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科技创新的新经济意义与全社会价值 ——让科技创新彻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

引    言从农业文明条件下的无农不稳、商业文明条件下的无商不活、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无工不富到创新文明条件下的无科不强，对于一个地区或城市而言，其城市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站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到第二个四十年的历史起点、从“十三五”到“十四五”发展节点以及新冠疫情的历史拐点上，我们需要站在中国产业创新版图上重新审视城市发展格局，进而找到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方位与突破口；并借助新经济地理发展范式，在科技创新创业的带动下，探索具有地区特色、新时代活力、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为城市战略转型与群体突围找到新的出口及出路。一、 新经济发展范式重塑新经济地理从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到无科不强，科技对区域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将在第二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充分释放，新经济发展范式将在新经济地理上大放异彩，谁掌握了科技创业创新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新一轮发展先机。1.1 时代变了，科技亦变站在近、中、长期规划之交的历史节点与发展拐点上，相对于科技创新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时代变了，科技亦变”。为什么当前及中长期是“时代变了”？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伴随安全变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当前最大的变化就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全面爆发，将成为人类社会、全球经济、国家繁荣、地区发展最大的变量与驱动力，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与以往产业技术革命所不同的是，这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打破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逻辑，转而以生活方式反向决定生产方式，呈现出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变革大破大立的发展态势，不仅涌现出大量前沿科技、黑科技、硬科技，还将促进全球经济加快进入新经济时代。二是对内而言，主要是中国的发展阶段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从工业化后期逐步向后工业时代转变，成为新时代新发展的客观条件，提出了新的需求。将逐步从最大的生产国、出口国以及制造大国到最大的消费国、进口国乃至科技强国，从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全球经济中心、经济重心将全面转移到中国，单靠自主创新难以持续引领支撑科技强国建设。三是对外而言，主要是新一轮全球化变了，一方面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进一步走向创新全球化，打破了以往以制造业全球化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活动方式，加速了开放式创新，创新了全球经济活动方式；另一方面伴随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趋势加深，国际竞争走向体系对抗与体制深化，形成倒逼压力。

在“时代变了”之下，毫无疑问的是“科技亦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的内涵随功能地位而变。伴随人类社会从无农不稳的农业文明、无商不活的商业文明、无工不富的工业文明到无科不强的创新文明演进，科技成为带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以往作为科教文卫工作之一部分的“小科技”逐步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科技”方向转变，以科研、科教、附属于产业的“科技工作”逐步成为以产业导向、体现创业创新、加速生态赋能、深化结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属性的“科技创新”工作。二是科技创新的层级随战略导向而变。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在自主创新战略下，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合作创新以及独立研发等形成了以跟随式创新、适应性创新、集成型创新为主的创新范式。在第二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在中长期内，需要在局部领域引领创新、主体上自主创新的战略导向下，形成引领性创新、颠覆式创新、原始性创新与跟随式创新、适应性创新、集成型创新并重的创新范式。三是科技创新的重心随发展阶段而变。近年来，在我国产业地图与创新版图上，逐步出现了“创新从园区走向城市，产业从城市走向城市圈，开放从城市群走向经济带”的发展态势。某种意义上，高新区、自创区作为“小生境”已成为经济发达与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的“城市”，对于一批GDP前30、前50的城市迫切需要逐步成为全域创新之城。以超级城市群为极点，以经济带为辐射面，以创新型城市为主要单元，以园区为节点，将成为国内科技创新工作的新结构。四是科技创新的路数随创新布局而变。在科技创新布局方面，基本上遵循了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区域创新网络、国家/区域创新生态三个代际。最早是按照创新区域、创新城市、创新平台、创新园区、创新项目来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创新体系，让创新有地可依靠；后来是促进政产学研多位一体的开放式创新格局，让创新成为集体行动；如今则需要以新经济生态圈构建为核心，以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以科技创业带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带动新兴产业。五是科技创新的范式随产业发展而变。伴随产业发展从工业是工业、商业是商业、消费是消费、供给是供给以及三产泾渭分明，逐步走向工商一体、产业跨界，尤其是消费反向决定生产，推动创新范式从正向的链式创新，走向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这个“反向”是市场交易的、商业应用的、场景服务的、终端产品的反向；这个“逆向”是从产业化、转移转化、商业化、共性技术到基础研究的“逆向”。

1.2 制造变富，科技图强自中国入世以来，伴随中国制造的“野蛮生长”而来的产业需求以及扩大开放“市场换技术”的红利，中国的科技对产业发展、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甚至在局部领域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并呈现出如下现状及趋势：一是科技领域上从以跟跑为主到跟跑、并跑以及领跑并重。自上一轮国家科技中长期战略（2006-2020年）实施以来，伴随中国制造崛起，中国的科技创新由过去的跟跑为主，逐步地转向更多领域中并跑、领跑，有关统计表明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逐步引领世界潮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新一代通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为一体，并与空间技术与工程、自动驾驶、细胞研究、先进材料、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等相结合，将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创新层级上从软创新、薄创新加速转向厚创新、硬科技。在科技创新带动支撑下，产业技术创新从面向应用创新、实用新型、商业模式创新支撑为主的薄创新、软创新，加快向强化基础研究、自主可控与安全可靠、成系统成体系等特点的厚创新、硬科技方向发展。在新材料、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技术依赖型产业领域以及基础零部件、“核高基”等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先后取得系列突破。三是科技投入上加速两级政府、大中小企业以及社会共投。在科技投入方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自上而下财政科技投入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手；大企业成为覆盖技术生命周期、全创新链投入的重要主体，并带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产业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社会资本，在新研发、新科技方面不仅发挥了重要的资金杠杆作用，还起到了重要的产业组织作用。

