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医往事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病了。经过御医诊治，仍高热不退，情况不容乐观。
康熙正值壮年，如果此时病逝，历史恐怕就要改写。
太医院一筹莫展，朝廷只好遍访名医。这时，医师洪若翰、刘应求见，这两人用的是汉名，却都是从法国远道而来的传教士。
他们得知，康熙得的是疟疾，就说问题不大，我们能治。
疟疾一般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染，在医疗条件落后常形成疟疾瘟疫。后来，西医发明了医治这种病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奎宁）。
金鸡纳霜用产于南美洲秘鲁的金鸡纳树树皮研磨制成，被传教的耶稣会士发现，并带到世界各地。洪、刘二人，正好收到一包从印度寄来的金鸡纳霜。
自从张皇榜后，和尚道士、各路神仙大显身手，都没医好皇上，这时突然来了两个金发碧眼的洋人，朝廷自然信不过，也怕刁民想害朕，可总得试一试。
4个大臣自告奋勇，亲自尝药，为以防万一，还找来一些患疟疾的病人服用。患者用药后，果然康复，4名大臣也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康熙这才服下金鸡纳霜，没过多久，病好了。
康熙龙颜大悦，赏赐传教士一间豪宅，允许他们在京传教，并将金鸡纳称为“圣药”，皇帝亲自做首席代言人，还不收广告费。
这已经不是康熙第一次为西医点赞。
康熙年间，鲍仲义、罗德先、罗怀忠等西方传教士曾任职于太医院，他们除为皇帝、王公大臣看病外，还为穷人行医治病。
其中，德国人罗德先医术最为精湛，“精外科，尤善配药，并谙脉理。尝以不治之症验之，无不立愈”。
罗德先曾两次挽救康熙的性命。一次是康熙废太子后，心脏病发作，罗德先为其诊治，一次是康熙上唇生疮，罗德先为他进行手术。
康熙十次出巡，罗德先都随侍左右，康熙还赏赐他价值20万法郎的金锭，作为酬谢。
不过，康熙对西医，只是一种玩乐的心态。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并被老百姓普遍接受，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康熙被称为最懂科学的皇帝。在多次得到西医治疗后，他对西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令在宫中开设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命传教士进行研究。
相传他在听说西方的人体解剖学后，还在传教士的指导下，亲自解剖过一头冬眠的熊。
一个皇帝，整天捣鼓这些玩意儿，是因为明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恰恰相反，康熙学习科技，只是为了炫耀，为了满足私欲，正是因为他垄断新知，严重阻碍了先进文明传入中国，让他及统治阶级受益的西医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他要求传教士用满文翻译的人体解剖学著作被束之高阁，分抄三部藏在北京文渊阁、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近代以后流失海外。
康熙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其臣民免受“精神污染”，传谕：“此书不可示诸青年，故书中图形除尔等分任诸员外，不可示诸他人。”
意思就是，这部书只有朕能看，小青年玩玩泥巴就行了，别玩这些高端的东西。
康熙也不尊医重卫，相反，他对待这些“洋御医”，仍是一种天朝上国的傲慢态度。
有一次，康熙还取笑传教士嘉乐的医生乌尔达：“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说完，康熙自己“大笑甚欢”。
这也不怪康熙对西医有偏见，西医也曾有过野蛮落后的面貌。
中世纪以来，在外科手术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时，诸如放血、截肢、伤口包扎等手术，都是理发师做的。他们所用的工具还都是刀、锯、烙铁等，着实让人胆战心惊。
试想一下巷子口的Tony老师对患者微微一笑，将其五花大绑后动刀，是什么感受。
西方医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死亡率300%的手术”，犯下这一失误的是苏格兰外科手术的先驱——罗伯特·李斯顿。
在科技落后的时代，评价手术的好坏，最重要的标准是“快”。罗伯特·李斯顿，人称“飞刀”，正是个中好手，他天生一副急性子，据说截一条腿只要28秒。
有一次，李斯顿做手术，下手速度太快，失手切断了助手的两根手指，导致对方感染死去，而他的患者也因当时手术消毒尚未普及，也在翌日感染去世。
更想不到的是，在场观摩的一个同行，因为受到惊吓，也给吓死了。
近代以后，西医通过不断改进，逐渐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麻醉学、消毒学等迅速发展，外科手术在19世纪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题，孕妇如果难产，还能安全地进行剖腹产。
医学家刻苦专研，发明了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西药，有了缓解破伤风的石碳酸法，解热镇痛的阿司匹林，以及治疗各种皮肤病的碘化钾。
中国却未能及时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医学水平仍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自康熙晚年起，教案风波频频发生，罗马教廷欲改传教之例还得罪了清朝皇帝。
皇帝怒道：“禁之可矣！”
到乾隆年间，清廷接连颁布规定禁止传教。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长期闭关自守，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也陷入停滞。
18世纪末，广州有天花流行，洋商来华贸易，颇感不便。
1803年，在中国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出一份急电，希望公司送一份牛痘苗到中国。
一口通商的羊城，悄悄为西医打开窗口，来华洋商的专聘医生往来于澳门、广州，为中国带来了牛痘接种法。
当时，牛痘接种法已经在西方逐渐普及，天花这一人类史上的噩梦即将走向终结（牛痘的发明，曾从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得到启发）。
