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还有多少个“马美如”？
山亲水亲人最亲，
三弦一弹唱乡音，
我们是说书唱曲的人，
踩着黄土走千村……
在被大山围成深井状的陕北村落里，说书抚慰过寂寞时光里每个庄户人的心，成为几代陕北人的共同记忆。雅的、俚的、粗犷的、呜咽的，说唱伴着三弦，撞向黄土高原的大山，再折回人们的心底。民间艺术被传承的过程里，书匠们同时播洒了快乐，给乡亲，也给自己。
而如今，那些走遍陕北山山洼洼的说书艺人正在老去，那些曾把说书视为重要消遣的观众也在老去。随着“家书”的自然消亡、庙会的日渐减少，陕北说书的民间舞台，似乎正落寞地被时代隐去。
但网上却是另一番场景，打开“快手”“抖音”，会惊讶地发现，仅以“陕北说书”命名的ID账号有1000多个，发表过的陕北说书作品已有上万条。每晚捧着手机等候自己喜欢的书匠直播，已成为不少陕北中老年人的娱乐方式，甚至生活习惯。
2016年，随着智能手机、4G网络的普及，中国迎来了网络直播元年。出于好奇，从小在庙会上跑大的马美如，第一次尝试在说书时，架起手机直播。
一场下来，她惊喜地发现,这场庙会书的现场直播在映客平台上，赚到了400多块钱。而在庙会上拿到的酬劳，一天还不到200块。从此以后，只要她有线下演出，就会把直播打开。
2017年夏天，听说快手的分成比映客给的多，马美如便正式进驻快手平台。从开始时直播庙会说书，到专门录说书小段，再到让师傅帮忙编新段子回馈直播间“老铁”，粉丝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马美如的预期。
马美如的师傅张小飞，也在直播说书的过程中，逐渐摸清了观众喜欢的口味，妻子张存娥成了他的好搭档。“网友们喜欢看趣味性强一些的陕北说书，因此我与妻子常常以男女对说、对唱的形式进行直播。有时她扮小媳妇，我装老头子;有时我演男子汉，她扮女英雄;两个人你拉我唱，我唱你弹，在一问一答、一答一对之中让说书更富有吸引力。”如今在陕北，像这种全家上阵说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直播一小时就能到账七八百元的收入，让马美如决定“不再去跑庙会，要把直播当事业做”。可她没有预料到，不出三年，“陕北说书马美如”这个ID就能拥有457.4万粉丝，她本人也成了流量最大的“陕北说书”网红。
马美如人气的暴涨，让一大批以跑庙会为生的书匠，看到了陕北说书直播市场的可能性。“日进斗金”的红利驱使下，甚至有不少已经转行的书匠，也重操旧业，开始直播说书。
据统计，目前活跃在榆林和延安城乡的说书艺人有2000多人，其中已有近千人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传播陕北说书。
过去生存于庭院炕头、庙会戏台上的陕北说书，似乎在直播平台上迎来了复兴。而对于生命力强的陕北说书来说，自古都是书匠在哪里，观众就会自然出现在哪。
“前些年，我已经基本不咋听书了，因为说书的少了，就是庙会上有说书的，我们上年龄的人也跑不动了，更扛不住在戏台下坐几个小时。”今年78岁的杨春莲，在换上智能手机后，也换了娱乐方式。
从2017年开始，家里的电视就很少在晚上打开了。捧着手机等书匠直播，已经变成了她的一种生活习惯。而这样的新习惯，并非她个人独有。小区里、广场上，老年人聚集的地方，书匠直播间的趣事，成了热门话题。
甚至不少陕甘宁蒙晋的“60后”“70后”，也开始在说书直播里追忆起童年听书的集体记忆。
短短几年时间，陕北说书从线下落寞至低谷，到在线上再度火爆。带动众多书匠转移表演阵地的同时，也让不少“假书匠”蹭起了“陕北说书”的热度。
为了吸引流量，有农民用铁锨装作三弦、用极度浮夸的表情动作，配上书匠说书的声音，模仿起说书艺人。还有一些根本不是书匠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起书匠们所不齿的下流段子……
而可悲的是，越是哗众取宠的“假书匠”，越是在直播热度上如鱼得水。越是坚守传统艺术和艺德的好书匠，越在网络上遇冷。在线下演出机会越来越少的当下，不少传统说书艺人的生活愈加艰难，一年收入仅有两三万元。