四是创新高地从高新区为主逐步走向创新城市与城市群。在以往的发展阶段与体制机制下，推动科技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体系的核心载体主要是国家高新区，近年来诸多创新型城市纷纷跳出高新区的政策覆盖范围、生态环境，形成全域创新之城。创新型城市或者全域创新之城，已然成为科技创新高地，并在局部范围内呈现出城市群协同发展态势。五是技术来源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研发与合作创新为主。改革开放第一个三十年，伴随全球产业转移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逐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市场换技术”等方式，迅速实现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近十年来伴随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自主研发、合作创新逐步加大。伴随越来越多新兴产业技术领域处于同一起跑线，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等倒逼压力，以原始创新为核心的技术源头既具备条件，也具备一定基础。六是科技伦理逐步从科技创造财富到科技向善方向发展。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下，科技主要用来创造生产力和财富；伴随前沿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不仅被用来创造生产力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带着道德情操给人类社会发展创造福祉。尤其是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即科技伦理越来越重要，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最受尊敬的企业，不仅仅是利用科技手段赚钱，更重要的是为全人类以及全世界发展谋求福祉。1.3 新经济地理成为圭臬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发展，过去有如下几种发展模式：一是凭借传统经济地理条件下的资源禀赋，如依靠煤炭、钢铁等资源或港口、沿江等区位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二是依赖计划经济条件下重大生产力布局，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关城市；三是依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中心化发展，如省市统筹资源发展起来的、具有较高首位度的省会城市；四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叠加红利释放，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经济区等。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发展模式出现如下变化：一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新经济的发展空间从立足物理空间转到借助虚拟空间。具有游戏规则制定权、定价权、分配权以及主导权的平台经济成为制高点，打破时空分配的流量经济成为各国各地区角逐的重要蛋糕，如杭州依靠平台经济迅速崛起。二是由于生产力不断提升，新经济的区域战略从注重资源禀赋转到注重人择优势。无中生有的新经济城市出现弯道超车的可能，依赖比较优势的经济体会越来越显得路径依赖与边缘化。如贵阳成为丑小鸭变凤凰的典型。三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放大，新经济的资源配置从要素资本驱动转到愈加跟着人走。“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相继过时，而以人的价值驱动为核心，强调创新资源与产业要素“跟着人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四是由于全球化不断延展，新经济的发展条件从成本最优转到生态最优。不再是哪里成本最便宜，资源要素、产能产业就流向哪里；而是哪个地方的创新生态越好，新的创新人才、资本、技术等就会流向哪里。

如何认识科技对区域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核心是认识科技以及科技创新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这其中，以信息技术的突破及推广应用加速产业变革离不开科技，生产力的整体提升离不开科技含量与技术构成；与此同时，创新驱动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驱动，哪里的生态最好不是指自然生态，而是指创新生态。也就是说，脱离科技和科技创新谈新经济地理毫无意义；更进一步而言，科技是新经济地理的推动者与组织者。在科技赋能区域、科技创新带动区域发展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如下现象：科教型城市不一定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但毫无科教智力资源的城市就没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往往不是科教型城市，但没有一个创新型城市不重视科教智力资源的布局及配置。其背后的规律在于，在创新面前：一是城市氛围比科技基础更重要——不是高新区成就了城市，而是城市成就了高新区；二是企业家比科学家更重要——企业家的天职是创新，科学家重在科研；三是创业比创新更重要——创业是最大的创新；四是市场机制比政府作用更重要——寻找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五是开放创新比闭门造车更重要，其原因在于，创新不是一味“输血”的科研，而是能够“造血”、赚钱的技术经济。

1.4 新经济范式呼之欲出“入世”后，我国通过贸易部门带动工业部门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产能，逐步形成了以“出口拉动、划地成园、招商引资、规模制造”为代表的外向型工业经济体系与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也积累了大量长期结构矛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开放协同”的开放型创新经济方向转型，核心是大力发展“新经济”。在过去，“新经济”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互联网经济，甚至把“新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作为定位于新经济智库的长城所，我们认为“新经济”不单纯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新的经济范式，还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段位与思维，其本质是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生产消费两边通吃的、打破产业界限的经济形态与发展范式。它源自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是对工业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和超越，而不是其替代和对立。以新经济发展范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具有两层政策含义和四个方面的发展要求。这个“两层涵义”包括：一是在新经济的带动下，实现“增量培育带动存量提升”。从以往产业转型升级来看，只要在原来的发展基因、产业边界、技术锁定、路径依赖与技术生命周期上，是很难转、很难升的；但一旦通过开放性的链接、嫁接、对接，便有可能在下一代或全新的生命周期上实现基因突变、弯道超车、奇点爆发。二是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的新经济生态。不仅通过大中小企业互联融通发展实现产业生态优化，还通过“政产学研金介用”一体化实现创新生态完善，尤其是实现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协同，将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