英国医生皮尔逊和葡萄牙医生巴尔米斯到华种痘，在广州大受欢迎。东印度公司的船员发现：
中国之人民，平常皆恨我等……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中国人亦颇信欧罗巴医道之妙手，即已稍肯就医。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广东人邱熺作《引痘略》，详细介绍皮尔逊等人所传牛痘法，并亲自为数万人接种。
此后，学种痘术的中国人与日俱增，在两广与福建、湖南等省传播，就连力主禁烟的两广总督阮元也对西医颇感兴趣，请邱熺为自己的孙子种痘。
西风呼啸着吹向古老的东方，西方近代医学随风而来。
1834年，一个叫伯驾（Peter Parker，和蜘蛛侠同名）的美国传教医师到达广州。
伯驾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贫农家庭，在来华那一年取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会来中国，纯粹是因为内心的宗教狂热，可万万没想到，来到中国后他的生活只剩下医学。
第二年，伯驾在富商伍秉鉴的资助下于广州新豆栏街开了一家眼科医局，可容纳两百个病人候诊。
这家医院拥有完备的近现代医院架构，门诊室、手术室、住院部和药房等一应俱全，是中国老百姓接触的第一家近代医院，后来更名为博济医院。
伯驾是近代第一名来华的传教医师，他雇用的助手关韬，在其指导下，成为第一位掌握西医外科技术的中国人，甚至能独立做肿瘤的临床切除手术。
医院开业第一天并不顺利，没有一个人敢来求诊，伯驾一度以为要凉凉。第二天，终于来了一个患青光眼的病人，到第一个季度末，伯驾已经接待了九百多个病人，深得当地人信任。
伯驾不是一个称职的传教士，却是一个优秀的医生，整日被医院繁忙的事务所淹没，乐此不疲。
他说：“我不得不拿出全部精力应付病人，根本无暇向他们布道。”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将整条街围得水泄不通，从县官到平民，都来请这位洋人诊治。
伯驾详细记录每一位病人的病历，他记得，1839年，他接待过一个特殊的病人——正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病历卡编号6565。
第一次，林则徐托人拜访伯驾，是为了请他帮忙翻译《各国律例》中的若干段落，同时还通过南海知事和高级行商向伯驾索取治疗疝气的绑疝带。
绑疝带需要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林则徐正在广州焚烧鸦片，不愿意与外国人私自接触，就没有亲自上门。出于医生的职责，伯驾没有应命。
第二次，林则徐病情拖到秋季，愈发严重，只好通过一位北京的老朋友，再次向伯驾要一副绑疝带，伯驾还是没有同意。
第三次，一位自称是林则徐弟弟的人登门拜访伯驾，询问医院的情况。据伯驾回忆，此人身材、样貌与林则徐一模一样，还说：“凡他适合的托带，必然适合其兄。”
伯驾不知来者是否林则徐本人，只好将疝气带奉上。
据说，疝气带送给林则徐后，他身体状况好转，还为伯驾送去水果表示感谢，在鸦片战争前夕还曾转托伯驾寻找戒烟之法，帮助中国烟民戒除鸦片瘾。
林则徐对西医的青睐，让伯驾倍感自信，他几次请求登门求见林则徐，希望能同这位特殊的患者深入交流，却都遭到拒绝。这对传奇医患究竟是否见过面，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两次鸦片战争后，商人、传教士接踵而至，踏上通商口岸，与之同时到来的，还有医生。西医学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在华传播，一间间近现代医院和诊所在中国拔地而起。
1846年，容闳和黄宽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出洋留学的学生。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活跃于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与他同时出国的黄宽却鲜为人知，甚至几无著述遗世，二人境遇截然不同。
实际上，这与二人学习的专业不无关系，容闳学的是法律，而黄宽是一名精通病理学和解剖学的医学博士，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
留学13年后，黄宽回到中国，以精湛的医术服务国人。容闳在谈到他这位同学时曾说：“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
作为第一位全面掌握西医学科的中国人，黄宽倾尽全力于医疗事业，开设诊所，建设医院，沉浸于繁忙的诊疗、教学和研究，在广州、天津等地留下足迹，终日默默无闻。
经过长年累月的工作，黄宽积劳成疾，颈项患有痈疽。
一天，一个孕妇难产，请黄宽出急诊，家人再三劝阻，让他为自己身体着想，黄宽却坚持出诊。
他对家人说：“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讵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孕妇产后平安，黄宽回家后项疽恶化，不久就病故，年仅49岁。
《希波克拉底宣言》曰：“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尽管中国医学生的先驱黄宽被历史遗忘，近代医学的精神却从此不断流传，润物细无声，直至今日。
据统计，1859年中国仅有西医师28人，到1876年，已有教会医院6所、诊所24所，1897年有教会医院50所，到1905年更是发展到166所、诊所241所、医师301人，分布全国20余省。
近代医学，带来的本应该是美好的生活。可在那个充满愚昧的年代，中国平民对西医的尊重随着矛盾加剧而逐渐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仇视。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人心异常浮躁。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先后有30多个孩子被送到郊外埋葬，因草草安葬，尸骸暴露，惨不忍睹。
天津一带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外国修女以仁慈堂为幌子，绑架当地儿童，将他们挖眼剖心制药。
流言止于智者，可当时的中国缺的就是智者。老百姓不知道，西医究竟是什么，也不了解西药的成分是什么，如何会有神奇的功效。
《申报》曾记载：
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
