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琳：我们的第一位文学史老师
王景琳
在北大读书的日子里，各种各样的必修课、选修课上过几十门。相应的，也就有几十位教过我们的老师。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事渐渐淡忘，有些老师特别是外系老师甚至连姓名也想不起来了。即使是中文系本系老师，他们开过什么课，虽然还记得，甚至当年的音容笑貌，也还在脑海中时时浮现，但究竟是在哪一年，讲了些什么，如果不凭借日记、笔记、课程表，已经很难回想起来了。然而，凡事总有例外。那就是上大学第一个学期的事，特别是第一学期的每一门专业课，每一位为我们开课的老师，似乎我都记得都格外清晰。或许这是由于我们1977 级的同学，几乎都是在失学多年之后，好不容易才又重新走进大学校园，我们不仅对北大有着强烈的新鲜感、兴奋感，而且对即将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满怀期待、希望与好奇。吕乃岩先生，就是我们进入大学后第一个星期就走进我们的教室，第一位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的老师。
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全国所有高校中文系文学专业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而北大中文系的这门课更是重中之重，就连课程的设置也与其他大学有所不同。一般大学文学专业的文学史课分作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段，分三个学期讲授。而北大的文学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段，每周两次4 课时，要上整整四个学期两个学年。从课时的安排上足以见出北大中文系对古代文学史的重视。
我们1978 年初入学时，中文系老一辈名家学者大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多承担专题研究课的教学，系里派来担任一线教学任务的往往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中年老师。从一入校系里举办的各种活动、各种讲座以及师生之间的往来中，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到，经历过无休止的种种政治运动之后，这些中年老师正处在厚积薄发的当口，迫切盼望开课的心情甚至比我们更强烈。特别1977 级同学是十多年来首批通过考试入学的，其中有相当一些人已经在文学界小有名气，大概连老师也觉得这是一拨可以进行交流、能在学术上对话的不同寻常的学生。
不久，我们拿到了第一学期的课表。先秦两汉文学史是最早开的几门专业课之一。任课教师一栏写的是吕乃岩。
吕老师的名字对班上大多数同学来说都很陌生。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最先打探来的小道消息说，吕老师当过兵，以前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在中南海工作过，上过北大的干训班，后来当上了中文系老师。这样的经历不免有几分传奇，与我们的预期也颇有些差距。在我们心中，北大中文系的老师都应该是像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魏建功、王力那样名校毕业、学业有成、著作等身的大家，可吕老师竟然是军人出身！很快，吕老师的传奇经历就在同学中不胫而走。我甚至试图在脑海中把吕老师与以前电影里或小人书上看到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解放军形象联系起来。我们班低龄“小朋友”之一苏牧，也就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的苏牧教授甚至私下里琢磨着“吕老师腰里别把盒子枪会是啥样子？”
传说归传说，吕老师究竟是个什么样，那还得等见到真人才能揭晓。上课那天，吕老师一进教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站在讲台上的吕老师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四十多岁，清瘦有神，谦和温文，与想象中的军人形象连点边儿都沾不上。吕老师的开场白很短，只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姓名，大致说了下这门课要讲的内容、要用的教材，就开讲了，压根没提他的军人经历。吕老师讲起课来声调平缓而有节奏，不疾不徐，不高不低，一点儿也没有声如洪钟、粗犷奔放的军人气势。只是他重重的山东口音，一听便知是个北方汉子。