这“四个转变”包括：一是产业体系转变，将过去以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先导和主体的产业体系，向以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基础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向发展。其中，未来新兴产业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原创新兴产业是做别人没有、或领先别人的产业。二是动能结构转变，就是从工业条件下“小微企业-规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的企业梯队，到新经济条件下“高技术创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方向转变，从适应滚动发展的工业管理范式到适应爆发成长的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三是创新范式转变，就是改变过去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从市场交易、商业应用、终端产品、服务场景等反向入手，要开展集“产业化+转移转化+商业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于一体的垂直化逆向创新，大力发展场景经济等。四是组织方式转变，就是从追求高增长“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的产业战略与组织动员机制，到追求高质量“产业新体系、创新新空间、企业新梯队、服务新平台、要素新供给、发展新生态”的产业战略与组织动员机制过渡。只有注重“大”，才能实现“快”；但只有注重“新”，才能实现“优”。二、 中国的创新版图与城市格局重构伴随新经济城市的异军突起，中国的创新版图将呈现出新的空间结构与竞争新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城市需要反思自身发展模式，处理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以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跨越，进而在新一轮城市格局重构过程中取得一席之地。2.1 中国创新版图将重构中国的创新版图将呈现出“三极四带百城多平台（节点）”的空间结构与竞争新格局。在整个创新版图上，核心是处理好人文地理、创业地理、科创地理、产业地理的关系。这其中，创业地理、科创地理、产业地理与文化地理是环环相扣的，决定着经济地理版图的演变与变迁。创业地理犹如“叶”，科创地理犹如“茎”，产业地理犹如“干”，而文化地理犹如“根”，需要以文化地理带动创业地理、创业地理带动科创地理、创新地理带动产业地理。

“三极”就是立足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引领性、地区带动性以及新时代特色的三大世界级创新高地与战略增长极。三大城市群围绕科技创新战略平台建设以及新经济生态构建加速区域一体化，加快构筑空间范围纵横交织、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创新生态共生共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思想文化开放包容、体制机制相互弥合的创新共同体。具体而言，京津冀创新经济增长极需强化国家战略布局承载力，提升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与产业创新协同能力，强化国际交流合作、全国技术辐射以及北方经济带动；长三角创新经济增长极需突出产业导向、市场机制、企业主体的创新优势，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布局，提高科教智力密集度，全面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带动长江经济带开放创新，加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粤港澳创新经济增长极需突出开放创新优势，进一步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抢占产业主导权，辐射华南西南、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四带”就是围绕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丝路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创建具有国家创新主体功能、形成开放创新格局、加速新一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大创新经济带。四大创新经济带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生成能力、科技服务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生态赋能能力、制度创新能力，深度促进科技与经济、产业与金融、产业与产业深度、科技与地区四个深度融合，带动我国加速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向开放型创新经济方向转变，探索具有地区特色、新时代活力、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创新之路。具体而言，长江经济带重点面向南方创新经济共同体构建，黄河经济带重点面向北方创新经济共同体构建，丝路经济带重点面向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沿海经济重点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百城”就是培育百座创新之城，包括10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创新之都、10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全域创新之城、30座具有区域引领作用的创新型城市、50座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型创建城市。“创新之城”的核心是建立完善以硬科技创业为导向的新研发新转化、以新兴产业生成为目标的新梯队新高地、以创新生态赋能为核心的新服务新格局、以新治理为根本的新制度新机制，全面实现“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高新企业-高新产业-高新园区”，“新要素-新生境-新格局”以及“创新治理-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的高效循环。“多平台（节点）”就是培育壮大发展一批以国家级创新功能区为主体、省级高新区（开发区）为后备、其他创新型战略平台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态、多功能的创新功能平台（节点）。在“多平台（节点）”上，逐步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协同发展、资源要素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创新合作的局部开放创新生态圈，建成具有新时代活力的创新生态与新兴产业组织体系。2.2 创新城市将异军突起科教型城市、制造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商贸型城市、文旅型城市、枢纽型城市、农业型城市等不同类型城市，都需要找到适宜自身发展的创新模式或创新发展道路：即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找到自身的方位感；把握好自身的区位条件，找到自身的突破口；立足一定发展阶段及发展要求，打出创新发展的组合拳。

