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北京知青讲述在陕北插队的亲身经历：为了上大学她没能信守承诺
王红玉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曾在陕北杨家坪三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七年多，陕北的艰苦和贫穷让她吃尽了苦头，好在她赶上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末班车，幸运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才离开了陕北。说起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王红玉泪眼婆娑，她说这辈子也忘不了陕北的乡亲们，更忘不了那段青涩的不该发生的恋爱经历。为了能离开陕北，为了上大学，她没能信守承诺。
1969年4月初，那是一个杨柳吐絮、桃花含苞待放的季节，十六岁的王红玉告别父母亲友，坐上了北京开往陕西方向的列车，她和北京知青一起踏上了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征途。当时的天气虽然已经很温暖，可王红玉的心里却像寒冬腊月一样冰冷，长这么大，她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父母，她的情绪很低落。。
四天后，王红玉和十二名北京知青一起来到了陕北的杨家坪三队，他们十三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杨家坪三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三队杨队长带领三名社员把王红玉他们从公社接回来的，也是杨队长帮着知青们从公社粮店领回的口粮。
知青们来到杨家坪三队后，杨队长让六名女知青暂时住在他家的那孔土窑里，七名男知青临时住在了生产队的牛棚里，和队里的饲养员马大伯挤在了一铺土炕上。因为杨家坪三队实在是没有可供十三名北京知青一起居住的地方，男知青们只能暂时在牛棚做饭吃，女知青们在杨队长家的土窑里单独做饭。
杨家坪大队虽然是革命老区，可那里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先不说居住条件，乡亲们的吃粮都是问题。因为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粮食产量很低，乡亲们一年中至少要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用野菜和麸糠代替粮食充饥。好在知青们第一年有国库供应粮，他们不会为吃粮发愁，也不用吃糠咽菜充饥。
吃粮虽然没有问题，可知青们烧柴却面临着困难，村子周边沟壑山峁上凡能烧火的荆条酸枣树枝基本都让乡亲们砍光了，幸亏大队有规定，不准刨挖酸枣根和荆条根，不然的话，乡亲们差不多能够挖地三尺。当时要想打一担柴，就得走十几里山路，要用大半天的时间，常年干农活的乡亲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出山劳动上山打柴是乡亲们的家常便饭，他们并不觉得有多苦。可对于北京知青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别说让他们爬到悬崖绝壁上去打柴，就算让他们担一担柴走十几里山路，知青们也难以做到。
再难也得做啊，没有烧柴，咋做饭吃啊？咋烧炕啊？知青们来到杨家坪的第三天，就跟着杨队长上山打柴了。早出晚归，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知青们才跟着杨队长回到村里，男知青们一人挑回了两小捆荆条和酸枣树枝，女知青们一人背回来一捆茅草荆条。回到家，女知青们就倒在土炕上，杨队长的婆姨帮忙做好饭，叫女知青们起来吃饭，一个人都没叫起来。
第二天，杨队长没再让知青们上山打柴，他和知青们商量了一下，知青们一人掏一块五角钱，队里派两名社员赶着队里的两辆毛驴车，到县煤矿给知青们拉回来两车煤碳。有了煤炭，知青们的烧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当时，杨家坪大队几乎没人用煤炭烧火做饭，尽管那时的煤炭很便宜，也没人舍得花钱去买炭烧火。后来的日子，知青们就买煤炭烧火做饭，他们没有和乡亲们争烧柴。
吃住等生活问题都解决了，正好也到了春耕春播生产的农忙时节，知青们也要和社员们一样，背着星星出山劳动，迎着月亮收工回家了。