一些原本的好书匠，为了利益，也开始玩起了炒作那一套，在直播间里和徒弟按照事先写好的台本，演起互相谩骂再和好的低俗戏码。
一部手机加一套声卡，就可以在网络上纵情燃烧。刷礼不断，收入诱人的直播风口下，越来越多的书匠开始向网络“口味”妥协。就连一些喜欢听书的老年人，都开始看着直播叹息一代不如一代。
对于陕北说书线下萧条，线上火爆的反差，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鸿亮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有些艺术表现形式终究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还能记录保留下来就好。”
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非遗部副部长吴雪艳认为，“当下直播平台上鱼龙混杂，很多艺人没有自我约束意识，这样下去容易将陕北说书的艺术口碑砸了，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规范，约束网络平台，为直播内容把关。”
已经成为陕北说书最顶流主播的马美如，也意识到“只表演说书小段，撑不起日复一日的直播”。江郎才尽的创作恐慌和“掉粉儿”焦虑也成为她目前最大的压力来源。
2019年，马美如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签约了20多个艺人，线上线下一起发展。2020年12月，榆林美如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14家政府单位，举办了陕北首届网络综艺大赛。
开幕式上，马美如主演、100把三弦齐弹、100位说书艺人齐说《榆林美》，百人说书的震撼表演，仅在快手的播放量就达到600多万次。这是线下说书，几十年都难做到的传播力。
“说书大赛”中，第一次规定了能自己弹三弦、能说传统小段，才具备参赛资格，这让不少老艺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公平。答谢宴上，70多岁的盲艺人拉着马美如的手说，“陕北说书有望了。”
这样的反馈，让马美如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条有意义且可持续的文化传承路线。她斥巨资举办的活动，总算达到了“给老艺人鼓劲、发现新人才、挖掘新作品”的目的。
美如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苗说：“是陕北说书文化把马美如推上今天的位置，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陕北说书的顶流主播，她更要担起传承和保护地方文化名片的责任。”
在每晚8点30分直播持续了四年后，马美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觉自己已经麻木到了没有方向，现在她感觉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在过去的陕北，说书几乎是盲眼人的宿命。进千家门、吃千家饭，守着乡亲的热火炉，端着乡亲的饭碗，养活自己。
因为它是盲眼人养家糊口的一份保障，所以陕北人心照不宣地给予他们更多尊重和爱护。为了庄稼丰收、牛羊健硕，抑或是庙会上敬神，老百姓请书匠来，总会给予足够的酬劳。即使因故说不成，也会给他们一份感谢金，这是乡土社会情感兜底最朴素的表现。
书匠张斌，56岁,5岁开始双眼模糊，直至9岁完全失明。他说：“生在那个年代的陕北，我要自力更生，除了说书，没有第二条出路。”但想吃说书这碗饭，要咽下多少苦，当时的他并不知道。
十岁那年，张斌加入靖边县曲艺队，开始学习说书。从此，无论数九寒天，还是酷暑炎夏，老师们的哨子清晨五5点半准时在院子里响起。就是雪下得再厚，也得扫开雪，摆好板凳继续练。