一是对于科教型城市，立足科教智力资源优势加快创业式创新，跳出局限在中间件、半成品的技术锁定，破除知识分子的酸气、体制机制的羁绊，以产业为导向、以市场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以商业为手段，将硬科技与软创新相结合，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与高技术产业基地。二是对于制造型城市，立足实体经济强化科技赋能，跳出生产决定消费的工业路径依赖，发挥企业家主导作用及创新精神，以产业跨界带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一维产业向二维产业、三维产业迈进，为实体经济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打造产业创新中心及高端制造基地。三是对于资源型城市，通过生产力提升与财富转换将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打破“有资源无创新”的资源魔咒，加快产业链向中下游延伸、向逆向穿透，促进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攀升，打造资源型产业创新中心以及资源要素配置中心。四是对于商贸型城市，这些城市一般是沿海沿边城市、港口城市或商业城市等，通过在内外贸以及大小商品流进流出的过程中，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与科技兴贸，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加速开放式创新，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打造开放创新中心。五是对于枢纽型城市，通过将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流动优势、门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将人流、物流、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进而转化为价值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六是对于文旅型城市，通过将内容优势、流量优势转换为数字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打破“富文化穷经济”或“富生态 穷经济”发展循环，打造场景创新中心。2.3 城市创新更加多样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部门先后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譬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最早是计划委员会操纵经济部门；后来搞市场经济，民营经济部门带动增量改革；再后来在外向经济条件下，是贸易部门带动产业部门。伴随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创新驱动从一种名义上的口号逐步变成了很多地方的实际战略，科技创新成为支撑带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如今则需要科教部门引领产业发展。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创新之都。如硅谷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球创新之都，中关村是政府周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创新之都，深圳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际创新之都。就国内而言，判断一个地方科技创新能力是否突出，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科教智力有没有集聚，资源集聚是前提；二是创业创新活不活跃，科技创业是灵魂；三是高新产业发不发达，产业生成是主线；四是商业氛围浓不浓厚，文化氛围是根本。

在这个判断下，我国创新型城市主要有如下发展模式：一是科教智力资源相对薄弱，但民营科技迭代创新活跃，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育。最典型的城市就是深圳，“十二五”时期某些产业还处于“山寨”阶段，但如今成为公认的国际创新之都。二是科技智力资源并非绝对富集，但产业发展发育较为充足，科技创业创新加速溢出。比较典型的是上海，更多的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很多高端人才溢出创业创新，带动了创新能力与创业活力的提升。三是科教智力资源较为富集，新兴产业发展发育不足，但政府组织动员能力突出。比较典型的是一些具有一定科教智力资源的省会城市，如成都等。四是科教智力资源较为富集，但民营科技创业创新不足，高新技术产业发育不足。最典型的就是西安，面向前沿技术的硬科技色彩浓厚，但面向商业模式的软创新不足不够，缺乏原创新兴产业集群。五是科教智力资源较为富集，但依靠海外高端人才回归，高新技术产业发育畸形。最典型的是北京，很多内生的资源服务于全国，很多高新技术产业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生成的，高技术服务与高技术制造错配。某种意义上，很多城市的创新模式都需要因地制宜和迭代超越，也都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核心是把科技智力资源、创业创新活力、商业氛围生态以及新型产业组织有机结合在一起。2.4 产业创新成为着力点瞄准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等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技术主导权与发展主动权，支撑面向现代产业新体系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着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创新范式从跟随创新、适应创新、集成创新向引领创新、颠覆创新、原始创新方向转变，强化优化前端基础研究、中端共性技术、后端应用技术的供给及供给结构。重点是面向产业谈技术，围绕技术讲创新，透过创新促产业，尤其是从注重技术生命周期后端的产业化逐步向中前端方向位移；不再是从单纯的技术预测到科技项目计划，而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反向预测、开放式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加快产业技术创新。

——面向现代产业新体系。未来支撑地区发展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将是由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等有机构成。其中，未来新兴产业指的是依靠前沿技术创新、硬科技创业，当前尚未形成产业、未来将对产业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产业，从目前来看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带动的智能科技、数字科技、生命科技。原创新兴产业指的是某一产业或其细分领域在某一地域率先出现、形成规模，并对本地产业形成较大带动系数、对全球业态创新或产业创新起到重大影响的产业，主要依赖于区域创新、产业试错与体制机制创新等。战略新兴产业主要体现为战略性强、技术含量高、带动系数大，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体作用，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指在通过产业跨界融合、业态创新、新旧动能转换等出现新的爆发点的产业。——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重点加速前沿技术“抢跑”，促进尖端技术“并跑”，加强瓶颈技术“跟跑”。依靠前沿技术研发、硬科技创业、深科技应用等，在与国际相比具有局部优势的先进技术领域加快抢跑，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加快将厚创新与薄创新、硬科技与软创新相结合，在与国际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先进技术领域加快并跑，要找到突破点，加速形成领先优势；围绕国际上成熟、国内较为薄弱或落后的关键技术、瓶颈技术，以非对称战略创造机会加速换道超车。——优化技术创新新机制。伴随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以及跨界，使全球经济形态由以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工业经济转向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创新经济，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创新范式、组织方式、赋能模式，全面激活释放新型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及产业竞争力。从创新范式来看，相较于正向配置资源的链式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家为主导、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的逆向创新，能够从产品终端、行业场景、市场交易等后端反向配置及整合资源，将实现创业、研发和产业化的高度一体化，是短周期的、最经济的创新范式。

