，长明而不息，老人的背影，伴着不间断的咳嗽声在摇曳。
此刻，我正沿衡山路西行，在衡山电影院这座“花园影院”前驻足，闪回切换，顿时想起多年前曾来这里看过电影《红樱桃》。继续前行，很快就到了天平路，右拐又行百步余，一眼就瞥见了弄堂门口白色墙沿上三个黑色大字：树德坊。树德坊啊，树德坊，这是多么契合当下的一个“弄名”，立德树人固根本，培根铸魂显初心，由此人人都要为开创美好的未来作贡献，不是吗？
树德坊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当时海派民居典型的新式里弄建筑，兼有西式洋房的韵味，成为当时沪上文化界名人的聚居地。1932年5月，耿先生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是年归国即被母校复旦聘为政治系教授，后又曾兼任系主任。自此与复旦结下了43年的不解之缘。
1964年，举行过一次研究生招生的全国统考，全国大概招收了1000多人，复旦招了不到70人，我系招到了7名，耿师招收3名，一名是本人，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我有幸成了先生门下大陆首名该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各系很重视这首届全国统招的研究生，都制定了具体的培养方案。以我的西方史学史专业为例，在培养计划中，除外语、政治为必修外，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发展》《西方史学原著选读》等。上列各课，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一课外，任课老师基本上只有耿师，所以那时导师的“自主性”很大，我们的课都在老师家里“开小灶”。
如今，在树德坊前回想当年“耿门立雪”时的情境印象，如同看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面前回放：
上课这天，我们都起得很早，从学校出发，横跨过大半个上海市区，换乘几辆公交车才能抵达树德坊7号耿师家。课在底楼的客厅进行，厅中的摆设，简洁素雅，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厅中一侧有一架中文打字机，家中的保姆兼做打字员，每次上课时都可以听到那咔嚓、咔嚓打字的声音。说是“上课”，其实是“聊天”，然而，在这种“随意”的“闲谈”氛围里，蕴含着高深，领悟出真知，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先师那里懂得了为学之道，一种对学问的尊重，一种对学术的敬畏。
某日，耿师说起外语对学习世界史专业的重要性，并以自身为例开导我们，记得有两条：第一，要掌握一门外语，就像打拳一样，在于拳不离手，不断地操练，倘要尽快进入专业领域，可找一篇人物传记“啃读”，这之后的路便平坦多了；第二，要多掌握几门外语，倘仅为专业着想，如有一门西语的根底，其他语种都可以通过自学解决。在这方面，耿师在我系世界史教师中是顶尖者，他通晓多门外语，如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早在1933年就有译著《近世世界史》问世，由此奠定了作为“翻译名家”（何炳棣语）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因工作需要，他又自学俄文，很快就运用在教学科研中。令人感动的是，他晚年坚持在病房里自学日语，还抱病为我系当时新成立的拉美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格瓦拉日记》等，其业绩犹如“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我辈是无法企及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一对一的“上课”，与耿师零距离的“聊天”，我需做大量的课前准备，需要花出“满头大汗”的气力。然而，在耿师手把手悉心教诲下，即便顽石也会成金。自此，我打下了日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基础。新时期以来，在耿师的精神指引下，在教学上我得以“跟着讲”，从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名著导读、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到西方史学史专题研究；在科研上，我得以“接着做”，我和耿师第三代传人，从编纂《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通史》到《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中国的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作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岁月流变，如今的树德坊7号户主已易人了。在那里，我伫立良久，这引起了隔壁长者的好奇，听我讲述原委后，老人说：耿先生一辈子都献给复旦了。是的，他从树德坊走来，风雨兼程，一路前行，在史学的田野里拓荒耕耘，是第一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他为中国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和西方史学史打造基业，为后来者铺路。虽无引领潮流之壮语，也无震撼史坛之巨著，却默默奉献，“深深的水，静静地流”；不奢言横说中外，不空谈纵论古今，而始终秉持“谦虚治学，谦虚做人”的立身之道。这八个字也成了我毕生的格言，这或许正是当下那些个学问大家或大师们最为欠缺的一种素养。
7号院子里当年我们看到过的那棵广玉兰，如今已高过屋顶。我望着树叶，椭圆形的叶子，随四月的春风拂动，似乎在向我招手说：你要常来这里看看啊！时贤著文曰：“树什么都知道。”广玉兰也是这样啊，饱经岁月与时代的沧桑，看遍阴晴无常和世态炎凉，如今依然在守望，守护理想，望着远方。
树德坊啊，我会常想起，想念树德坊内一棵棵参天的广玉兰。
步出树德坊，蓦然回首，又一次站立向着树德坊凝望，于我仿佛是对先师的一次拜谒，一次隆重的注目礼。我又行走在衡山路上，耳畔似传来林徽因的诗句：“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由此遐想不已，在这人间最美的四月里，亦如树德坊之名，原来最美的却是立德树人、砥砺奋斗的人们，更是那些堪当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几天后，我去敬老院看望耿氏长女耿治弇老师（退休前为中学语文老师）。记得9年前，即2012年3月，我主编的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在沪首发，时已91岁的她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即设法找到了我。她一进门，就连声说：“家父的遗愿实现了！”我见状惊诧万分，无言以对。9年后，再次见面时，她已是百岁老人了，仍很康健，生活全自理，聊起往事，眼神尤显光芒。
只见她走到窗前，望着西南方，若有所思，半是自语，半是对我说道：“正是在淞沪抗战的那一年，我家从吴兴路搬进树德坊，家父这一住，就是38年啊。”致敬这位从树德坊走来的老人家，我愿借此一角，祝愿您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