小小的身板，架上比人高的大三弦，原本就抱得吃力，但老师偏要给琴头绑上沙袋，锻炼持琴的支撑力，沙子从一斤逐渐增加到五斤，时间从5分钟增加到20分钟，一直练到不累为止。
琴持稳了，又开始练按弦和滑指。老师将老式丝弦挽在三弦上定准音，让张斌用手指把琴弦在指板上压紧，上下滑动，指头磨出的血把琴弦染红，钻心的疼让张斌哭出声来，但手依旧不敢停下。
放弃的念头在张斌心里大声吵嚷，身板跟着软了下去，手也跟着慢了下来。但老师曹士明仿佛看透了张斌的心思，厉声喊道:“张斌，这是包拯的衙门，好进难出。学不成功，你就别想离开。”
张斌赶忙又坐直身板，咬着牙继续按弦、滑指。指头磨烂了、结痂、好了再磨烂，如此循环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直至指头上结出厚厚的茧，张斌的丝弦总算是练到手了。
其实，看着全队最小、只有十岁的张斌吃这样的苦，老师们又何尝不心疼。“我们就是看准了张斌这娃悟性高、肯吃苦，所以才对他严上加严，盼着他能成一个好书匠。”
没办法，说书这个行当，就是这样，给饭吃也给苦吃。
“给我这样全盲的人当文词老师太不容易了。”只能一字一句跟着念，在心里死记硬背下来。虽然老师不厌其烦，但张斌格外怕给业务老师增加负担。老师下苦教，自己就更要下苦学。往往20来页的大本书，一天就能背得八九不离十。
腿上绑着的甩板，要一字一板，不能乱了节奏。从刚开始不受控制地胡拍乱响，到只要绑上甩板就能精准流畅地甩起来，左腿形成的肌肉记忆，已不用大脑去分神儿控制。
那时，说书是要经过考核的。要想编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表演，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能差。背错一个字，立马就会挨师傅一个旱烟锅子。
因为眼盲，面部和肢体表演都受限，老师要求在台上坐得端端正正。张斌知道，盲艺人只能靠弦调和语气的“紧平快慢”来打动观众，所以对自己弹三弦、拉二胡的要求也更为苛刻。
12岁起，他被编入下乡巡演的队伍，每到一个生产队就热热闹闹地说一场，完后到人民公社去换手续、挣工分。那时的他，感觉不在地里下苦也能养活自己，真好。
16岁那年，当时已红遍陕北的张俊功来靖边演出，在众多宣传队员中，唯独看中了张斌，来给自己的走场书弹三弦、拉二胡。此后，张俊功每次来靖边，助演班子里一定少不了张斌，甚至去其他区县演出也带上张斌。
张斌就这样被带入了陕北说书改革的前沿地带，在张俊功的团队里，见证陕北说书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坐场说书”到“走场说书”，从一人说书到多人表演，从盲人专属到明眼人参与，乐器也在三弦、甩板、蚂蚱蚱板的老三件外，增加了四块瓦、二胡、笛子、板胡、梆子、小锣……
张俊功因此成为陕北说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张斌也意识到，“不学古本书养活不了自己一辈子，更成不了好书匠”。赶上改革开放宣传队解散，他便另寻师傅学习正本古书，在庙会上一跑就是三年。
“以后明眼人、甚至大学生都会慢慢加入陕北说书的队伍，盲艺人以后靠说书为生会越来越困难。”1978年，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韩起祥在“陕北说书学习班”上的一席话，震动了说书圈，不少盲艺人开始拜师学算命手艺，纷纷为自己的长远生活铺起后路。
但张斌就是不愿随大流。他倔强地认为，自己苦练多年才端上的饭碗不会被轻易夺走，更打心眼里觉得，说书才是最红火、最有意思的行当。
也确实，当时陕北说书的潮水，正以压倒一切艺术形式的优势，漫溢在陕北的城镇乡村。张斌也正沉醉在自己说书生涯中的高光时刻，邀约从各个村镇发来，甚至一场没说完，下一个主家已经候在场子上，等着接他走。