出山劳动的第一天是往山上送粪，挑着两筐土杂肥走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知青们真的是摇摇晃晃，汗流浃背。第一天收工回来，王红玉坐在窑里的土炕上，看着脚底板磨起的水泡呜呜痛哭，哭得很伤心。杨队长的婆姨知道她们刚参加生产劳动不习惯，就安慰她说：刚参加劳动都这样，慢慢就习惯了。”看着王红玉红肿的肩膀，杨队长的婆姨也心疼。第二天，杨队长的婆姨就为王红玉和另一名叫张月的女知青一人做了一个棉垫肩，有了这个棉垫肩，扁担压在肩膀上就不那么疼了。
自从女知青们住到杨队长家，杨队长家的大小子杨春明就主动承担了女知青们的吃水问题，杨春明也和他爸一样善良勤快，人也长得帅气，女知青们对他的印象很好。因为他和女知青们的年龄差不多，女知青们都叫他春明哥。杨春明虽然长得帅气，可他没文化，就认识三个字：他自己的名字。因为自己没有文化，杨春明总感觉自己在女知青们面前矮半截。
送完粪，紧接着就是耕地播种。地块大的耕地可以用牛或毛驴拉犁耕地，小块地转不开牲口，就得靠人力刨挖。掏（刨挖）地不轻松，劳动一天下来，两个肩膀和胳膊酸痛，特别是刚参加劳动不久的女知青，她们握不紧镢头把，两手都磨起了水泡，水泡再磨破了皮，就火辣辣的疼，连镢把都不敢碰。可再疼也得出山劳动，不出山劳动就没有工分，还要受批评，社员们还会笑话，只能坚持，别无选择。当时幸亏有杨队长一家人的关爱和帮助，知青们才没被繁重的生产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压垮。
春耕春播结束后，锄完了二遍地，紧接着就是麦收。杨家坪三队虽然没种多少冬小麦，可麦田都在比较偏远的山坡上，收麦子要赶时间，趁着天气好抢收。第一天收麦子去了六里路远的三道峁，那里的土地贫瘠，冬小麦长势不好，一上午一个人也就能拔（麦子太矮，无法用镰刀收割）一担麦子。那天天气很热，快收工的时候，王红玉突然晕倒在地头，人事不省。
看情况危急，杨队长想让女知青把王红玉背回去。可几个女知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勇气背王红玉下山（女知青中王红玉体重最重）。就在这时，一名男知青和杨春明同时跑了过来，杨春明犹豫了一下，背起王红玉就往山下跑。一名男知青和一名女知青紧跟在杨春明身后。六里路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杨春明和那位男知青替换着把王红玉背回家，他俩的衣服全湿透了。村里的老中医刘大伯说王红玉是中暑昏迷，给她的人中穴、合谷穴等几个穴位扎了银针，王红玉才苏醒过来。按照刘大伯的吩咐，给她熬了绿豆汤，让她好好休息了两天，王红玉才恢复了正常。
庞沄老师在陕北
经历了两个春耕春播和秋收秋种的劳动锻炼，知青们慢慢也就适应了陕北繁重的生产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学会了干各种农活，都成了合格的社员。两年的时间里，杨队长一家给予了知青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知青们发自内心地感激杨队长一家。经过近两年的朝夕相处，王红玉从心里喜欢上杨春明，她觉得杨春明勤劳又善良，长得也高大结实，她发自内心喜欢这样的后生。
秋收秋种结束后，地里的农活不多了，知青们也和社员们一样，歇半天干半天，不出山劳动时就看看书消磨一下时间。每当看到女知青们看书，杨春明心里就难受，自己要是有文化该多好啊。有一次给知青们挑水回来，杨春明对王红玉说：“红玉，哦想跟你学习识字，你能教哦吗？”“可以呀，只要你愿意学识字，我每天都能教你。”
半年的时间，杨春明跟王红玉学会了不少字，他不但会念，也会写，还学会了简单的加减法。1972年春天，杨家坪大队为知青们新打了六孔窑洞，成立了知青点，三个生产队的知青们都搬到了知青点，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为一个生产小组。
在杨队长家居住了三年，冷不丁搬到了知青点，王红玉她们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杨队长一家人也舍不得女知青们走，毕竟一个院子里生活了三年，彼此间都有了感情。特别是杨春明，他更是舍不得离开王红玉离开，王红玉搬到了知青点，他再想跟王红玉学习识字写字，就不那么方便了。
那年秋天，王红玉被大队书记安排到杨家坪小学当了民办教师，空闲时间，杨春明就去学校找王红玉，他又能跟王红玉学习识字写字了。其实，早晚时间，杨春明也可以到知青点找王红玉，让她教自己读书识字，可杨春明不愿去知青点，他觉得知青点不像在自己家，他怕其他知青误会。