可见当时中国人对外来的西医并不信任，仅仅是因其疗效才逐渐接受。当外国人“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之类的谣言四起时，他们往往会产生疑惧。
人心惶惶之时，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落网，被押至县衙。
经过审问，武兰珍自称作案所用迷药是望海楼教堂提供，并绘声绘色地供述：天主教要用小孩的眼睛和肝脏做药材，偷一个孩子就给5两银子，由教民王三负责接应，藏在席棚栅栏内。
消息传出，天津民众群情激昂，士绅在孔庙集会，书院停课抗议。可当第二天，静海知县刘杰带犯人去教堂对质时，发现并没有教民王三其人，也没有所谓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看来，这一切不过是误会一场，可是民怨难平，一触即发。
就在刘杰以为此事就此平息时，上万名听信谣言的天津民众已经聚集于教堂外，不断投掷火把、石头。
法国领事丰大业气势汹汹，带着秘书赶到教堂，遇上正在组织疏散群众的刘杰。丰大业耀武扬威，开枪恫吓，不慎打死了知县的一个家丁。
群众的愤怒被彻底点燃，他们冲向教堂大门，将丰大业和秘书当场打死。
在夺去两条人命后，失控的群众继续涌进教堂，打砸抢烧。短短3个小时内，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一事件的嚆矢，正是一个关于西医的谣言，以及无知者的愚昧。
只有正视自己的无知，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
洋务运动时，开明的官僚曾为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等西方科技课程，而与倭仁等保守势力据理力争。
可当涉及西医时，洋务派大多与保守派态度一致。总理衙门的一个大臣就断然说：“事实上我本人就不相信西医。”
同为洋务派的李鸿章不以为然，他提出“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他在天津开设北洋医学堂，这也是政府出资兴建的第一所独立医学堂。
医学堂分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三部分，医生为海军各营舰诊治伤病，也替贫穷百姓治病。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西医可靠，源自他的亲身经历。
1879年，李鸿章的夫人患病，遍访天津名医，派出五吊请封、四名飞轿，请来十七个医生，都漫无把握，不能对症下药，导致夫人病情加重。李鸿章一度以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这时，美国驻津副领事建议李鸿章请西医诊治，于是请来了当地一个英国医生。
这个英国医生“只先用犀利银刀，就夫人臂上剔皮挖肉，穴一小孔，视种洋豆略为深钜，穴上插一玻璃管，灌以药水，水性下注如泉，未几已挟髓沦肌，药性由外达内”。
之后，医生为她开药方，“用西国平肝散气之剂，药水每用不过一两匙，药末不过一刀圭三两”。
经过治疗，李夫人转危为安，一天后饮食如常，身体迅速康复。
整个过程其实一点儿都不复杂，就是现在西医常见的治疗方法。
李鸿章信任西医，可当1894年，一个学医的青年向其提出救国之法时，他却视而不见。
这名青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遗憾的是，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忙于军务，并没有时间接见这个小医生。这个青年医生在此后走上了另一条救国之路。
这个年轻人，就是孙中山。
1886年，孙中山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西医，后来曾在澳门开设医馆。
1893年7月《镜海丛报》的“本澳新闻”，还曾刊载孙中山行医的六个病例，可见他也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一个叫武泌的牙患病人，四处求医皆无果，经过孙中山医治后药到病除，且孙医生还不收费用，拒受礼物，可谓医德高尚。这位患者为了报恩，就在广州《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启事：
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永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亦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耳。
如此看来，孙中山就是不干革命，当个医生也很牛掰，真离不开那条定律：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优秀。
中国近现代学医出身的人物，还有鲁迅。
鲁迅在赴日学西医时目标很明确，是为了救国大业。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
我已经决定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鲁迅先生最终弃医从文，可他对曾经选择过的医学始终保持着尊重和热爱。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他写道，将老师所改正的讲义，订成三厚本，收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
医者仁心，杏林春满，每一个敬业的医务人员，都值得尊重。
几年前，有一张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泛黄的老照片上，述说的是在华行医的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一个中国小患者主动鞠躬行礼，梅医生也弯腰回礼，一老一小，相敬相亲。
梅藤更在华行医45年，他在杭州创办的广济医院，曾是中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医治中国民众不计其数。
1926年，梅藤更退休回国前夕，他对前来送行的中国人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
而今，中国的千千万万医务人员，正在默默地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誓言，是他们在平凡世界守护生命，给芸芸众生带来温暖，让我们向这一神圣的职业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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