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会谈的终末期

精神分析会谈的终末期

Edward Glover

英国精神分析家

译者注：

拉康多次在论述模糊解释的效用上引用这位作者的观点，本文是该文出处的《精神分析技术》一书的第九章。

对于热衷于逻辑性的读者而言，在对精神分析技术进行系统阐述的过程中来插入当前的所谓分析终末期研究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他可能希望对移情第二阶段的变化有更详细的了解，这种变化可以在各种临床类型中观察到。但是，可以用一种以上的方法证明这种表面上任意的过程是合理的。一方面，如果不解决末期研究，就不可能完成对分析第二阶段的审查。更重要的是，第二阶段采取的行动方案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对分析在实际终止之前可能采取的行动的评估的影响。移情的解决程度，这是我们在第二阶段的工作目标，应该与我们认为使分析成功得出结论所需的时间有关。最终，这一系列访谈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塑造一个没有形状的过程，并且我们冒险尝试对分析阶段进行广泛的分类。 在进行分析之后，在根据不同的情况考虑技术的变化之前，完成这一经典的论述似乎是很公平的，正如我们在精神神经症中发现的那样，这毕竟是建立经典技术基础。

但是，在继续之前，我们可以先停下来思考一下，假设存在一个终止阶段，我们是否正确，或者我们是否只是在合理地标记一个应具有更普通名称d的过程，停止分析。即使似乎有理由描述一个早期阶段和一个第二阶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所有分析都是停止而不是真正地完成。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些位置上的每一个都有很多话可以说。例如，如果我们接受萨克斯（Sachs）的断言，即最完整的分析仅能刮擦一个大陆的表面，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无限期地继续刮擦该表面。有必要假设存在末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在分析过程中，患者的大脑开始进行消退，从而导致移情神经症的出现，则可以说除非我们同意要给仍然处于消退状态的患者请假，必须预见一个“终末期”，在此期间内心可以恢复其先前的适应水平，而较自然地，这些症状防御会导致恢复首先要治疗。这相当于对他说，我们必须假定的一个阶段的生存权从断奶的移情和自我的再适应上，对此，分析家和病人，一致行动，最好是能够盖上初始运动的印章。

让我们承认，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检测到这种明显的运动。一些据说已经完成经典分析的患者可能仍然会发现自己恢复分析，通常是由另一位分析员进行；此外，让我们承认，候选分析员经常进行有说服力的朝圣，在长达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从一名分析家去到另一位分析家那里。最后，让我们承认弗洛伊德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程序，建议执业分析家每五年重做一轮新的分析。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这些都可能与最后阶段的有效性背道而驰。但是动态阶段的概念终端将不会因此而失效，特别是在经典精神神经症方面。

关于“末期”概念有效性的最实际的争论可能来自某些患者对分析的“终止通知”所做出的反应。例如，患有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患者在第二阶段可能明显减少了一个大型的恐惧系统，该系统的活动已长达十年之久。但是，我们没有立即建议他说，分析可能会在三个月内完成，而恐惧症的出现似乎又像以前一样强烈，大概在六个月之前。该分析不能最终使她摆脱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末期与退行趋势的最终逆转特别相关。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假设末期阶段的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在其持续时间的估计中非常广泛。如果一个女人要花三个星期让下巴上的青春痘完全消失，那该怎么办？一个人是否需要相同的时间才能从刮胡子中完全恢复过来；如果一个中等灵活度的人需要花两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从亲人的死中恢复过来，而要五年后才能被遗弃而恢复，那么期望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使患者脱离婴儿移情的境况，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待几个月，通常要待近两年，有时要待四年或更长时间；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由于各种外部和内在情况，例如心理防御、经济因素、患者情感环境的性质，并发性或慢性器质性疾病、职业变化等。对我们的经典术语进行经典分析的机会比通常想象的要少得多。因此，即使我们准备承认最终阶段本身很可能，我们也应建议谨慎地建立标准，而不要坚持在显然不存在该标准的情况下予以承认。不存在...分析家通常认为是纠结的末期阶段，可能仅仅是解释性阐述时间过长的状态，即末期阶段尚未达成的情况，但分析家可能很快就不得不做出决定，以激发这种做法的作用。但是，应将此类情况与庞大的组清楚地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有无症状改善，分析都会陷入僵局。