可这样红火的日子，终究是没持续几年。到1985年，张俊功与张和平父子的陕北说书录音带，几乎在整个陕北普及了。榆林、延安街道上的门面循环不断放起说书录音带，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随时打开录音机听书。
渐渐地，庄户人家“平安书”的邀约越来越少，而庙会也越来越喜欢找有乐队班子的明眼书匠，来说热闹的走场书。盲艺人被说书市场边缘化的趋势，日甚一日。
在纪录片《书匠》中，张成祥不再是一年到头邀约不断的名书匠，而是一个靠说书讨生活的人，找他说书的人越来越少，他一村一村寻过去，只给钱不让唱的却越来越多。
而生活中的张斌，也终于体会到了“东方收了走东方，西方收了走西方，东南西北都不收，三弦饿成空壳篓”的滋味。开始面对“明眼人吃上说书饭，盲艺人生存很困难”的局面。
一直撑到靠说书已无法糊口，内心的失落也积攒成悲愤，张斌决定彻底放下三弦，另寻出路。但这弹了30多年的三弦，真要彻底放下，可太难了。合上三弦匣子的那一刻，张斌竟止不住浑身发抖。
从此，张斌白天学算命，但每晚却控制不住地想起自己当初下了怎样的苦功去学说书这门手艺；回忆起那时候说庙会书，总是最后一句“书有关口将有名，说在这里算完成”还没唱完，底下观众就一声声央告着：“张师，你给咱再说一段吧。”
深入骨髓的热爱和牵绊，让张斌终究还是捡起了三弦，“没人请我也不在乎了，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抱上三弦说一阵。”如今，靠算命谋生的他，哪里有说书活动，依旧是二话不说背起三弦、拿起盲杖摸出门去，一如当年邀约不断时的背影，坚决而果敢……
“弹起三弦定准音……”，怀抱三弦腿打板，说书艺人一张口，悠扬粗犷的声调便穿透陕北城郊乡野，也穿透观众的心。
时而如泣如诉，时而高昂激扬，从坐定听的那一刻起，观众的喜怒哀乐就全被台上的书匠拿捏。唱到悲伤时，必有人在台下不由得抹起眼泪；唱到欢乐时，自然是全场同欢呼共鼓掌。
过去陕北人迷信，有病不医，张俊功一场《破迷信》传遍无定河两岸，如同醍醐灌顶般惊醒大众，挽救了不少人的健康。许多陕北人甚至分不清楚，自己是爱说书的热闹，还是喜欢在“高台劝话”中获得人生感悟。
年轻人的关注之外，依然有人在顽强地坚持，他们奔走于乡村的庙会，抑或是守候在城市饭馆里等待被邀请，他们走着弹着唱着，不只因为说书是他们谋生的技能，更因为“世上还有喜欢这份红火热闹的人”。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抓紧把肚子里这100多本传统书给录下来，不然哪天我把这么多文化财富一包送给阎王就成罪人了。”59岁的鲁峰坐在轮椅上，眼神浑浊而空洞，说话已有些大舌头的感觉。
2014年，突发的脑溢血，让原本还在跑庙会的他，从此半身不遂，在病榻上一躺就是一年多。但卧病在床的时间越久，他想为传承说书做点什么的紧迫感就越强烈。
“鲁峰肚子里的书词既多又好，在世的陕北书匠里，怕是难有人超越他的文词，鲁老师堪称'陕北说书的活字典’。”横山区文化馆副馆长谢飞说。
2016年，鲁峰病情稍微好转，就四处托人来录自己说书。榆林市非遗保护中心派专人来录，可手不能弹三弦，腿不能绑甩板，鲁峰只能花钱雇人来给自己伴奏，但身体根本支撑不住他一次说太久，最终10天只录了8个多小时的成品。
可光录完一整本《英雄小八义》，就要至少150个小时，一直让文化馆来人录，显然不现实。2020年，鲁峰让女儿帮忙录，从6月一直录到10月份，录了130个小时。
一小时200元，雇人伴奏的钱，以及所有录制说书的费用，最后都由榆林市非遗保护中心结算，这让鲁峰格外欣慰。
“我现在肚子里装的书套，有好多都是其他书匠听都没听过的，这些好东西都被我带走了实在太可惜。”鲁峰也曾带过几个徒弟，但没有一个肯下苦功来学这些书套，大都把说书当个谋生的工具，对艺术没有更高追求。
唯有考入横山区文化馆成为“带编书匠”的孙占东，还肯在“膛口”和三弦指法上花心思。但在鲁峰看来，孙占东对文词下的功夫，远不及当年的自己。
当学徒时，鲁峰每晚都要把白天师傅说的书词在脑子里过一遍，遇到卡壳的地方，就钻进师傅的被窝里去问，师傅被吵醒后，总是抱怨一句：“你这个娃娃，欺负得人连觉都睡不成。”再瞌睡也会耐心地讲给他听。
