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自金：明代川滇黔三省分治下乌撒地区军政管控与交通护卫探析
乌撒以乌蛮乌撒部所居之地而得名，地处今天贵州与云南交界处。元初设乌撒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同时设乌撒路，辖境约为今云南镇雄县、贵州威宁县、赫章县境和毕节市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乌撒以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和民族关系特殊性，特别是云南与内陆重要交通驿路干线线路东移，由元代的“乌蒙道”变为明代“乌撒道”，成为明代西南边疆云南与内陆和长江航道相接的重要驿站道路，乌撒地区的交通战略地位凸显，明朝加强了乌撒地区的军政管控和驿站道路护卫，乌撒地区出现了川、黔、滇三省分治的特殊管理模式，有力地维护了西南边疆稳定和交通安全。以往对于明代川滇黔交汇处乌撒地区的研究，学界从政区考释、土司制度和交通发展等视角多有研究，很少关注交通道路变迁与交通护卫、军政管控方式的变化，明代创设乌撒地区三省分治下的军政管控和交通护卫模式，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明初由川入滇交通干线东移与乌撒交通战略地位凸显
自汉晋隋唐宋元以来，云南有两条传统的经由四川与内陆联系的重要交通干线，即西线清溪关道，东线石门关道。元代东线石门关道设置为站赤道，称之为“由中庆经乌蒙老雅乙抹入四川水陆站赤道”，从中庆路城（今昆明）经嵩明州、曲靖路、乌蒙路（今云南昭通）至四川宜宾共立水陆站赤21个，这条道路元代简称为“乌蒙道”。乌蒙道是经由乌蒙（今云南昭通）连接四川宜宾入川或在宜宾接长江水道的重要交通干线，因此元朝“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元代乌蒙道上最重要的控制性区域为乌蒙路地区，“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乌蒙道险阻异常，不仅要经过险厄的石门关（今云南盐津豆沙关），而且从盐津老雅乙抹滩头站（今盐津滩头镇）沿横江入金沙江航道的“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因此元朝多次议将此重要的交通干线走向略东移经由乌撒地区入川至泸州与长江航道相接，但终因各种原因阻碍，未能成为正式的驿站道路，故《经世大典》、《析津志·天下站名》等均未有乌撒道的站赤记载。但明初则实现了乌蒙道向乌撒道的变迁，即从经由乌蒙地区东移为经由乌撒地区至泸州入川，乌撒道成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干线。
经过洪武年间的大力建设和经营，乌撒道已经建设成为西南边疆联系内陆最重要和设施完善的驿道之一。为了充分发挥这条驿道在护卫西南边疆和政令通达的作用，明朝特别在这条道路的每个驿站设置有储米粮仓“命户部自四川永宁至云南，每驿储米二百五十石以给谪戍云南者”。乌撒道经由川、滇、黔三省地界，乌撒地区成为这条驿站道路上最为关键的控制性节点，成为云南与中国统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的要冲和枢纽，乌撒地区的交通战略地位凸显，因此明朝非常重视对这一区域的管控，在乌撒地区形成了行政管理属于四川布政司乌撒府，军事镇戍属于贵州都司乌撒卫，乌撒道在云南境内的区段的交通护卫则归属与贵州都司乌撒卫下属的乌撒后所护卫，使乌撒地区在明代形成川滇黔分治的局面。
二、乌撒道军事护卫与乌撒卫准实土卫所屯田镇戍
贵州建省较晚，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布政使司设立为贵州建省的标志，而主管军事的贵州都指挥使司的设置却早于贵州建省，因为明朝巩固和稳定西南边疆战略中，管控贵州，打通并护卫经由贵州进入云南的交通道路是关键，所以贵州地区设置卫所和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置早于贵州建省。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征南大军进军云南，洪武十五年元月，云南大部平定，全靠交通道路畅通来保障明朝中央对深入几十万征南大军的军事调度、后勤保障和粮饷供应。而由当时的明朝都城南京连接云南的两条道路“乌撒道”“普安道”所经地区处于元朝四川行省、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三省交界地区，无法进行统筹护卫，于是在平定云南大部的洪武十五年元年，首先设置贵州都司及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等14个卫。这14个卫除了“云南左、右、前、后”4卫外全部均布局与经贵州、四川入云南的两条交通干线上，初由贵州都司统辖，其中在彝族聚居区的交通干线上就有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等卫，足见明太祖朱元璋对明朝中央进入云南交通干线的重视。洪武十五年二月云南都指挥使司成立，部分军卫转归云南都司统辖，但为了更好地解决军粮的集中调运，必须确保道路畅通，明朝特别重视充分利用长江水道运送军粮乌撒道的护卫，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朱元璋给傅友德、蓝玉、沐英的诏书要求在乌撒道设置军卫屯堡“俾馈饷岁足。如是则兵卫相属，道路易通，无事则分兵驻守，有警则合兵剿捕”。并对彝族聚居区的东川、芒部、乌撒诸卫进行重新调整，将兵力集中于交通干线乌撒道上，“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一卫，或乌蒙、或芒部合令那处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随后特别敕谕傅友德“兵既艰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来无碍矣”，平定云南不足半年，乌撒道上迅速布局永宁、七星关、赤水、毕节和乌撒5个卫。