三、 区域发展亟待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科技创新在区域发展的创新驱动的作用，前提是政府处理好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作用发挥，两者不可偏废且需要互动发展；核心是优化科技创新工作的顶层设计，发挥政府地区或城市创新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者、建设者和维护者的地位及作用；主线是探索科技创新新路数，实现“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高新企业-高新产业-高新园区”、“新要素-新生境-新格局”以及“创新治理-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的高效循环。3.1 市场失灵和培育市场国内很多人在跟踪研究美国政府如何促进科技工作，学习其精华。如果从市场微观行为来看，美国政府看似没有直接插手；但很多方面政府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只是不知道如何解释。正如多年前长城所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在科技政策上，在国家层面中国需要学习美国；但在地方层面，美国需要学习中国。此前，这个观点得到了美中两国资深科技政策专家的一致认可。实际上，由于美国历史政治传统中对中央政府的限制，美国在国家层面设立的科技部只有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等，但这不代表美国政府不重视科学。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机构、协调机构等，更能够从立法、多元投入等方式优化顶层设计，“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多地让地方政府、工业科技界发挥应用的作用。整体而言，政府在市场面前，不仅具有解决市场失灵，还有培育市场的职能，这一点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适用。这里所说的在国家层面中国需要学习美国，就是通过法律、财政科技以及科技政策等手段优化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科研创新体系、加大多元资助等以解决市场失灵。无论是美国自上而下的创新体系，还是市场化的创新生态，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与学习价值。这里所说的在地方层面美国需要学习中国，就是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组织以及创新功能区发展等培育市场。中国地方政府在科技园区与新兴产业组织上，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从这个意义上，在推进科技创新工作过程中，对于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以及发挥上部顶层设计与加强地方组织动员，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打好组合拳。

3.2 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当前，很多城市加快从工业经济走向创新经济、从外向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集群经济走向生态经济、从县域经济走向都市经济、从市场经济走向活力经济，亟待提升科技对区域与城市发展的核心作用。科技不光是在创造生产力和财富的过程中“求富”，还要在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过程中“向善”。一是强化科技对产业发展促进，依靠科技创新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新兴产业主导权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先机。二是强化科技对城市功能提升，以科产城人融合发展促进创新功能、产业功能、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三是强化科技对开放合作加强，以高端链接带动高端辐射，从商品输出、产能输出到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四是强化科技对营商环境影响，从注重加强法制营商环境建设到优化创新生态，从推拉并举到生态赋能。五是强化科技对社会治理优化，以数字治理、智能治理带动现代治理。当前的科技创新工作，核心是成为地区或城市创新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尤其对于经济建设与产业发展而言，科技创新的主线是围绕“创业之叶、企业之茎、产业之干、生态之根”，强化科技创新工作的四大发展属性——作为创新生态的圈子、作为条件平台的流量、作为科教源头的资源、作为科技服务的价值；突出科技创新四大作用机制——资源配置、产业促进、生态赋能、专业支撑。具体而言，对于创业之“叶”——需要从创新资源到创业实体，作为科教资源的源头加强资源配置；对于企业之“茎”——需要从创业实体到企业成活，作为科技服务的价值加强专业支撑；对于产业之“干”——需要从企业成活到产业生产，作为条件平台的流量加强产业组织；对于生态之“根”——需要从产业生成到产业生态，作为创新生态的圈子加强生态赋能。在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方面，无论是国家科技部门抑或地方科技部门都需要避免行政化、职能化，真正成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部门与服务部门。3.3 科技创新工作新路数站在改革开放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到第二个四十年的历史拐点上，地区或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是围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引及要求，将引领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突出“新源头、新动能、新生态、新治理”四大时代主题，建立完善以硬科技创业为导向的新研发新服务、以新兴产业生成为目标的新梯队新高地、以创新生态赋能为核心的新要素新格局、以新治理为根本的新制度新机制，深度促进科技与经济、产业与金融、产业与产业深度、科技与地区四个深度融合，实现“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高新企业-高新产业-高新园区”、“新要素-新生境-新格局”以及“创新治理-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的高效循环，加快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协同发展、资源要素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创新合作的新经济生态圈，加快建成全域创新之城，探索具有地区特色、新时代活力、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新源头活力涌现。强化“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有机结合，进一步将软创新与硬科技创业相结合、突出研发创新转化一体化的垂直创业，坚持以“产业导向的研发方向、市场运作的枢纽平台、企业主导的伙伴计划、政府引导的组织方式”为代表的逆向创新模式，加快形成以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专栏1：突出新源头活力涌现突出“新创业-新研发-新服务”三大源头，建立完善以高水平科技创业为导向的新研发新服务，突出研发创新转化一体化垂直创业、加速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不断提升创业源头、创新源头、服务源头“永动机”的作用。——突出高能级科技创业。以新的创业群体、新的创业类型、新的创业领域、新的创业服务以及新的创业治理，提高创业发展层级、创业发展能力以及创业成活水平，壮大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源头。重点加快高层次创业群体培育、突出高水平科技创业引领、抢占高技术前沿创业领地、提升高效能创业育孵服务。——加快融通型逆向研发。建立完善市场运作、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新研发枢纽平台、伙伴计划、组织方式，打破线性研发模式，开展系统性的创新，重点推进市场运作新研发枢纽平台、企业主导新研发伙伴计划、政府引导新研发组织方式。——促进科技服务新供给。突出科技服务的产业发展与服务体系建设两大属性以及资源配置核心功能，加强科技服务业业态创新、科技服务体系支撑力以及新服务资源配置功能，不断促进科技服务新供给能力。

