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湾遗址陶塑牺牲沉埋祭祀遗存含义分析
一、引言
石家河城址内西北角的邓家湾遗址西南角，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祭祀遗存相对集中，这里无疑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都城聚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祭祀中心。然而，长期以来，邓家湾祭祀中心的祭祀功能一直存在多种不同的认识。邓家湾的发掘者推测，邓家湾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陶“筒形器”形似祖，很可能是祭祖的场所[1]。严文明先生认为邓家湾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祭祀与丰收祭祀活动有关[2]。张万高先生认为邓家湾的陶筒形器象征男女交媾，可视为原始的“陶社主”；邓家湾的“套缸”遗迹应为社坛之墙，虽然邓家湾屈家岭文化时期只有“陶社主”，石家河文化时期只有“坛墙”套缸，尚未构成完整的社坛，希望随着发掘能够发现[3]。我们原来也曾经认为邓家湾遗址为石家河城址的社祭场所[4]。随着《邓家湾》考古报告发表，刊布了有关邓家湾祭祀遗存比较全面的资料，上述解读，都需要重新检验和审视。
二、陶塑牺牲沉埋遗存分析
邓家湾遗址位于石家河城址西北角的一块台地之上。西边和北边为石家河城址的城墙，城墙外即为护城河。东边与南边为低洼之地，使邓家湾遗址从整体上看形似一个圆角平行四边形的“岛状”[5]。借鉴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玛雅、良渚文化从原始海洋诞生创世之岛的观念，邓家湾可以被视为“创世之岛”或“宇宙山”，也可视为“大地”。
图一 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晚期陶塑埋沉遗存分布图
图中*为沉埋坑
邓家湾宗教祭祀遗迹集中在发掘区内，位于邓家湾“创世之岛”的西南角。这些祭祀遗迹从屈家岭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丰富多样，祭祀功能存在多样性，但是布局信息零散，破坏严重，给解读带来严重障碍。我们只能先从这些遗迹的地层叠压关系入手，进行层层剥离归组，才能准确把握邓家湾祭祀中心的功能及其变化。
邓家湾的石家河文化陶塑集中出土于17个灰坑和1处洼地（图一），地层里少量出土，墓葬里绝不见。
《邓家湾》报告将这17个灰坑做了考古分期，其中除了H119为石家河文化第一期（早期）、H4、H42、H69、H85为石家河文化第二期（中期）外，其余皆为石家河文化第三期（晚期）[6]。
H63、H69、H67、H116的地层关系，均开口第①层下，打破第②层。
洼地也开口第①层下，被近代墓M72打破，打破层位不明[7]，但根据洼地范围内还有保存完整的石家河文化土坑墓与瓮棺葬，推测洼地晚于墓地如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M79覆盖层第③层（表）。我们推测洼地也形成于石家河文化晚期。
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陶塑皆为低温红陶，素面，手捏制，器形小巧，大致具有形态，缺乏细节表现，总体说制作比较粗糙。集中出土却几乎都是被打碎了有意填埋。这些特征都表明陶塑作为牺牲的可能最大。
陶塑牺牲的种类包括人偶、家畜、野生动物三大类，总数估计约上万件，可辨标本233件[8]，详细统计如下表（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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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
数量 |
小计百分比 |
占总百分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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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人 |
舞偶 |
12 |
5.2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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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头与身 |
10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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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鱼与附鱼 |
11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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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物 |
7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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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 |
狗 |
47 |
20.2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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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
