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观一致性的终极文明意义（连载四十）

在语境层面，人类的一切思想必然因基础概念之间的一致性认知缺失而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凡论述这种一致性的命题均属本体论范畴，所以在局限文明条件下，本体论的成熟程度既代表一个人的思想成熟程度，又代表一个思想体系的成熟程度，更代表建构了思想的文明的成熟程度，但也正因为局限文明情境相对于人具有先天性，所以面对世人整体主观不成熟这一基本情境，要想在实践层面终极突破这种与逻辑天花板相关的束缚，只有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诱变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方法论指导的方法体系才行。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所有的名词解释都是相应名词的本体论，所以哲学所追求的本体论一定有终极本体论意味，所以旧哲学的本体命题都有对语言体系所有名词进行终极抽象整合的意味在其中，因此以终极自圆其说为标准，任何旧哲学的本体命题都有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主观追求，可惜最终都无法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所以相对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只具有准终极本体属性。

这些准终极本体命题之所以不是终极本体，是因为从名实关系的（主客观）一致性角度，任何所名之对象均因人的强行赋名而同时映射了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也就是任何“存在”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统一性只对人有意义，因为只有人有明确的意义诉求，所以当哲学明确人的认知对象是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存在的时候，就已然通过西方哲学语境决定，终极本体必然具备主客观双重属性，这样再看西方哲学主流所追求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本体论，显然都顾此失彼于断章取义的一元论，所以相对于隐含主客观二元的道认知的阴阳学说，西方文明的本体论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为南辕北辙的方向性错误，因此借助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与西方哲学进行常识化互译，具有正本清源的终极哲学和终极文明意义。

由此可见，正因为在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缺乏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所以非终极成熟的人会下意识地通过非终极辩证建构诸多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概念，比如道、梵、存在、上帝，对自己的认知体系进行宏观指导，其实这些都是下意识盲目依赖直观与直觉的结果，是人在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之后，必然在我与非我的冲突之间用显意识理性压抑潜意识感（理）性的结果。

无奈旧哲学无法常识化解析潜意识的逻辑运作机理具有基于进化意义上的感性感知与理性认知的先天一致性，所以人的文明局限以逻辑天花板的形式制约了人的文明走向至今，这意味着，只有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人类才能通过终极自圆其说的标准自主发现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常识化意识机理，让潜意识感性感知中潜在的感性和理性的一致性机理通过语境的主客观一致性进行终极显化，因此上说，由主客观一致性切入终极哲学的常识化建构，是与本体论相关的最佳路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路径，因为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止方可不殆。

有了这样的常识化视角再看旧哲学在基础概念层面广泛的自相矛盾现象，就能常识化理解本体论层面知行合一的人为什么必须在认识论层面知行不一地活了，就是因为人都是自己的逻辑分析水平所知行合一地控制的奴隶。

正因为人的文明一致伴随语言文字的系统建构而深入发展，所以集中体现在语言文字体系当中的潜在一致性，既为人的认知提供了认识论意义上的整体一致性边界，又为人的认知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因果一致性走向，也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最终定义逻辑即语言文字的本体的关键媒介，因为所有的本体语境中，只有西方文明的逻辑认知的精准度最高。

正因为西方文明的逻辑认知精准度最高，所以他们才能相对精准地确立主观与客观两个命题，只因旧思想权威也不得不屈从文明局限和政教合一体制惯性，所以在宗教神学把众因之因归于上帝的时候，在专业理论不能终极瓦解上帝的绝对权威性之前，任何身处文明局限中的人虽然能自主建构观得思想的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无奈因为缺乏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所以即便明知观的主体是有主观性的人，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也不敢妄言自己与上帝和神有一样的主体性。

当西方哲学把主观与客观分别被解释依赖意识的存在和不依赖意识的存在时，就是同时偷换了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内涵，这种错误命题在摆脱绝对混沌时具有进步意义，但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需要进一步摆脱相对混沌时，其偷换概念的消极性就显现出来了，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不过是通过终极自圆其说的实现而终极瓦解了这其中的消极性而已。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要不能进一步建构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命题，不但错误的“主观”命题会丧失客观性，而且错误的“客观”命题也一定同步丧失应有的主观性，最终就是作为观的主体的人，他所形而上学得出的任何理论成果必然陷入以偏概全的逻辑混乱而不能自拔——或片面强调主观的绝对性，或片面强调客观的绝对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即便是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也难逃这种宿命，所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最终就这样被不可调和的激变出来，正因为双方均是以偏概全的非终极哲学，于是分别又进一步诱变了哲学的语言转向和实践转向，在不能主动进入常识化转向之前，只能继续徒劳地脱离终极本体论而自说自话地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明，因为只要缺乏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逻辑主线，那么主观与客观之间终极辩证于对立统一的同生共死的一致性就建立不起来，逻辑的先天多维思辨结构就无从常识化发现与解读，这样一来，世人先天对直观与直觉的盲目依赖就无法终极消解，因为终极认清主观必以终极认清客观为前提，同理，终极认清客观必以终极认清主观为前提，无奈旧哲学的错误定义让这种本体论层面的绝对依赖在畸形的绝对化表述中不但没清晰，反而实际呈现出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这就是只有借助《道德经》所传承的《易经》的阴阳互根的同生共死性，才能常识化诱变终极哲学的逻辑内因。至此，人的主客观一致性被人为割裂的内在原因便彻底解释清楚了。

自此则不难常识化理解，当不能正确理解“存在”这个概念的绝对性的时候，即便是语言学家意识到逻辑是语言文字的本体，也不敢在学术上直接这样定义，因为只要不能从哲学的本体论视角正确定义“存在”，那么他就一定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文字的内在一致性本质，于是语言的运用虽然是人类的智慧成果体现，但语言运用在技术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也实实在在地代表着人的认知局限。

这其中实际体现的，是相对形而下的方法论对相对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反向制约，因而也是人类所最难自主突破的逻辑天花板，只待常识化视角下以哲学常识化转向为名的终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