——新动能爆发成长。突出“高新企业-高新产业-高新园区”三大新动能，加快形成以“新业态创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独角兽企业-高科技大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梯队，促进产业数字化、园区场景化、创新生态化相结合，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国际引领、国内辐射的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区域地标，不断提升企业协同发展、产业跨界融合、区域平台赋能水平，促进产业发展模式、企业发展模式、园区发展模式协同演进。专栏2：加速新动能爆发成长突出“科技企业、新兴产业、创新高地”三大新动能，加快以新兴产业生成为目标的新梯队新高地，不断提升企业协同发展、产业跨界融合、区域平台赋能水平，探索新型增长方式与创新发展模式。——培育高质量企业梯队。通过实施高技术大公司战略、瞪羚独角兽培育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科技中小企业路线图计划等，加快形成以“新业态创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独角兽企业-高技术大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爆发式成长企业梯队。 ——强化数字化产业跨界。面向战略产业、未来产业、原创产业、新兴产业等，加快形成多层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强化以场景业态创新为引领的产业育成机制，不断提升优化各类产业化平台的产业组织能力与组织方式。——壮大世界级创新高地。围绕世界级城市群、国家级创新城市、国家级科技园区和创新功能区，壮大三大全球创新经济带、培育三十座全域创新城市、发展三百家国家级高新区、布局三千家国家创新节点，建立完善国家、地方自主创新体。

——新生态赋能加持。突出“新要素-新生境-新格局”循环，促进人才、资本、专利技术、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高效对接及循环，建立完善适宜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发展环境与文化氛围，以内向的国际化高端链接、外向的国际化高端辐射加快拓展开放创新新局面，探索生态赋能型组织方式与发展结构。专栏3：强化新生态赋能加持突出“资源要素、环境氛围、开放创新”循环，加快形成以创新生态赋能为核心的新资源新格局，不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开放创新新格局、环境氛围新生境发展与服务水平，探索生态赋能型组织方式与发展结构。——聚合资源配置新要素。强化多层次人才体系构建，加快科技金融创新，实施专利技术标准战略，促进经验知识传播，提升企业级市场化配置资源能力、产业级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区域级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能力。——拓展开放创新新格局。以建立多层次开放创新经济圈为核心，以内向国际化高端链接、外向国际化高端辐射为两翼，拓展开放创新新格局，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环境氛围新生境。建立创业中国服务品牌、大力开展新经济创业教育、营造新时代创业创新文化、完善国际化法制营商环境，全面优化环境氛围新生境。

——新治理结构优化。政府加快成为创新生态顶层设计者、建设者、维护者，加快从第二方科技行政服务向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第四方新兴产业组织方向发展；将企业主导的市场资源配置、产业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政府主导的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相结合，完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完善“点、线、面”结合的新经济制度，破除制约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促进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符合新经济形态与新经济模式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专栏4：推动新治理结构优化立足新经济生态构建与创新生态演化规律，推动面向新组织、新业态、新场景、新动能,“点、线、面”结合的新经济制度系统创新，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立完善促进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符合新经济形态与新经济模式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聚焦新业态企业制度诉求突破点上市场规制改革。以独角兽企业等新经济市场主体对工商注册、行业监管、市场准入、行为许可等方面的制度性诉求为突破口，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深化行政垄断、国有垄断等领域市场化改革，打破传统市场规制对新经济发展的束缚。 ——围绕跨界与场景创新加快线上产业制度原创。深入实施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战略，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等新业态、新场景、新产业和新组织方式，加快推进产业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原始创新,抢占新经济产业治理的主导权。——设立新经济制度创新实验区探索面上新经济治理沙盒。在有条件的国家级创新功能区设立新经济制度创新实验区，鼓励从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基建设施、市场规制、产业政策、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探索试错，形成符合新经济生态构建与创新生态演化的新治理模式，为全球新经济治理树立中国标杆。