7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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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
4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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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 |
兔 |
5 |
2.2 |
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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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 |
1 |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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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 |
7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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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1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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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貘 |
3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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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 |
1 |
0.4 |
||
|
鸡 |
41 |
17.6 |
||
|
鸟 |
48 |
20.6 |
||
|
鳖 |
14 |
6 |
||
|
鱼 |
1 |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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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233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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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邓家湾出土石家河文化陶塑标本统计表
从《邓家湾出土石家河文化陶塑标本统计表》分析看，邓家湾陶塑牺牲里，野生动物数量占首位，约占标本总数57.9%；其次为家畜，约占标本总数24.9%；人偶类最少，约占标本总数17.2%（表一）。
陶塑牺牲里，家畜虽占比第二位，但是家畜里的狗却在陶塑牺牲里独占鳌头，占标本总数20.2%，猪和羊数量很少，分别占3%和1.7%（表一）。绝不见牛。
野生动物当中，涵盖了水生、陆生和飞禽。鸡数量占首位，占标本总数17.6%；其次为鸟，占标本总数10.6%。象和鳖分别占6%。其余动物数量很少（表一）。
《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郑玄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玄谓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五行之气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为句芒，食于木；该为蓐收，食于金；休及熙为玄冥，食于水。颛顼之子曰黎，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沉，顺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谓磔禳及腊祭。《郊特牲》曰'八腊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腊不通，以谨民财也。’”孙怡让引《觐礼》“祭地瘗”，《祭法》“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释天》“祭地曰瘗埋”，《吕氏春秋·任地篇》“有年瘗土，无年瘗土”等语，认为“是大地与社稷、五祀并可埋也”[9]。
邓家湾陶塑牺牲集中出土于灰坑与洼地，从祭祀行为上说，灰坑无疑属于瘗埋，祭山林；洼地积水，陶塑牺牲成堆出土，可以为“沉祭”，祭山川。动物陶塑牺牲以野生动物为主，家畜次之，显然在表现“四方百物”，甚至包括水陆空三栖动物。所谓疈辜牺牲，就是劈磔的牲体。邓家湾陶塑牺牲全部都是被打碎瘗埋或沉埋的，正是疈辜的表现。这些陶塑动物，象征着被宰杀和疈磔的牲体，“有血有肉”，根据原始四维的“互渗律”，陶塑牺牲皆烧制为红陶，象征着血肉的颜色。正如布留尔所说的：“任何画像、任何再现都是与其原型的本性、属性、生命'互渗’的。……由于原型和肖像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那种用互渗律来表现的结合，肖像就是原型。[10]”
汉儒认为，五祀为五官与五德帝之祭祀，在四郊。具体到四千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有可能集中在西北角邓家湾祭祀中心一处。
1. 东方神句芒