教先秦两汉文学不是件容易的事。越是早期的作品，冷僻怪异的字越多，读起来就越是佶屈聱牙。先秦的东西，读且不易，更不要说背了。吕老师讲先秦两汉作家作品，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首先是他的背功。无论是短小精悍的神话，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抑或节奏参差顿挫的诗歌“候人兮猗”“沧浪歌”“越人歌”，他都能只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然后再用大白话给同学们阐释其中大意。讲课时，吕老师的确总是带着讲稿的，可他常常是怎么从包里拿出来，又怎么放回去，很少见他拿起讲义来翻看。可能有人会想，背诵一些短文小诗不过是雕虫小技耳，不值得夸耀。没错，谁不会背几首古诗呢！可话说回来，老一辈学者，不少人是私塾出身，或者家学渊源，从小便熟读“四书”“五经”，背功好的确不足为奇，但到了吕老师这一代，时代、环境都大不相同了。特别吕老师还是军人出身，能把作品背到如此娴熟的地步，想必是花了大工夫的。
后来讲到《诗经》《楚辞》，才真正见出吕老师的背功了得。短小且回旋往复的如《关雎》《将仲子》等自不必说，《氓》乃至《小雅》《大雅》中的一些詩篇，吕老师照样倒背如流。特别是《楚辞》，《楚辞》中是颇有一些鸿篇巨制的，像《离骚》，一共370 多行，2400 多字，吕老师还是张口就来，如行云流水，汩汩而下，自如畅快，让人觉得特别有老先生的范儿。反正听得我是大眼瞪小眼，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吕老师背《离骚》很有个性，也很特别。开背时，他的目光首先投向坐在最前排的同学，边背诵边缓缓向上望去，一直望到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然后再从后往前看，视线慢慢地回转来，头也随着目光的移动上下仰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八句诗一口气倾泻而下。我说是一口气，还真不是夸张。吕老师语速之快，吐字之清晰，听得人禁不住要屏住呼吸。这一连串背下来，总共也不过是十来秒的时间。八句之后，吕老师换口气，再接着背诵下去，一仰一俯一口气之间还是八句！背诵时，吕老师特别沉浸其中，他似乎离开了教室而与屈原在九天同游，那种沉溺于中的陶醉让坐在第一排与老师距离最近的我感受得格外真切。
吕老师的背功深深地把我震撼了，也感染了。这是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背诵古诗的魅力，对背诵产生了一种神往。以前，我只是看到喜欢的古诗，会下意识地背上几遍，但从这节课起，我开始有计划地每天背诵古诗。没用几个早上，我竟然也把长诗《离骚》背得滚瓜烂熟了。直到今天，那时背下的诗篇，仍可脱口而出。这可真得感谢吕老师的言传身教。由于当年下工夫背熟了屈原的作品，后来研读《庄子》时，比较庄子与屈原神话运用的异同，分析两者之间不同的艺术特色的想法就很自然地冒了出来。我注意到庄子和屈原虽然都深受上古神话传说的影响，但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与意蕴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想法直接启发我写了《庄屈对神话传说运用之异同》《庄子与屈原艺术手法异同试析》两篇文章，并分别发表在《求索》与《河北学刊》上。这两篇文章的完成不能不说是受吕老师影响背诵《离骚》以及其他楚辞诗歌的一个收获。
二
吕老师讲课很有条理，显示出很强的综述概括能力。每位作家、每篇作品的特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介绍得全面清晰。除了主要教学参考书上的观点外，吕老师还尽可能把各种有影响的不同观点、看法都介绍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的主要教材当然是北大中文系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但吕老师并没有唯北大至尊的门户之见，在他的指点与提示下，我们也参读了其他几部文学史。对先秦时期的几部经典，吕老师极力主张我们要以读全本为主，选本为辅，特别是《论语》《孟子》《庄子》《左传》等，他还建议我们通读《史记》。当时我真的按照吕老师的建议，把这些书的全本都认真通读了一遍。总的感觉是开卷有益，广泛的阅读不但为日后的学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大大开阔了学术眼界，打开了思路。读过全本之后，再回过头来比较各种文学史、各位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就可以避免盲从地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几种文学史著作中，在我看来，刘大杰版本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最有特色，给我的启发教益也最多。以至于多年后有人约我为刘大杰先生写篇传记文章，我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吕老师讲作家、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材料翔实、分析细致，细到几乎每个名词术语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例如他讲“楚辞”，他说“楚辞”这个词有两重意思，其一是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其二指一种从春秋战国起就流行于楚地的诗歌体裁，其特点就是句中或句末常含有“兮”字。后来北大研究生专业课考试题中还真有这类的名词解释题。想来在古代文学教研室老师心目中这些都是学文学的人必备的常识吧。
