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制造业曾一度超越美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日本制造业迅猛发展、把美国这个竞争对手打得措手不及的时代。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以下，Enjoy：
克莱顿·M.克里斯坦森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 来源
01
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日本大学生选择数学、科学和工程学的人数是美国的4倍，而那时候日本的总人口只有美国的40%。
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功臣，也是“日本威胁论”的缘起。
但是，当日本整体达到富裕水平之后，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科学和工程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数量明显下降。
为什么？
这个趋势的变化和学校本身并无关系—学校还是那些学校。
罪魁祸首是富裕。
一开始，当日本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片废墟中走出来的时候，学生通过学习科学和工程学等专业来脱离贫困，过上薪酬优渥的生活的外来动机是极其强烈的。
但是，当国家富裕了，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样的外来动机就被逐步削弱了。仍然会有一定比例的人确实喜欢传统教育方式下教授的科学和工程学，因而保有强有力的内生动机；另有一定比例的人依旧有强烈的外来动机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但是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已经失去了强迫自己去学习不喜欢的科目的动机。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新加坡和韩国。
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步入繁荣，下一代里愿意学习数学、科学和工程学的比例逐步降低，因为之前的外来动机已经消失了。
而且，这些学科的传统教授方式使得学习它们毫无乐趣可言，内生动机根本无从谈起。
02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作为硅谷土著，与硅谷的诸多科技公司大佬相交甚好。这些名列硅谷传奇的人物全部是世界级的工程师、数学家和科学家。
但是，这些在科技界响当当的人物的孩子，少有秉承家学的。相反，这些家族的孩子大多选择的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
家族的财富完全熄灭了学习父母当年赖以安身立命的工程学、数学和科学学科的外来动力。
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对此有句名言：
“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学，这是为了我的孩子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数学和哲学。
“我的孩子们应当学习数学和哲学，还有地理、自然史、舰艇设计、航海、商业和农业，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和陶艺。”
亚当斯的话触及了真谛：一个国家忙于发展经济、迈入工业化社会时，学习科学、数学和工程学是穷人家孩子脱离贫困的最佳路径。
但是，当这个国家到达富裕和稳定的阶段，学生就有更多的选择去学习他们自己认为更有趣、更能激发内生动机的学科。
所以，讽刺的是，富裕成了学习动机的敌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被教授得不那么有趣、不能激发内生动机的学科。
这是科技优势先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关键。
由于一系列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原因，美国的学校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学校相比，明显在外来动机方面吃亏，因为大部分国家的社会结构都给学生提供了更强的外来动机。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努力学习、掌握科学和工程学技能并不能为学生提供生活优裕的未来，至少现在看来不能，在这些国家，学生也没有什么外来动机促使他们学习。
03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学校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希望在这个神圣殿堂里实现的心愿也许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最大化实现我们作为“人”的潜能；
2）培育一个茁壮的民主环境，使我们的选民不被自私自利的政客的聒噪所迷惑，能清醒、理智地行使投票权；
3）训练人民的技能、能力和品性，提供足够的人才来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保持国际竞争力；
4）教育人民理解和宽容他人的多样性，使他们懂得，不一样的观点应该被尊重而非被迫害。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在满足以上这些殷殷期许方面，实在成就寥寥，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退步的端倪。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归罪于教会影响力的式微，或者家庭权威的没落，但大部分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其实对学校期望得更多。
我们希望学校系统能在实现以上美好心愿方面发挥更积极、更有效的作用。
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里，学校花费了超过60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给教室装配电脑，但我们的学校从来没有发展出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呢？
我们的回答是，学校系统不过是做了其他所有组织机构在面对新科技的时候最倾向于做的事情：它们把新科技“塞”进了自己的现有架构，而不是帮助颠覆性科技建立新的业务模型、成长以及改变旧的业务流程。
关于作者：克莱顿· M. 克里斯坦森，世界创新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创见研究所、罗菲帕克投资顾问公司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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