假定存在着最终阶段，我们现在必须自问，它是作为分析的自发运动发生，还是仅仅是患者对某个时期的特征性反应他或分析家为自己设置的终端。从理论上讲，这里也可以捍卫两个立场。假设已经消除了对疾病（原发性疾病）的需求，则可以认为，分析中重复症状的需求将自动减少，并且患者将准备摆脱移情键。另一方面，可以说一旦移情神经症发作，由此产生的次要收益将阻止患者对中断方向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应由分析家自行决定。

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答案部分应取决于每个分析家的经验，也应部分取决于他们的先入之见。我自己的看法是物有所值的，但是我认为，在移情神经症发生的所有情况下，末期不仅是成功分析的重要部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自发的，即使由分析家宣布终止也是如此。无论是否发展出真正的移情神经症，我都认为移情解决的过程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一个终末期，在此期间出现某些特征性机制并对其进行分析。我什至可以说，如果有任何患者没有经历晚期，那么对他进行心理分析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这些中心断言。

在继续进行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精神分析与其他形式的身体或精神治疗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人们常说医师可能会忽略或忽略治疗中的移情因素，但患者仍会坚持以自发移情治疗自己。的确，任何医生，无论他是否知道，都求助于移情方法，并且从来没有像遇到困难时那样急切地求助。但是，即使他熟悉移情游戏并熟练地运用了移情游戏，但从业者（除非分析家心理治疗师以外）都没有义务减少移情游戏。就他而言，心理分析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他必须使用，掩盖并最终溶解患者的移情物。而且，由于他对生活的更和谐的适应，他本人将获得的喜悦，在他眼前没有什么可以闪耀的。

尽管从治疗师的角度来看，从业者确实有很多要向精神分析学家学习的知识，但是对于那些受特别顽固性疾病影响的患者，研究者对这些患者的态度将极大地受益于精神分析者，但不一定不治之症。尽管自发移情因子在急性和亚急性器质性疾病的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在慢性疾病的治疗中，患者的“增益”机制和负迁移或医师的抵抗力量可能起着明显的作用。但是，即使情绪反应开始显现，医生很少会问自己，病人是否应该在一定时间内治愈，或者他本人是否对自己拖延时间不承担任何责任。治愈。他从容地将责任留给患者，并在日常探访中安心地前进。当负面反应在图片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必须改变政策时，医生不会放弃移情技术。它规定了耐火材料的“变化”，毕竟这只是试验了各种改进的移情方法。

简而言之，医生私人咨客的稳定性和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必须保持自己与这位慢性咨客之间持久的移情关系的能力。同样，当他的大多数慢性患者安顿下来时，他们都适应了兽医的特殊氛围，并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舒适，安全的家庭或社会环境，而家庭医生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而是继续保持剂量来控制着这种移情,用六盎司的药瓶子，装上疫苗安瓿或胸腺提取物。换一种说法，他从不试图消除移情。

此外，心理分析者不能通过减轻症状来满足。的确，这种衰减恰好是患者要求他完成的所有事情，从普通的治疗角度来看，他将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感到满意。但是，经验告诉他，在许多情况下，这仅是道路上的交通拥堵导致适应能力的恢复。他还充分意识到，症状恢复绝非易事。结果，当他认为自己正在目睹治疗过程的过度延长时，他往往会感到不舒服，并且当患者拒绝放弃其治疗所提供的次要收益时，他倾向于指责自己的技术。疾病，或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移情的烈火中融化他的神经症的防御能力。

尽管如此，仍然可能发生技术性错误。断言分析家比其他任何从业者相比更加不受制的观点是愚蠢的。相反，在这一点上它的脆弱性在我们看来似乎更大。当然，在分析过程中可以纠正一些细节错误。其他几位患者的后果不亚于经静脉和短暂的疾病，而这种不当建议的突然发作可以使医生在患者的床上表现出来，或者某些外科医生在刚坐过病床的患者身上采取的亲切实践进行腹部手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分析家采取与患者 行之有效的偏见和从业者的情感守则相违背的态度或行为方式，在最初的几周内分析可能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