吕老师的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他事先没有通知大家，就突然安排了一次考试。这可是我们入学后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考试。记得那天一上课，吕老师忽然笑容可掬地拿出一沓子考卷纸来，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活动。我要给你们一个小测验，看看同学们对所学内容掌握得怎么样，大家会什么做什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力就好。考试？这也太突然袭击了吧？！一时间，同学们面面相觑。吕老师依然不紧不慢地说，大家都别紧张，别担心。这个考试不计成绩，就是想了解一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这是一个学期中唯一的一次，吕老师向我们显露了他的“军事才能”，让我们领略到他的军人本色以及“战略战术”。想必他是把兵法中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都用来“对付”我们了。
当我把考卷拿到手里才知道，这哪儿是什么小测验啊，比我当年当中学老师时给学生出的期末考试题还复杂。两大张纸的试卷，密密麻麻分了好几大类，每一大类又包含着若干小类，其中有名词解释、作品分析、作家生平，还有默写诗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满打满算，我整整写了两个钟头，写得手腕酸痛，直到下课铃响了，才紧紧张张地交了卷。几个星期过去了，考卷还没有发回来。上课时，吕老师对这次考试也只字不提，看来他说不计成绩还是真话。这次的考试就是摸摸底，了解一下我们这些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底子到底怎么样。
又过去了几个星期，我整天忙着上课看书泡图书馆，渐渐地也就把考试这回事忘了。一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到宿舍，同屋室友告诉我班主任张剑福老师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张老师的宿舍离32 楼也就3分钟的路程。我急急忙忙赶过去，一进门，一眼就瞥见张老师的书桌上放着我的文学史课考卷，最醒目的是姓名旁边那个鲜红的分数：69。天哪！从小到大，我还从来没得过这么差的考试成绩，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创纪录”的分数！我赶紧拿起卷子翻看，想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看了两遍，尽管觉得吕老师扣分扣得狠些，打分打得严些，但在心里算来算去都觉得不至于丢掉30 多分。正想坐下来再把各类的总分加一遍，张老师先发话了，他告诉我有一道10 分的題，吕老师忘了加上。果不其然，这道得了满分的题，吕老师虽然在旁边写了分数，却没有算在总分之内。
69变成了79。虽然我心里还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总算还说得过去。张老师看我有些沮丧，连安慰带鼓励地对我说，这个成绩在班里还算不错。继续努力吧。其实，静下心来想，这也就是我的真实水平。上大学之前，我对先秦文学的了解，实在是连皮毛都算不上。除了读过《古文观止》中的几篇文章，像《烛之武退秦师》《曹刿论战》之类，就是随着时代潮流，通过学“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对庄子的《逍遥游》略知一二。再有就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孔子的《论语》有了一丁点儿东拼西凑、零敲碎打还被歪曲了的了解。现在上大学才两个月，没有任何准备能拿到79 分，就知足吧！何况这是在北大，在全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在这许多一路过关斩将、出类拔萃翘楚中间。没说的，我只有闷头加油追。又过了两个月，我完全适应了大学的学习。期末考试，这门课我得到了“优”。