洪武二十一年九月陕西都指挥马烨征南还朝奏言：“泸州与永宁接壤乃诸蛮出入之地，宜置守兵”，明朝随“置泸州、赤水、层台三卫指挥使司”，并“调长安等卫官军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人分置各卫”。当西南边疆完全稳定后，明朝对乌撒道的护卫力量进行了调整，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撤层台卫，增设普市守御千户，将“滇、蜀、贵州之冲，山溪险峻”不利于卫所屯田的七星关卫改置为七星关千户所，属乌撒卫指挥使司，后改属毕节卫。由此可见几乎乌撒道所有的交通节点关隘都设置了军卫，其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形成了军事镇戍管控乌撒道的局面。
明代军事屯田的生产组织是以“屯”为基本单位。一般言之，屯的基层组织是“屯所”，即“屯田百户所”。宣德年间，贵州按察使应履平在给朝廷的奏事中提到“贵州诸卫城池二十有六，屯堡七百有余。”明末川贵总督朱燮元在奏疏中回忆说，“昔年设立黔省之初，止置卫所而无郡县，止有屯堡而无村落。及后渐次充拓，添设府州县治。所谓民者，皆苗”。这是指明初的情况，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乌撒卫的屯田情况。
乌撒地区为彝族分布的核心地带，周边有乌蒙、茫部、东川等诸彝族部落，各部落不仅地域相连，而且民族社会结构相同，生产生活方式一致，而且“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埸，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历代王朝均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进行治理。如元朝设乌撒乌蒙宣慰司，统管“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閟畔部”等。《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中专设《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军民府列传》，并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古为窦地、的巴、东川、大雄诸甸，皆唐乌蒙裔也”，说明其历史渊源和内部联系非常紧密，一有动静，则互通声息。如元朝大德五年（1301）罗鬼反叛，“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蛮从之皆叛，陷贵州”，这样的联合行动影响广大，朝廷难以治乱，往往采取调整行政区划的方式，分割各部，削弱其联合势力，元末后至元元年（1336）“诏以乌撒、乌蒙之地隶四川行省”，将原属云南行省乌撒、乌蒙划归四川行省，分割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的整体势力，疏解了西南边疆云南少数民族管理压力。
同时也使乌撒地区出现了军政管控分离的局面特殊管控模式，军事管控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行政管理则属于四川布政使司。乌撒地区这种特殊的军政分离管控方式，其优势在于乌撒道交通干线的护卫由贵州都司统筹，乌撒卫的交通战略地位在于，“贵州已设都指挥使，然地势偏东，今宜于实卜所居之地立司”，便于乌撒卫发挥关键节点的控制作用；乌撒府划归四川布政使司，减轻了乌撒道管控的民政压力。但是，“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如乌蒙、东川近于滇，乌撒、镇雄、播州近于黔。明太祖略定边方，首平蜀夏，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谕诸蛮，次第归附。故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旧属云南者，皆隶于四川，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明代乌撒地区军政分离的管控方式，虽然有利于交通护卫，但却疏于行政管理，只能“示以羁縻”，无法真正管理，还容易造成某些民族部落势力坐大，区域动荡不断，明代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四、乌撒后所对云南境内乌撒路的交通护卫与屯田
乌撒后所属于乌撒卫，但其护卫乌撒道云南境内区段并在云南屯田镇戍。明初为保证明朝与云南的联系，便于互通声气以巩固统治，打通交通、卫戍干线变得举足轻重。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明朝在平定云南之初，在加紧设置卫所的同时，朱元璋就遣使敕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明朝非常重视对这条道路的修筑和维护，并不断增置驿、堡、铺、站等交通机构，完善驿递制度。沾益地方与乌撒相连，元时曾设乌撒宣慰司，大军征南，平乌撒，以其地设州。“洪武十五年，取乌撒土府腹地置卫通驿”，即为沾益卫。洪武十六年（1383）春，乌撒划归四川，并置乌撒卫于贵州都司之下，而沾益仍属云南管辖，同时改沾益卫为千户所，称乌撒后所，洪武十六年始筑乌撒卫后所土城于沾益，乌撒卫的后千户所，南驻云南曲靖军民府沾益州，“防乌撒、沾益出没之地”。
夏自金（1982-），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