文献所谓“少昊氏之子曰重，为句芒，食于木”，可用陶鸟作为牺牲祭祀（图二）。《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石家河文化以大量的陶鸟牺牲祭祀东方之神重即句芒（图二），占标本总数10.6%（表一），位居第三，颇为重视。这是因为东方神句芒，关乎农业生产。《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蔡墨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姓氏，封为上公，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礼记·月令》称：“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天子乃以元日，祈谷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禦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飭．先定率直，农乃不惑。……仲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耕者少舍，勿作大事，以妨农之事。……乃为麦祈实。”可见，东方之神木正句芒，也是春天之神，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图二 邓家湾出土陶塑鸟牺牲
图三 邓家湾出土陶塑狗牺牲
1. 西方神蓐收
文献称“该为蓐收，食于金”。《礼记·月令》郑玄注：“蓐收，少皞之子曰该，为金官。”《山海经·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石家河文化于邓家湾用数量最多的陶塑牺牲狗祭祀西方神蓐收（图三）。《礼记·月令》：“孟秋之月，……食麻与犬。”注曰：“麻实纹理属金；犬，金畜也。”《周礼·庖人》注：“犬属司寇，金也。”所以，中国上古时期认为，狗属于金，埋沉之用于祭祀金官蓐收，顺理成章。《周礼·秋官·犬人》称：“犬人掌犬牲，凡祭祀供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凡几珥沉辜，用駹可也。”足见，沉埋牺牲里，狗也是一大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邓家湾H116除了集中大量出土陶塑人偶、各种形态的狗、鸟、龟、兔等之外，还出土了少量的铜渣[11]。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层里发现不少铜矿石碎块。T4②层还出土过一件铜片似铜刀[12]。可见，邓家湾祭祀中心以陶塑狗为金畜，祭祀西方神尽管蓐收，是非常有可能的。
邓家湾祭祀中心陶塑狗数量是最多的（表一），这很可能是因为西方神蓐收的特殊神格。丁山先生对于“蓐收”的神格，有独到的分析。他认为金文的“蓐”字，“此字象磨蜃而耨，耨除田中野草形，释耨字可，释为农字，也可。”他认为《礼记·月令》孟、仲、季三秋，就是农业收获的季节，所谓“农事备收”，就是“蓐收”名号的正确解释。由农业生产而言，“蓐收”应是收获之神[13]，同严文明先生对于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祭祀与丰收祭祀活动有关的推断，不谋而合。《礼记·月令》有云：“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食犬与麻。……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食犬与麻。……以犬尝麻，先荐寝庙。……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季秋之月，……食犬与麻。……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三秋祭祀蓐收，确实与收获有关。而西方在五行中属金。邓家湾祭祀中心位于石家河都城遗址的西北角，固然成为祭祀丰收神即西方神蓐收的主要场所，陶塑狗以金畜用作牺牲，数量独占鳌头，表明石家河文化晚期，邓家湾祭祀中心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丰收祭——祭祀西方神蓐收。
图四 邓家湾出土陶塑鳖鱼牺牲
1. 北方神玄冥
文献称：“休及熙为玄冥，食于水。”邓家湾祭祀中心陶塑牺牲里有鳖和鱼（图四），数量很少，但毕竟象征水生动物，可用以埋沉祭祀北方之神玄冥。玄冥属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所处的江汉平原历来是水患为主[14]，所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人对水神恐怕好感不大，所以鳖和鱼陶塑牺牲总比为6.4%（表一），敬重的程度不高。
4.南方神祝融
文献称：“颛顼之子曰黎，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祝融作为南方之神，大有讲究。《礼记·月令》称：“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肺。……食菽与鸡。……农乃登麦，以彘尝麦，先荐寝庙。……仲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肺。……食菽与鸡。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鸡尝黍。……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祀中霤，祭先心。……食稷与牛。”
图五 邓家湾出土陶塑鸡牺牲
邓家湾祭祀中心的陶塑鸡牺牲（图五），也占很大比例（表一），所祭祀的对象，应是石家河文化在邓家湾祭祀的一个重要神祇。《礼记·月令》三夏之神皆为祝融，祀灶，食鸡或用鸡尝谷物，就是因为以鸡象凤鸟，为南方之畜。当然，《月令》郑注云：“鸡，木畜。时热食之亦安其性。”我们认为，如果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雉鸡如果视为木畜，夏天属火，以木就火无异于火上浇油。唯一合理的解释为，古人将雉鸡象征凤鸟，为南方之畜，也即火畜，也就是四灵中南方朱雀的前身或替代。