吕老师教的是先秦两汉文学，可在我所见到的各类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文献中，除了一些赏析文章外，并没有发现吕老师的名字。我当时猜想吕老师一定属于那种“述而不作”的。直到最近给学生讲课找研究《水浒》的资料，才发现那时的猜测只是我的误会。吕老师的确很少写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大块头文章，真正原因，竟然是由于他的科研兴趣不在这里。我惊异地发现，吕老师其实对明清小说，特别是《水浒》颇有研究。他曾当选为北京《水浒》研究学会的常务理事，所写的有关《水浒》的论文还曾获得全国《水浒》研究优秀论文奖。既然如此，他当初为什么要教先秦两汉文学呢？我实在无法理解。唯一可以想到也说得通的理由是以往教什么课、派谁来教都是由组织统一安排的，或者是根据系里需要决定的，无关个人兴趣。因此，个人的研究兴趣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还意外地发现，吕老师早年就跟吴组缃先生等人一起选编过《历代小说选》，说明他对明清小说的兴趣由来已久。
就《水浒》作者、版本、史实等问题，吕老师发表过很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其中包括《北宋末宋江起义活动的三个阶段》《试说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及其史传之作》《文学作品里的山东好汉》以及《试说罗贯中续<水浒>》等。早在上大学时，我就留意过《水浒》作者的考辨，知道有《水浒》前半部出自施耐庵，后半部出自罗贯中之说，却没有看到有力的论证。吕老师将施耐庵写的前半部《水浒》与罗贯中续的后半部《水浒》两相对照，分析了小说前后所表现出的完全不同的思想主旨，指出施耐庵不仅反贪官，也反皇帝，对皇权是彻底否定的，而罗贯中的续书却极力拥护皇权，设计招安的结局，完全背离了施耐庵的本意。吕老师还逐一指出《水浒》中存在着的许多前后矛盾之处，证明《水浒》后半部确实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吕老师将罗贯中所著《三遂平妖转》《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续《水浒》相对照，发现两者之间在用词、用诗，甚至段落划分上的相似之处。通过大量材料的对比分析，吕老师得出的有关《水浒》作者的结论十分令人信服，解决了《水浒》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著作权问题。读吕老师的这篇文章时，他思路的清晰、材料的翔实、说理的充分，仿佛又把我带回到四十多年前跟吕老师学先秦两汉文学的课堂。
三
吕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文学史，但他的人品与学识却赢得了全班同学的敬重。吕老师为人质朴醇厚，教课用心，背功又是一绝，平时他还常到学生宿舍来看望大家，了解大家的学习要求、生活情况。一个学期下来，师生间结下了很深的情意。在纪念1977级入学三十周年的活动中，吕老师特意给全班同学写了一封信。不妨照登如下：
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是我数十年教学生涯中，所遇到的最优秀的班级之一。“文革”时代，大学停止考试招生，学生不靠学业成绩入学，一代青年上山下乡，沉寂十年，埋没十年，七七年公开考试招生，七七级的同学，以优异成绩进入北大，一代才俊，初试锋芒，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你们无论对功课的理解深度，接受能力之强，笔下表达的能力，处处显示出你们的聪明才智，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展示了你们的才能，做出对国家的贡献，为母校争了光，为国家争了光。七七级的同学们给我留有最深刻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每想起你们，感到无限的欣慰。
信末落款的时间是2008年2月末。此时身患疾病的吕老师已是82岁高龄。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凝聚着1977级同学与吕老师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师生情是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特别珍惜的。
