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生命

 丈量生命

——黄昏随笔之一

 伯己

 晨风把窗帘吹得好高，
       人间紫金色的早晨多么好。
       我倚在窗台做一次深呼吸，
       向阳光明媚的丁亥年报到。
这是我2007年春节早晨写的一首诗。新年的早晨感觉真好。尤其对于我，这个在病床上挣扎了整整一年的人。
2006年，我因糖尿病、脉管炎、动脉阻塞就医。因为剧痛，我通宵达旦声嘶力竭地如狼一般嚎叫。辗转住进长沙湘雅医院后，由一位留美归来的医学博士主治，准备用人造血管搭桥，但因终端血管质量不理想而放弃。妻在无望之时，先找邵阳名气很大的八字先生晏瞎子算命，又找一位研究易经的朋友推算，结果两人下了同一个结论:此命难过岁末，株洲的老姐闻讯打来电话安慰我:″人到码头船到岸，生老病死，需想开点，想吃什么，就多吃点……"声音哽咽，说得我眼睛潮潮的。
从那时起，我开始丈量生命的黄昏，农历丁亥春节，我写了那首诗，庆幸自己逃脱了死神的镰刀，成功地跨越了岁末。
也许是上帝的眷顾，我没有进医院的太平间。出院时体重轻了许多，原因之一是锯掉了一条腿。我开始靠双拐和轮椅在房间里挪动。有谁经历过由健康人沦为残疾的痛苦么？生活不能自理，连上洗手间都需人搀扶，甚至还有将排泄物遗到床上的尴尬。亲友打来电话，问:″要看什么书吗？我们寄给你。″我冷笑:″坐吃等死的人，还要看书吗？″
那时，我几乎是用分分秒秒来丈量生命绝望的冰冷。
省文联一位挚友打来问候电话，只说了一个故事:《庄子》里有一位失掉双腿的学者说:″我失去了双腿，丢掉了包袱，更可轻装度日。″我听了心里大大的一震，似乎有一声惊雷，把我从冬眠中击醒。是啊，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想呢？
接着，是几位学生和家长的来访——我从单位退休后，曾应单位领导的邀请，试着办了个作文提高班。几年下来，竟是桃李盈门。去年住院一年，高年级的学生如放坝水般流失了许多。现在听说我出了院，便来打听我是否重新开课，看着家长们期待的目光，听着孩子们小鸟般叽叽喳喳的笑闹，又想到《庄子》里那个故事，我勉强松了口:"好吧，试试看，只怕力不从心。"
话一出口，孩子们欢腾了，家长们笑了。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得重新丈量我的黄昏了。"
妻和孩子在我们所租住房子的 狭窄的客厅摆了十六张课桌——为了便于我坐轮椅上课，我于是计划:每天看几本作业，编多少字讲义。我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为的是不给自己留下绝望的空间。
人也是怪，我这个退了休又残疾的老人，没了空闲，反而因为充实而精神饱满起来。妻感叹:″你胖了，眼睛里又有了精气神。"
″十一"长假，妻应广州女儿的邀请，去云南旅游十天，家里就剩下我和儿子。十天没有课，也无学生作业。我在写字台上铺开稿纸，开始编写讲义:"中学作文急需解决的三大问题"。综合我五十余年的写作经验和作文教学中的体会，总结了诸如"写透关键段"″主题提升″和″夹叙夹议"，写完后一算，竟写了一万余字。一万余字，近四十个页码，这便是十天休假的丈量。
一日，一位业余作者来访，见我于轮椅上伏案写作，十分惊诧。闲谈中，我说:″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的生命丈量方法。工人以产值(如炼了多少吨钢，加工了多少工件)来计算他的年岁；农民以收获了多少谷物、农副产品来统计他的年轮；作家应该以他写了多少书或文章来计算他的生命……
"那么你呢？"他问。
我笑而不答。却在心里默诵着一首短诗；
岁月的錾子在我的额头，
       刻下一条条深深的壕沟。
       只要这沟里流淌着汗水，
       我的生命便称得上富有。
读《罗东成》序
 佰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文友邓英肇介绍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就是罗东成。省建四公司的一位水电安装工，酷爱文学。
他瘦削，骨骼粗大，握手时，感到很大的臂力。听说他练过武，我心里便生出一种敬意。湘西南民风骠悍，很多人都有些拳脚功夫。会功夫的人性格直率开朗，憨厚、够朋友。且他又喜爱文学，便有了一种志同道合，相见恨晚的感觉。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正从“文革”的混乱中出来。党和政府要拨乱反正，人民意气风发，到处热气腾腾，文学的春天应运而生。从生活热土里呼吸着热情的人，都提起笔来，抒发着憋不住的感觉。我当时在汽车工厂当工人，共同的爱好，让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两年后，我因落实政策，调到市群众艺术馆担任文学专干。
那天，罗东成将一篇散文《送她一束白玉兰》放到我案头上，打开它，便感到一股滚烫、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普通人对来自生活的爱的感受。朴实的夫妻感情，夹杂着一个水电工的感受，还有人的浪漫情怀，都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叫人忍不住拍案叫好。
散文很快在地方党报的副版上发表了。在文友们的祝贺与他挚爱的妻子的鼓励下，他接二连三地将一篇篇散文、小说付诸于报刊。
丰收的季节来了。
于是就有了这本文集里这些篇章。
哈●纪伯伦说过：“文学是从创口和血口里喷出来的血花。"东成的文集证实了这一点。
文集里的作品，在它们孕育的胚胎期，我基本上都读过。读它们时，我有一个感觉；它们是日渐成熟了。这里边的小说，渐渐在结尾时，常会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镜头——一种不期而至、却又是合乎情理的场面。如《金桂花香的那一天》《在隧道车厢里》《屋前有棵石榴树》《快乐每一天》《小桃》，它们的结局，看似出乎意料，但却符合我们生活的逻辑，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效果。我想说，这种效果，正是作者追求的、向往的，有意打造的一种境界。
我们常常会把它们称为是神来之笔。
在这本文集里，我读到了它缅怀革命前辈浴血沙场，感天动地的《二叔的故事》《旗手》《红色围巾》；有一个普通人对知识和真理执着追求的《读书是永不落伍的生活》；有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心底最温暖的地方》《因为爱情》《水流的声音》；还有对于文化革命那段特殊岁月的非常记录《吹桂花》；有对纯真质朴的爱情的歌颂《清凌凌的巫水河》……
读着这些，我似乎进入到了东成的心坎深处，我读到了一个湘西南汉子的心底的善、怒、哀、乐。我禁不住叹息、是呵，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辛勤耕耘、执着追求、心里怀着无限美好的人民百姓。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群人，我们的生活才能如此欣欣向荣。
东成在他的《酸楚的泪水》后记里，写下了一段真实的自白：“我是一名建安工人，在建筑行业这支队伍里，工作、学习、生活了三十多年。头戴铝盔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生命所经历的快乐和痛苦、温馨和冷漠，坎坷的家、历炼，留下了许多值得记忆、回忆的往事。写建安工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内心深处和我们的爱……”这是真实的心迹，也是这本文集的可贵和厚重。
这就是他，一位内心充满着爱的建安工人。我们读着他，像翻阅着一本情节生动、起伏的书。读着他，就如和他一起走过了三十多年时而坎坷、时而跌倒又爬起的崎岖的路。就如读着他头顶着的这片时而布满阴霾、时而又豁然开朗的天空。
谨以此文献给这本书，献给东成和挚爱他的妻子和所有关注过他的朋友们。
杨伯己，笔名伯己，石溪河。1939-2014年，籍贯湖南长沙。大学毕业后，当过汽车司机，做过热处理炉前工。省以上刊物发表诗4000余行，小说、散文200余万字，多次莸奖。湖南作家协会会员，邵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邵阳市群众艺木馆副研究员，《沃野》文化杂志主编，《邵阳文化报》总编、《文化经济报》副总编。
酸楚的泪水（后记）