有时候顺完词，鲁峰就满足地睡过去，有时候说完天就亮了。请书的主家看到鲁峰这么刻苦，就对王学师说，“鲁峰这个徒弟你不好好带，你连谁都对不起”。“这个娃娃，我恨不得把肚子里的东西都挖给他。”师傅是这样回答的，也是这样做的。
别人学说书，短的个把月就出去拉活了，长的也不过一两个年头。但鲁峰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学到手，一学就是七年。这样漫长的学徒生涯，在陕北难寻第二人。
“在书匠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鲁峰高中毕业，又学了七年说书，这就相当于书匠中的研究生了。”师傅肚子里的东西多，这一点孙占东比谁都更清楚，但现在说大本书的机会少之又少，而学起来却经年累月。
考进文化馆之后，孙占东也告别了跑庙会、蹿酒店的日子，承担起下乡公益演出和政府各部门宣传书的任务。
“代表政府形象的舞台书和宣传书，跟过去说家书、庙会书有很大差别。”所以“带编说书”后的孙占东，更看重舞台表演的服装、三弦的质感和技法。
孙占东自费为自己定制了十几套舞台演出服，还攒钱买价格不菲的三弦，就是想打破过去书匠都不讲究着装和乐器的传统。在他看来，穿的邋里邋遢、抱着自制三弦就上台表演，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说书这门艺术的糟践。
除了这些表象的东西，孙占东更担忧的是：“现在的书匠，都不讲究文词，几乎所有人都用张派说法，每个书匠都一个调，这样很不利于陕北说书往前发展。”
时代在发展，舞台在迭代，但老艺人们评判标准从未改变，说书年限长、能说大本书、能弹好三弦的才会被他们视作好书匠。而如今的舞台，更看重形象、嗓音条件、表现力以及说书选段是否新创。
老书匠们对当下舞台评判标准的不认同，终于在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的复赛现场集中爆发。孙占东指导的一位女艺人，因为嗓音条件好，舞台表现力强，又选择了新创的陕北小段作品，被评为“十佳艺人”。
宣读时，现场的老艺人瞬间哗然，“连三弦都不会弹，没在庙会上说过一天书，拿个四块瓦，找人伴奏三弦，现学一个新创的小段，就能赢过我们这些说了一辈子书的老书匠，我不服。”甚至有书匠冲上评委席质问评委。
在孙占东看来，民间艺人不一定适合大舞台，大舞台上的“速成艺人”在民间舞台也不可能生存。二者不是同频竞争的关系，而是陕北说书在时代发展规律下的一种自然演化。
陕北说书，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不同年代的书匠，有不同的答案，但目标却都一致——“一定要把陕北说书传下去。”
其实，早在师傅鲁峰卧病在床的时候，师徒二人就探讨过陕北说书的发展问题。“应该让政府牵头成立陕北说书研究院，把这门艺术继续往高提。”师傅的愿望，又何尝不是孙占东的愿望？只是要实现，并非这师徒二人之力可及。
进文化馆十年，孙占东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陕北说书创新的尝试，加入流行乐、民乐的元素，借鉴声乐上的唱腔，甚至大胆加入电击鼓、贝斯、吉他、马头琴等合成伴奏，老百姓认为这是“四不像”，不买账。但用在大舞台或者商业年会上，又比传统老三件伴奏效果好得多。
他把自己的新尝试，都做成音频，发到网上，想要留下一些当代说书的发展痕迹。对陕北说书的推陈出新，他还不断有新的想法：“把陕北说书、陕北民歌、唢呐、道情等结合到一块，十几个人吹拉弹唱，来展现陕北人新时代的新生活，或许能碰撞出新火花。”
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说书的当下，孙占东难得带过一个“90后”徒弟。如今，高度近视的许元长期在榆林市的各个酒店走穴。最初学说书时，也跟着另一个师傅跑了一年的庙会，但在他看来，那更像“搭伙求财”。
20岁时，许元开始一个人闯荡。庙会的苦，他不愿再吃，恰巧在神木找了一份在酒店说书的工作。不用风餐露宿、四处奔波，一年有7—8万的固定收入，加上客人打赏，年入十万很轻松。