另外，总有可能我们没有真正对所提的个案进行分析。无论他们的经验如何，这都是许多分析狂热者都犯下的错误。在远古时代，当通常仅将分析用于精神神经症的治疗中或当选定的非神经性患者表现出强烈的治愈愿望时，预后错误以及因此无根据的分析建议相对较少。但是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新手分析家必须在医疗目录中最困难和最不可挽回的案例上努力工作。这些不幸的患者反抗了有机医学甚至医学心理学的心理不足，在对分析家的怀疑和幻想破灭之前，他们通常会经历过涉及伪装移情方法的各种处理。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将合法接受分析的大部分患者仍被隐藏在路旁。此外，分析方法现在的应用范围比过去更广：除了移情神经症，自恋神经症，各种情感失调，性格障碍，性障碍，婚姻问题等等。

这立即使我们在末期阶段陷入了另一个混乱的根源，主要是主观性的起源。由于他已经习惯于考虑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应用于适用于精神神经疾病的发展，因此分析家试图在分析精神分析中发现相同的现象。他的其他情况。我们在这里处理僵化的旧问题；这表明，由于分析原理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因此治疗革命或换句话说，患者的反应将在所有情况下均符合经典论述。想以这种方式与他的客户采取行动谁分析家责备自己来一些精明的失望和良心的严峻折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回忆起我们在反移情研究中描述的两种机制：第一，分析家倾向于与患者进行认同，第二，他对患者任何治愈欲望的挫败进行的无意识的反应。

我花了一些时间在这些初步考虑上，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如何以及何时完成分析的问题不仅激发了许多实践分析家的想象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在分析的治疗标准上保持不确定性甚至沮丧。随着某些旨在缩短治疗时间的“主动疗法”程序的引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积极的治疗技术的存在证明了分析家对分析治疗的长期性的焦虑。我们要等到以后再检查这种焦虑是否完全是“真正的”，或者是否是由于无意识的反应而部分引起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提醒自己放心一点，即长期治疗及其带来的所有无法估量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是放心的，全科医生认为这是一种偶然性，这是他的平静他这种情况的好习惯。只要心理分析家不将合法的冷静与冷漠或无知所带来的宁静相混淆，他就可以在这一点上有能力模仿他的同伴。

但是，我不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在所有情况下，出于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需要进行完整的分析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分析突然结束，转入短程，那么这种说法可以说没有表现出任何正常末期的特征来。相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除了自然而然的情况之外，由于情个案影响，分析被中断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发现了叛逆、退行的动向，逃避现实，新获得的退缩，所有这些机制是我们此前在第二阶段的移情章节中就已经描述过的了。事实上，似乎有人接受了我已经提到的规则，即分析的完成，就像它的开始一样，构成了一个由分析师经过他的判断而自己做出的决定。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只有有限的时间可用，环境的压力也需要自我的力量，才能终止分析，从分析的角度来看缓解症状，可以认为是成功的。在这里，尽管分析家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但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发现了最终阶段的具体特征。

实际上，终止经典分析的问题没有比考虑因环境而中断的那些分析中发生的事情更好的方法了。我治疗过的最重的病人之一，轻度偏执狂倾向和非常令人不安的焦虑症成瘾者，病情缓慢但稳定地有所改善。他的焦虑症状几乎消失了，他对男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部分剥夺之后，他的吸毒习惯被绝对剥夺所取代。“在此之前，在其他地方，他们在执行事务时无法持续努力，他专心致志地去发了个大财；当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最好的预兆，发现他患有亚急性糖尿病时。不仅在各种场合中断了分析，而且据我所知，整个治疗过程都停滞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面前死了。表面上有些东西是合理的，反正加剧了他未解决的阉割元素给他带来的痛苦。这大致是他做出的经济上的妥协：他努力恢复焦虑的旧症状，但不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解决的过程较早，部分原因是他在袖手旁观。;在药物完全停止使用后，他们将无法进行最终的分析。尤为显着的是他幻想生活中的退行变化和他的移情，这种变化呈现出越来越幼稚的色彩。通过分析可以再次减少其中一些退行，但是由于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他对恋母恋情的同性恋辩护，因此他既不能完全退行母子位置，也不能允许自己利用移情的同性恋元素。因此，他通过使用皮下注射方法而不是通过口吸毒和采用虽然虽然比以前少的方法使用毒品，但退行到一种旧的吸毒形式，从而制止了任何其他方法。'分析，高于剥夺之前。该分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克服这种习惯，但是器质性症状加重了，分析“然后便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