邓家湾陶塑牺牲鸡数量占比仅次于献祭为西方神蓐收的狗，约占标本总数17.6%（表一），位居第二。足见石家河文化对于南方神祝融祭祀的重视，也是有原因的。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国语·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南方火正之神称祝融。楚人声称自己的祖先为祝融。《史记·楚世家》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文献传说可知，南方火正祝融神的观念早于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分析论定，楚文化并非江汉平原土著，为西周早中期从鄂西豫西南丹水与淅水流域迁入江汉平原。楚文化在南方神祝融的崇拜信仰。很可能是继承了江汉平原史前时期以来的火正祝融崇拜，并将其嫁接到自己的先王世系里，以强调楚王族入主江汉平原的历史合理性与正统性。总之，南方神火正祝融，本是江汉地区本土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在邓家湾祭祀中心，受到石家河文化人们隆重的祭祀。
文献称：“颛顼之子曰黎，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邓家湾H63填满了陶塑牺牲鸟、鸡、狗等。坑内的堆积填土为黑土，包含这些陶塑牺牲，夹杂烧土块和少量炭末，证明有燎祭行为。祭地祇，本着阴阳顺势的原理，原本没有郊天祭日才用禋祀与燎祭或柴祀，但是邓家湾却大量使用燎祭，唯有祭祀本土火正祝融，需要“食于火土”，才能解释得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终于明白邓家湾祭祀中心，石家河文化晚期，用燎祭与沉埋陶塑牺牲动物，分别祭祀东方神句芒、西方神蓐收、北方神玄冥、南方神祝融。这四方神，均为地祇。其中，西方神蓐收主管农业丰收，因此在地祇中地位最高。南方神火正祝融，是本土的大神，在石家河文化地祇中位居第二。东方神句芒为木正，关系到农业生产，因此在石家河文化地祇中位居第三。北方神玄冥为水正，掌管水，或与下界“原始海洋”有关，由于江汉地区饱受水患，因而玄冥在石家河文化地祇中最不受重视，地位最低。
5.石家河文化没有中央土方观念
邓家湾祭祀中心的陶塑牺牲与燎祭祝融祭祀，主要涉及四方神祭祀，配祀山林川泽，体现出来的宇宙观中，好像仅有大地分为四方（four quarters）的认知构图。石家河文化是否有东、西、南、北四方加中方位“五方”的概念，尚不肯定。我们注意到邓家湾陶塑牺牲里，没有牛与马。最新考古资料表明，马进入长城沿线北方地区大致在石峁文化阶段，距今4000年前后，石家河文化没有马很正常。但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一直存在水牛，陶塑牺牲里却不见牛。而罗家柏岭遗址却见陶塑牛头，我们认为与郊天祭日配祭次要之神有关[15]，或可解释为石家河文化祭祀地祇不用牛牲。然而，《尚书·召诰》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礼记·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俱少牢。”按理，祭祀地祇社稷也不必不许用牛。邓家湾祭祀四方神中，丰收神蓐收、本土大神祝融与农作神句芒也很重要，不许用牛，似乎也讲不出什么礼数。根据《礼记·月令》“中央土，……食稷与牛”，我们推测，石家河文化大地概念里没有中央土方，因而就不会出现中原地区象征中央土方之畜牛。牛在石家河文化中仅与祭祀天神有关。
由于石家河文化没有中央土方的观念，所以地示里，中原文献所谓的五祀，在石家河文化中就是四祀即东西南北四方帝与四方神祭祀，五岳则为四望祭祀。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则被后来的中原所继承。
6.陶偶牺牲
至于占总数17.2%的陶塑偶人（表一），也应该是作为牺牲，疈磔埋沉的，而不应该是被崇拜祭祀的神祇偶像。只不过偶人牺牲可能用于所有的神祇包括四方、山林、川泽，虽然量最少，但是代表人牲，极为贵重。
邓家湾陶偶牺牲大致分为三类，舞偶、抱鱼偶和抱物偶。占比差别不大，大约3%~5%左右。
图六 邓家湾出土舞偶图
舞偶做舞蹈状（图六），祭地祇应有舞蹈。《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载：“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示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周礼·地官司徒·舞师》称：“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虽然，石家河文化时期各种地祇与四方神祭祀舞蹈没有《大司乐》与《舞师》记载这般复杂，祭祀舞蹈是必须有的，主要目的是娱神、招神与酬神。
图七 邓家湾出土石家河文化陶鼓 1.H53:2 2.H38:17
邓家湾祭祀中心出土石家河文化陶“器座”7件[16]（图七）。我们认为，石家河文化陶器几无圜地器，以平底、圈足、三足器为主，不需要器座。从器座的结构看，更像陶鼓——上下方唇可用于扎蒙鼓皮。《周礼·地官司徒·鼓人》称：“以灵鼓鼓社祭。……凡祭祀百物之神，鼓。”邓家湾祭祀四方百物，有鼓与舞是理所当然的。
图八 邓家湾出土抱鱼陶偶 图九 邓家湾出土抱物陶偶
抱鱼陶偶与抱物陶偶的象征意义应当区别不大（图八），均表现人抱四方百物献祭给神（图九）。
邓家湾祭祀中心石家河文化晚期，频繁祭祀四方百物，主要目的是祈求丰产，除了农业丰产之外，还包括山林川泽的各种物产。我们曾经分析石家河文化时期，由于人口急剧膨胀，随着江汉平原湖区成陆的发展，湖区腹地的渔猎聚落发达起来，石家河文化的渔猎经济比重有所抬头，比屈家岭文化时期比重要大，成为农业重要的重要补充[17]。这很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对于四方百物与山林川泽献祭特别隆重的原因所在。
7.祭2遗迹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邓家湾石家河文化的祭2遗迹。祭2位于I4~T7探方中，用纯黄土和黄褐土，在第③和④层上，铺就祭祀场，揭露部分成长条形，推测为长方形。南北长约18、揭露宽4、最厚处1.06米。祭2祭场被第①层所叠压[18]。虽然报告判断祭2始建于石家河文化中期[19]，但使用至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就是说，祭2作为祭祀场，很可能与石家河文化晚期沉埋坑群组同时使用过。那么，石家河文化晚期，祭2祭祀场上的红陶缸继续用于地祇的血祭，其余沉埋坑则用于陶塑牺牲沉埋祭祀四方神、山林川泽百物。