许元发现，在酒店说书跟庙会说书有很大不同。农村庙会上，老百姓更喜欢听大本书，像看连续剧一样，一听就是好几天。但城里酒店的客人，只需要听十来分钟烘托一下现场气氛，图个热闹。
想要小费多，必须不断学新东西。客人喜欢跟自己贴合的“吉祥话”，所以酝酿表演时，许元习惯翻翻成语词典，这样才能在遇见不同的客人，即兴编出不同的押韵段子。
干得久了，许元积累的书词多了，察言观色的能力也提升了。面对任何场合，都能心中有底，有时为了让现场更热闹，许元也会在表演说书小段中，加上一二首陕北民歌，客人高兴了，打赏自然多一些。最高的一次，一个包间十几分钟，许元收到了4200元的打赏。
对于传承，许元没有想过太多，在他眼中，陕北说书目前还是一个很好的赚钱工具……
“一代宗师韩起祥，他是说书人的好榜样。三弦弹出了百种音，一人能唱出万人声。再说艺术家张俊功，他继承传统又创新。《北斗》电影里配过音，黄土地上传美名。陕北说书就是好，被国家非遗列入国宝。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把说书来传承。”
辛丑年正月十二，陕北的冬似乎还没结束，却被久违的暖阳晒出了些许初春的气息。延安市曲艺馆门前的舞台上，熊婉汝、熊久惠姐弟二人正在表演说书小段《一定要把陕北说书传下去》。
这个小段，是十年前他们参加“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时，父亲熊竹英为他们整理编写的。那一年，姐姐熊婉汝11岁，弟弟熊久惠9岁，凭借这个作品，他们斩获了当年的“新苗奖”。
当年，他们是年纪最小的参赛者。如今，他们依然是“陕北说书专场”舞台上最年轻的表演者。而观众池里，几乎清一色的老年人，只有两个被爷爷奶奶带来的小朋友，时不时发问：“为啥我听不懂？”
平行时间里，当年与他们一起获得“新苗奖”的陈通，也正在榆林市陕北民歌博物馆与父亲陈文艺一起表演陕北说书小段。
在同龄人几乎都被嘻哈说唱等流行音乐塑造的审美取向下，生于1998年的熊婉汝，从小因为在学校里表演陕北说书，不知遭受了多少同学的嘲笑和不理解。
青春期时，熊婉汝也曾因为扛不住这样的排挤压力，跟父亲熊竹英提出，再也不会学说书、表演说书了，可父亲永远都是一个态度，“三弦还是得练，书也还是要说。”为此，熊婉汝曾有段时间，一回家就直接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拒绝与父母沟通。
直到熊婉汝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音乐表演系，在众多优秀的同学间，她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还会弹三弦、能表演说书，陕北说书就此成为她在学校各种演出时的独门绝活，她才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毕业找工作时，又因为比竞争对手多一门陕北说书的才艺，顺利成为延安市实验小学的音乐教师。姐姐的经历，让弟弟熊久惠也转变了抵触说书的心态。
如今也在西安音乐学院上大二的熊久惠，每个假期依旧和姐姐一起练说书，跟着父亲参与各种晚会的陕北说书表演。
和熊久惠同一级，生于2000年的陈通，如今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的三弦专业。虽然学院派专业指法弹三弦，跟陕北艺人用杏核自制的拨子弹三弦有很大差别，但陈通在学习了专业指法后，再表演陕北说书，总能找到更好的演奏技巧。
同为说了一辈子书的父亲，熊竹英和陈文艺的心态几乎如出一辙，“到了这一代，把说书当终身事业已经不现实，但让自己的孩子尽可能多学一些陕北说书小段，也算是为说书事业做出过努力。”
与大部分说书艺人认为陕北说书在走下坡路，并且终将会走向失传的观点不同，榆林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薛志章认为：“可以说，如今的陕北说书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陕北说书从未有过今日的辉煌。薛志章认为直播平台让一些已经改行的说书艺人又重新回到了说书的队伍当中，还吸引了一些俊男靓女也加入陕北说书的直播大军中，这对陕北说书的发展是有利的。