四、 加快以创新驱动全面走向新经济伴随顽疾“内忧”、摩擦“外患”以及新冠“天灾”，近年来我国大量新经济现象逆势迸发，不仅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还成为新经济创新的动力源泉。在进一步探索新经济发展道路与新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不仅需要从企业与市场、市场与集群、集群与平台、平台与生态交织嵌套中锻造高能级生态圈“顶天”；还需要通过新经济系列创新将产业、园区、供需、企业、产品、运营、市场重新做一遍，加速创新引爆点“立地”，最终以新经济带动经济社会轻盈地腾飞与高质量发展。4.1 疫后新经济现象迸发伴随中国改革开放长期结构性矛盾的“内忧”，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外患”，以及新冠疫情以来的“天灾”，近年来新经济现象大量涌现，尤其是新冠疫情后出现全面迸发之势，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一是新场景。“场景”就是以往需求拉动的升级版，是潜在市场、潜在需求与数据算法、数字内容、服务体验、智能硬件等方面的结合，最能代表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业态创新。新冠疫情进一步倒逼生活方式社交化、生产方式智能化、治理方式数字化，为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场景，此后将在新兴经济逐步受到追捧。二是新研发。“新研发”就是打破以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的正向的链式创新，转向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以及政产学研金介用的垂直创新，并呈现出适应大科学、面向新产业的特征。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对“卡脖子”技术的倒逼、对自主可控的要求下，地方政府大力布局新型研发机构，大企业通过高效率的创新组织与产业组织提高新研发效率效益。三是新赛道。以往的赛道更多的源自于同一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除了一些硬技术突破催生了新业态新产业，大部分是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改造2C的生活方式、2F消费方式而产生。如今产业发展的新赛道更多的来自于不同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不仅进一步改变和颠覆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还进一步改变和颠覆2B的生产方式、2G的治理方式，并最终实现2C、2F、2C、2G的贯通。四是新物种。伴随非线性增长企业梯队的涌现，以哪吒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等以动物与神话传说为命名的企业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商业、产业之间夹杂着浓厚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物种的出现，不仅打破了从贸易销售或代理进入生产制造、再介入研发创新、最终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的传统发展逻辑，还打破了以往“小微企业-规上企业-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的线性成长机制。五是新组织。以往政府在产业促进中，更多的是借助技术改造升级优化技术构成，借助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组织等，体现出浓厚的工业经济色彩。如今则采用以“上云用数赋智”为代表的组织方式，将创新经营业态、赋能技术构成、优化产业组织、转变生产方式等有机结合，助力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进行有机结合。这其中，以产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组织，成为互联网下半场的主攻方向。六是新枢纽。从最早的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到市场与集群的替代关系、再到集群与平台的替代关系、乃至中心化平台与去中心化生态的关系，生产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创新生态方式等不断地迭代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枢纽机制。如今逐步从传统的产品企业，走向具有产业组织与资源配置功能的平台企业，再到以数智驱动、高维世界的生态企业。平台企业、大企业平台化以及产业组织者等成为圭臬。七是新基建。打破以往“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转而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借助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突破，加快形成软硬结合、数智兼备、线上线下、低开高走的发展形态，为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八是新治理。从适应工业时代与官僚运作体系的科层化管理，到适应新经济条件下小微化、扁平化、自组织、无边界、平台化、生态圈、自成长等特点的组织模式，围绕上中下的“位”、左中右的“圈”、前中后的“台”涌现出若干新治理模式，如各地推行的开发园区管理体制改革、阿米巴企业经营模式等，加快建立完善新经济制度与治理结构。以往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更多地体现在科技创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产业集群等，如今则出现了更多的新场景、新研发、新赛道、新物种、新组织、新枢纽、新基建、新治理。这些新经济现象的系列出现，不仅仅是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而绽放，还为中国全面走向新经济提供了发展共识与动力源泉，更为进一步探索新经济发展之路开辟了视野和空间。4.2 亟待高能生态圈顶天无论是新经济发展，还是产业创新发展，核心是在创新生产方式、重构生产关系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在形成怎样的发展结构与组织方式上。按照“二八原则”，尤其是在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一般是中心化的发展结构，或者是“极化”的结构，也就是少数市场主体占有和掌握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体现以大企业大财团为主导。而新经济对工业经济的超越和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从中心化（极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最终形成非中心却有中心的发展结构。所谓“去中心化”，就是增量培育或增量改革，体现在边缘式创新，以增量培育带动存量提升。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往往是在市场竞争与产业集群上，优化产业链中上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所谓“再中心化”，就是借助信息技术在上下游、供需端、买卖方之间形成具有产业组织、资源配置、协同创新等作用的平台，平台企业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产业集群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者。所谓“再去中心化”，就是从中心化的平台经济到立足平台经济、去中心化的生态经济，最终在产业跨界融合中，全面打破产业的界限、商业的疆域、企业的边界、技术的锁定。伴随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产品经济、到信息经济条件下的平台经济、再到数智经济下的生态经济，以“看不见”的开放创新生态圈大力发展“摸得着”生态经济，成为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新经济走向新阶段的核心。这其中，“开放创新生态圈”就是在内部、伙伴与社会三个圈层，形成开放环境、多元主体、活力涌动、共赢共生的发展环境。这其中，与谁合作、合作什么、怎么合作成为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核心。“生态经济”就是打破一产、二产、三产的发展结构，带动一维产业、二维产业加快向数字科技条件下的三维产业、智能科技条件下的高维产业迈进。在此过程中，任何创新主体在发展段位、成长方式、组织方式、协作方式上，需要实现如下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你死我活的低维竞争到共生共荣的高维竞合。从“非黑即白”的竞争思维到“对立统一”的竞合思维转变，是能否从低维、低段位到高维、降维打击的关键，需要打破窝里横、闭门造车、夜郎自大，进入越开放越创新、越创新越发展、越发展越开放的良性循环之中。二是从物理组合的滚动发展到化学反应的爆发成长。不是在机械地“政产学金介用”一体化条件下，实现从科技创新及产业化项目立项、科技创新攻关、产业化组织实施的线形发展；而是在顶层设计、产业组织、信任背书、股权纽带、战略投资、要素聚合、人才流动之下，形成创新迭代能力、产业生成能力以及爆发成长。三是从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到生态能场的输入输出。不再是基于一定技术条件，通过对土地、资本、资源以及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形成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是在场景需求拉动、数字生产要素、智能技术条件、平台组织实施、创新生态赋能下，通过对圈子的流量、源头的资源、服务的价值等有机组合，产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能量。四是从有限的局部创新生态到高能级全面创新生态。“有限的局部创新生态”往往是“穿着生态圈马甲的供应商”或者“披着第三方平台外衣的第二方产品服务提供商”。高能级全面创新生态，就是将第四方新兴产业组织+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带动第二方的生产制造商、服务运营商、产品供应商等，最终以“平台的平台”发展高能级开放创新生态圈。