因为杨春明经常到学校找王红玉，村里很快就传出了闲话，说杨春明和王老师谈恋爱了。有人说他俩挺般配的，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也有人说杨春明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人家是北京来的知青，长得又那么漂亮，咋会和你一个农民谈恋爱？还有更难听的，说杨春明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痴心妄想。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杨队长很生气，他把杨春明叫到身边，狠狠踢了他一脚，气呼呼地说：“你以后再敢跟人家王红玉胡骚情，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看杨春明不来学校找自己了，王红玉心里空落落，她也听到了村里和学生娃的传言，但她不怕这些风言风语，她反而希望大家这么说，因为她从心里喜欢杨春明。杨春明不来学校了，王红玉就利用星期天学校不上课的时间，去杨队长家找杨春明。杨队长看王红玉到他家就往春明的窑里跑，她就对王红玉说：“红玉，哦不是不欢迎你来教春明学习，哦是怕你难为情，你看村里啥难听话都有，这像个啥嘛。”“杨队长，谁愿说啥就说啥，我不在乎。春明哥对我好，我愿意教他学习读书识字。”王红玉不好说得太直白，她只能这样说。
之后的日子里，杨春明虽然也去学校找王红玉学习识字，也给王红玉送好吃的，可他明显比以前去的少了，他虽然发自内心喜欢王红玉，可他也怕乡亲们说三道四，他也怕别人戳他的脊梁骨。
1974年春天，杨队长托了媒人给春明介绍对象，一连相看了好几个，杨春明都没看上。其实，那几个女子都挺漂亮，只是杨春明心里放不下王红玉，他很想和王红玉处对象。王红玉知道了杨春明的心思，她就对杨春明说：“春明哥，我是发自内心喜欢你，只要你不嫌弃我，我愿意给你做婆姨，一辈子对你好。”就这样，两个人公开了恋情。
一起来插队的知青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劝王红玉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已有插队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也有人被招工招干，大家都劝王红玉晚一年再考虑个人问题，免得以后后悔。
到了1975年夏天，在杨家坪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先后离开了杨家坪大队，还未离开的知青们心里很着急，都盼望着尽快返京或被招工，因为杨家坪的生活太艰苦了，知青们劳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几毛钱，他们劳动一年挣得工分，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几乎没有结余。要是被招工，一年至少还有一百块钱的工资剩余。
看大家都想尽早离开杨家坪，再加上她父母反对她在农村结婚安家，王红玉心里也犹豫了，她之前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和意志也动摇了，她甚至表现出了对杨春明的冷淡和反感。
1976年，杨家坪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公社知青办点名推荐王红玉去上大学，大队书记也同意让王红玉去上大学。王红玉起初还犹豫了一下，后来在知青们的劝说下，她权衡利弊，决定去上大学。
得到了王红玉要去上大学的消息，杨春明一天没吃东西，一天也没出山劳动，他一个人躲在土窑里哭了一天。
离开杨家坪的头一天，王红玉来到了杨队长家，她含泪对杨春明说：“春明哥，我要走了，以后可能就不回来了，有合适的女子，你就找一个对象结婚好好过日子吧，我以后当你的亲妹子，我祝你幸福。”
第二天，天刚亮王红玉就悄悄离开了杨家坪，她怕再见到杨队长，她更怕见到杨春明，因为她没能信守一辈子对杨春明好的诺言。
大学毕业后，王红玉在北京某中学当了一名老师，后来和本学校的一名同事结为夫妻，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2019年春天，曾在陕北杨家坪三队插队落户的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王红玉委托张月给杨队长家捎去了两万块钱，她没去杨家坪，她没有这个勇气，她怕再见到杨春明。后来听说杨春明生活得很幸福，王红玉心里才安生了一些。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在陕北插队的那段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王红玉心里就隐隐作痛，她从心里觉得对不起淳朴善良的杨队长一家，她觉得自己欺骗了杨春明的感情，对不起杨春明哥哥，为了上大学离开陕北，她没信守诺言。在这里，王红玉想真诚地向杨春明说声对不起，希望杨春明哥哥能够原谅她，原谅她没能信守诺言。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