最近，我有空就很喜欢浏览回忆北大的书与文章。从中，总是或多或少能引起一些共鸣。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刚刚读的《梦萦未名湖》一书，其中收了一篇20世纪90 年代入学的中文系学生的文章，提到他们上课时经常逃课，迫使吕老师不得不采取上课点名的办法。而学生也不是省油的灯，采取了派代表上课的对策，一人帮多人答“到”。而这位同学“不幸”在冒名“画卯”时被吕老师识破，结果为了“义气”而受罚。当然，他是把此事当作轶闻趣事来写的。而我却深深为吕老师感到难过、痛心、无语。当年我们上大学时，从来没听说过老师上课要点名的，也从来用不着点名，包括吕老师的课。很多课，不早去连座位都找不到，完全用不着用点名来保证出勤。同样的老师、同样的系、同样的课，究竟是什么使得大学的课堂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使得学生的心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实话实说，我们读本科的四年里，尽管几乎所有的课大家都出满勤，但也有一门课例外，那就是系里开的“马列文论课”。这门课的任课老师都不是本校的，而是从马列文献翻译局请来的兼职教师。由于他们都是专业翻译，在课堂上，他们常常专注于马列文论中涉及的词语的翻译问题，节节课都纠缠于一个词这么翻译与那么翻译有什么不同，以及最后的词语翻译是如何确定的;等等。其中一位老师，一堂课下来就讲了马克思用的一个词，德文原意是什么，翻译成英文有什么不同的含义，翻译成法文又作何解，这三种语言的翻译与对应的中文比较又有什么不同。结果，马列文论课上成了翻译课。倘若我们是西语系的学生也罢，但问题是，我们班的学生，除张玫珊一人精通英语、西班牙语以外，其他人的外语水平都十分有限，就是英语水平较高的，也远远达不到专职翻译的程度。可怜几位老师辛辛苦苦讲来讲去，没几个人能听得进去。几堂课下来，大家都觉得上这门课实在是浪費时间。于是有人开始在课堂上看别的书，有人索性逃课了。但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总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出勤率，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事，还会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坐着。
四年来，马列文论课是我们班历史上唯一一门有相对较多同学逃课的课。而这位小同学是中文系的学生，上的又是文学专业必修的古代文学史！即便吕老师讲课不像袁行霈老师那样声情并茂，赏心悦目;不像谢冕老师那样慷慨激昂，感染力超强;但他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或许是因为我们在基层生活了长则十余年，短则两三年，经历过想上学却没学可上、想读书却无书可读之苦，突然到了大学，见到良师，犹如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霖，那股贪婪学习的劲头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现在的学生所永远无法理解的。我自己后来也做过多年大学老师，在我看来，学生的确应该有选课的自由，有逃课的自由，但对老师最起码的尊重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有的，这是底线。
读那位小同学的文章时，我心里不由地泛起了一阵酸楚，我仿佛看到吕老师近视眼镜后那无奈的目光。
不知道那时的吕老师是否还能陶醉在课堂上背诗的氛围中？是否还能从阶梯教室的头一排一直望到最后一排，再从最后一排看回来，一仰一俯一口气背出八句《离骚》的诗句？也许是我对学生的要求太高？或许是我早已与今日的学生之间出现了深深的代沟？我不知道。
在北大六年半的读书生涯中，我只上过吕老师的这一门课。吕老师虽然从来没有点过名，却能记住我们班每个同学的名字，而且跟每个人都很熟。
每次下课，或在校园中碰到，我们总会驻足聊会儿天。天南海北、学习生活，无所不谈。上吕老师的课是轻松的，与吕老师站在路旁聊天同样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吕老师总是那么温和儒雅、质朴谦逊。上研究生以后，一次在路上碰上吕老师，我告诉他，我结婚了，妻子是徐匋。他先是一惊，但马上就连连向我道贺。这里还真有一点小故事。徐匋是北大子弟，小时候住在中关园266 号，与吕老师家是前后近邻。两家不但大人相当熟识，孩子也是一起长大的。
吕老师的大女儿与徐匋的姐姐是北大附小的同班同学，后来一起考上当时北京最好的男女同校的北京一零一中。吕老师另外的三个孩子都是徐匋和她妹妹小时的玩伴。这段缘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跟吕老师汇报我与徐匋结婚之事时，还特地重复了那句已成俗套的老话：“这个世界真小。”
吕老师2012年3月7日仙逝，3月9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我远在万里之外，是从同学的电子邮件中获知这一消息的。不能亲自参加吕老师的告别仪式是件憾事，但我相信我们班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学，一定会代大家向吕老师做最后的告别。吕老师的音容笑貌，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会永远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