罗东成
《送她一束白玉兰》是我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为了这本书，我一直在与命运抗争，努力拼搏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都六十有余了。回首往事，不由得流下了酸楚的泪水。是的！那是酸楚的泪水。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手工业家庭，父亲只读过三个月的私塾，母亲是解放后在识字班学习才认识了几个字。他们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儿女身上。记得我刚学会走路，父亲就花了一个多月的薪水，买来笔、墨、纸、砚，在一张很大的白纸上，用毛笔楷书背录下《三字经》《千字文》全文，一个字、一个字，手把手地教我识文、读书。父亲还会讲故事，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每当家里困窘得填不饱肚子的时候，这些故事便成了我家桌子上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那时候，我幼小的心灵就种下了对知识的敬仰，对文学的爱好，梦想着长大后要写出好多好多的书……
我酷爱文学，然而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步入文学殿堂，就因命运的捉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搁笔二十年。
二十年不写了，但那个幼小的梦想，那种对文学爱好的情感却丝毫没有减少。忙于生计之余，它就无情地折磨我。
是2004年的元旦，在挚友邓英肇先生女儿婚庆的宴席上，我见到了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著名作家杨佰己先生。交谈中，杨老师关切地问起我的业余生活，当我谈到我对文学爱好的那份情感时，杨老师轻轻地说：“与其折磨你，不如提起笔来。”一句话唤起我青春的活力。
我真的就提起笔来，那一刻，仿佛生命得以重生。
可是写什么呢？做人为文得有个标准，笔执手端就觉得万分地难了。
我是一名建安工人，在建筑行业这支队伍里，工作、学习、生活了三十多年，头戴铝盔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生命所经历的快乐和痛苦，温馨和冷漠，坎坷的历炼，留下了许多值得记忆和回忆的往事。就写建安工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内心深处和我们的爱……
我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爱。我的妻子，因为我是流动单位的员工，她从嫁给我的那天起就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加之少不明事的我常捅娄子，更使她痛苦不堪……
三十多年了，忘不了那个痛苦得我无颜见江南父老的黑夜……是妻子闻讯后连夜急忽忽赶来守在我的身旁，没有哭泣、没有责备，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柔声说：“在我心中，你决不是一个懦弱的人。”那一刻，醒悟过来的我才真实地感受到生命的宝贵……
是爱的伴随、是爱的呵护，让我迈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的低谷。
就是这份爱，这种种痛苦的历炼，当然也有些许的感恩和回报。我提起笔来的第一篇散文《送她一束白玉兰》于2004年新春元宵节那天见报了。当妻子捧着那份《邵阳日报》，读着我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时，妻笑了，笑得抹着盈出的泪水说：“我终于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是的！在妻子的呵护下，我直到54岁才真的长大成熟。
从那天起我就在心中暗暗发誓，为了这份爱，我出的第一本书集，书名就叫《送她一束白玉兰》，送给我的妻子，我的亲人，我的老师和那些曾经爱过我、救助过我的朋友们。
感谢我的老师——著名作家杨佰己和我的文学挚友邓英肇先生，感谢宁夏《文艺天地》给我一个“表现自我”的平台，感谢国家一级作家王佩飞老师和湖北《星星文学》编辑部周益民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扶持，几年来使我的数十篇小说、散文得以刊登、得以获奖。同时也是对我的鼓励，唯有继续写下去，写出更好的作品，也算是对一生追求文学之心和关爱我的亲人、关注我的朋友、扶持我的老师们的一个交待吧。

本刊顾问：龙国武 刘诚龙 俞荣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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