4.3 触发创新引爆点立地伴随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高能级创新生态圈建设的“顶天”，更需要触发创新引擎引爆点的“立地”，核心是通过新经济的产业创新、组织创新、生产创新、价值创新、产品创新、运营创新、市场创新，分别把产业、园区、供需、企业、产品、运营、市场重新做一遍，实现“下沉爆发”。一是在产业创新上，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无，用新经济把产业重新做一遍。打破“体制外增量培育盘活带动体制内存量改革”的增量改革以及“以增量培育带动存量提升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无中生有”、“有无相生”的思维，更多的是在“有中生无”之中，坚持“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发展思维、商业模式与产业业态”发展理念，重点借助新经济条件、组织模式与业态形态等，打破产业界限、企业边界、商业疆域、技术高原，用新经济把产业重新做一遍。譬如，不仅可以通过产业互联网将渔业从低段位的一产、二产、三产贯通，还可以5G+卫星互联网将渔业上升为高维的海洋经济。二是在组织创新上，从产业集群到产业族群，用新经济把园区重新做一遍。打破以往“空间专业集聚”与“专业空间集聚”条件下，形成具有产业高度集聚、价值链条完善、企业协同发展、服务体系完备、产城深度融合、综合效益突出特点的产业集群发展逻辑，大力发展具有产业跨界融合、企业互联融通、资源高度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协同创新的产业族群，加快支持产业园区从物理集聚走向生态化和、从物理空间走向高维世界。譬如，以往的“专业园”将毫无意义，更多的需要同类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的创新主体实现聚合和衍生；以往基于物理空间的连片发展也毫无意义，虚拟园区、数字园区将颠覆以往的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三是在生产创新上，从以产定销到以销定产，用新经济把供需重做一遍。从工业时代、产品思维以及生产正向决定消费条件下的以产定销到新经济时代、用户思维以及消费反向决定生产条件下的以销定产，强化外部需求反向配置内部生产的配置机制，加快从互联网上半场的流量驱动到互联网下半场的数据驱动，以需求侧创新带动供给侧改革，最终用新经济把供需重做一遍。譬如，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上的营销理念，从“唯大众”到“为大众”。四是在价值创新上，从上云用数到下沉赋智，用新经济把企业重新做一遍。“上云”就是借助虚拟空间打破企业经营发展的时空局限；“用数”就是通过从死的信息到活的数据让企业打通经络更加富有灵感和动能；“赋智”不仅让企业拥有大脑储能孕能，还能借助很多行业级的“四肢”与产品级的“手脚”使能释能。“上云”是出发点，“用数”是立足点，“赋能”是落脚点，只有形成“上云用数赋智”环环相扣，尤其是注重智能的储能、孕能、使能、释能，才能用新经济把企业重新做一遍。如今，纯做云的都是大企业且还在烧钱，单纯做数据的商业模式大都不成熟，纯做人工智能的场景应用不足，最终需要的是“组合拳”。五是在产品创新上，从产业价值链到供应链，用新经济把产品重新做一遍。以往的产品创新更多的是在产业链、价值链视角下开展，从上中下游之中进行定位、围绕低中高端进行攀升；在当前条件下，迫切需要在以供应链数智化（加速数连智通）的带动下加速金融化（打通股权纽带）、平台化（从做市场到做市商）、生态化（非中心去中心的产业创新生态），最终以供应链整合提升带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区块链整合提升。譬如，很多大企业加速推进平台化战略，以供应链整合为牵引，以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平台为接口，以战略投资实施为股权纽带，不仅实施产业整合、产业组织、产业促进，还借助中小企业的融入，实现新产品构建与新产业板块重组。六是在运营创新上，从前台后台到中台中场，用新经济把运营重新做一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前，企业运营运作管理前台往往是市场、销售、拓展等交易合作，以及后台的生产、研发、制造、供应等职能产能。伴随制造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应高度结合，迫切需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平台思维的带动下搭建数字化的数据中台、产品化的业务中台、平台化的运营中台，更好地整合前台后台。譬如，很多平台企业在加速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过程中，加快形成“大后台大后方、强中台硬中场、小前端轻前台”的运营结构。七是在市场创新上，从发现蓝海到降维打击，用新经济把市场重做一遍。打破在以往低段位、低纬度基础上，在产业链、价值链、区域链、供应链上寻找挖掘蓝海，更多的是借助高维世界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通过“降维打击”，穿透红海的产业价值链，进入新的产业价值网，设定行业景框、设定游戏规则、重构市场空间、创造市场需求，用新经济把市场重做一遍。譬如，在近似最普通的理发行业之中，嵌入基因检测等健康服务，不仅形成新的市场，还实现华丽转身。

结          语当前，安全变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叠加来袭，并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结构演变紧密交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从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走向无科不强，对于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创新发展、城市发展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组织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我国创新版图与城市格局重构加速重构，任何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加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而科技创新工作需要从支撑产业发展到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发展。伴随顽疾“内忧”、摩擦“外患”以及新冠“天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突破口、着力点以及落脚点。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结构性转换发展段位、成长方式、组织方式、协作方式，还需要系统性加强产业创新、组织创新、生产创新、价值创新、产品创新、运营创新、市场创新，加快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作者介绍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