此外，近些年，陕北说书的创作愈加繁荣，一些优秀作品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群星奖等国家级奖项。陕北说书交流传播达到新的历史高度，除登陆央视、走上国际舞台外，仅网络直播所吸纳的粉丝就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区市。“这种发展盛况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今年过年期间，微信公众号“黄土地上的声音”发布的一段陕北说书艺人高永原在国家大剧院与民族乐团合作表演的《刮大风》，在陕北人的朋友圈里刷屏，点击量迅速攀升到10万+。不少“90后”“00后”在弹幕上感慨“原来陕北还有这么有张力的民间艺术”。
2017年11月，文化部筹备2018年春节团拜会的会议上，导演大胆地提出将陕北说书和苏州评弹放在一块儿的想法。主创团队决定以获得了当年“群星奖”的陕北说书《那道道峁来那道道川》为原创蓝本，与苏州评弹组合成一个新的曲艺节目。
于是中国曲协快板艺术委员会副会长李立山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与苏州评弹编剧胡磊蕾联手共同创作了《看今朝》。将不同地域、不同艺术风格曲艺进行相互组合：西北高原与江南水乡、羊皮坎肩与优雅旗袍、弦音如鼓的三弦与雨打芭蕉的琵琶融合在一起，一柔一刚，相映成辉。这样的大碰撞，让陕北说书与苏州评弹的两种曲艺表现形式更加鲜活，更具感染力，也成就了曲艺史上一次划时代改革与创新。
在陕北说书大事记里，只有领军人物韩起祥在1946年给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说过书。时隔72年，熊竹英等16人再一次得到了这个殊荣。
“能在有生之年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曲艺艺术，是无尚光荣的事情，更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情。”熊竹英说自己一个山里娃，能把陕北说书从乡村庙会说到人民大会堂，还能荣获曲艺界的最高奖项牡丹奖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也有专家认为，虽然《看今朝》将陕北说书推向了一个高峰，但是后续助推发展的效应并没有跟上，陕北说书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与苏州评弹进行比照后会发现很多不足。
评弹是苏州市着力打造的一张文化名片，有评弹团、有评弹学校，有专业团队，有领军人物。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还是阵地建设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而陕北说书，虽然有近年来各级组织的积极推动和引导，但还是缺乏强有力的扶持和有效管理，曲艺演员基本上是属于“游击队”，靠赶庙会、驻酒店、直播等维持生计，没有形成文化传承体系和文化产业链。
有专家认为：“陕北说书应该抢抓机遇，学习和借鉴其他曲艺的优势，创造性转变、创新性发展。建立陕北说书培训基地，定期举办陕北说书表演培训班和陕北说书创作研讨班，将陕北说书纳入校园艺术课堂、建立曲艺名家工作室等，促进陕北说书全面可持续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说，说书如此，民间传统艺术发展传承，亦当如此。
来源：《当代陕西》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