祭2祭祀场上，残留着四组红陶缸堆积。祭场南部一组，大量残破红陶缸片，大致呈三角形堆积。中部第二组红陶缸大致呈东北-西南向条带排布，多可复原。北部第三组红陶缸片，大致呈圆形，分布在纯黄土地片。中部偏北第四组红陶缸片填塞在一条小沟里[20]（图十）。第三、四两组红陶缸片堆积之间，还有三对扣碗遗迹，摆在祭祀场面上。石家河文化扣碗祭祀仪式多为献祭给本地土地神的。
祭2祭祀场废弃覆盖层有两层。覆盖①层为陶片层，杂大量红陶缸、鼎、盆、豆、杯、罐等残片。覆盖②层为纯净褐色土。
祭2祭祀场显然不是祭坛，祭器为单一的红陶缸，且数量庞大。
从邓家湾祭祀中心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陶塑牺牲分析看，当时邓家湾主要用于四方神配以山林川泽百物祭祀，以祈求丰产丰年为主。这些神祇在均属于地示。据此再往前推，邓家湾祭2祭场上的红陶缸祭祀地示的可能性比较大。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如果说，邓家湾埋沉疈辜陶塑牺牲祭祀山林川泽、四方百物，那么祭2祭场里的红陶缸，作为盛器，很可能是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之类地祇的主要祭器。
《大宗伯》郑玄注曰：“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玄谓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五祀者，也就是邓家湾陶塑牺牲祭祀的四方神。这一传统祭祀应该是邓家湾祭祀中心一以贯之的信仰崇拜之一。
图十 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中期祭2平剖面图
8.中心空场用于“正祭”
邓家湾石家河文化晚期祭2祭祀场与沉埋坑群，大致围出一片中心空场，这片空场位于T14、AT306、AT408、AT508、T15、AT305、AT507、T26、T20、AT506这几个探方中（图一），东西长约25、南北宽约15米，面积大约375平方米。这一中心空场，很可能不仅是石家河文化晚期沉埋祭祀遗迹的组成部分这一，而且是“正祭”的场所。
三、结语
邓家湾遗址作为石家河文化晚期都城的祭祀中心，主要以首先在祭2祭祀场上，陈列红陶缸“荐血歆神”，然后在中心空场进行“正祭”——用斜腹红陶杯灌血祭祀各路地示很可能包括社稷、四祀、四望，最后用陶塑牺牲沉埋祭祀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包括丰收报功和祈年祭祀。足见，邓家湾祭祀中心，在石家河文化时期主要是祭祀地示的场所，称谓“社稷祭祀场”亦未尝不可，但是与祭祖场所，相去较远。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原始社会编”经费资助。
注释：
[1]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31页。
[2] 严文明：《邓家湾考古的收获》，《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3页。
[3] 张万高：《天门邓家湾原始社祭遗存研究》，《荆楚文史》1996年1期。44~49页。
[4] 何驽：《江汉地区》，《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七章》，科学出版社，2002年。134~170页。
[5]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18页，图九。
[6]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285页。
[7]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141~149页。
[8]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174~226页。
[9] 孙怡让：《周礼正义》第五册，中华书局，1987年。1315页。
[10]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四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73页。
[11]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144页。
[12]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243页。
[13]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68页。
[14] 何驽：《江汉地区》，《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七章》，科学出版社，2002年。134~170页。
[15]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88~289页。
[16]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226页。
[17] 何驽：《江汉地区》，《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七章》，科学出版社，2002年。134~170页。
[18]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137页。
[19]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285页。
[20]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226页。
（原文发表于《荆楚文物》第5辑，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