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奴化质疑——从长篇侠义小说的文本出发
侠客奴化质疑
——从长篇侠义小说的文本出发
刘东雨
摘要：清代是侠义小说的繁荣期，作品中出现了侠客与清官的合流，诸多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侠客都丧失了独立性，堕落为朝廷的鹰犬。但从具体文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侠客与清官的合作是出于维持人间公正的目的，归顺官府并非自甘为奴。部分侠客为完成义举，不辞凶险，但却功成身退，他们对功名的淡泊以及对不羁性情的追求，充分说明他们并未堕落为朝廷鹰犬。
关键词：侠义小说 侠客 奴化 质疑
中国具有悠久的侠义文化传统，该传统的奠定得力于侠客扶危济困、舍己为人、伸张正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遗产不但使侠客成为人间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参与了传统道德规范和人格精神的建成”[i]。中国的侠文化同时孕育了中国的侠义小说，漫长的侠义小说史是与侠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清代是中国古典侠义小说的繁荣期，该时期产生了大量长篇侠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大多数质量平庸，但在作品类型、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还是产生了不同于前代的新特点。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清代作品中出现了侠客与清官的合流，即出现了所谓的侠义公案小说。侠客不再以武犯禁，而是归顺官府，辅助清官惩奸除恶、维持正义。这是侠义小说中侠客形象的重大转变，对这一转变的评价，将影响到对侠客与清官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侠义小说的小说史地位的评价。长期以来，诸多研究者认为侠客对清官的认同是侠客独立精神的丧失，是自甘为奴，堕落为朝廷的鹰犬的表现。但是，当我们排除先入之见，从多部长篇侠义小说的具体文本出发时，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并不确切。
一、归顺不等于奴化
认为侠客归顺官府即为奴化的观点由来已久，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提及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ii]。之后有颇多研究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均已丧失了对抗官府的侠义精神，已经堕落为朝廷的鹰犬奴隶，充当了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如章培恒认为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都尽忠于皇帝，……成为皇帝的忠实鹰犬，而且继续依附某一个大僚，……沦为卑微的走卒。”[iii]曹亦冰指出清代侠义小说中有一类“侠犬小说”，此类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鼓吹和美化侠客义士投降变节、充当封建朝廷鹰犬的可耻行为”[iv]。侠客是否奴化，是否成为朝廷鹰犬，关键要看他们归顺官府后的具体作为。如果他们丧失原有的侠义原则，献媚于专制政府，甚而助纣为虐，祸国殃民，那称其为鹰犬似还不足以尽陈其恶。但是，当我们着眼于侠义小说的文本时，便会发现传统的观点与小说文本并不相符。绝大多数侠客归顺官府后，并没有去善为恶，而是仍然秉承着原有的侠义原则，其所作所为也出于维持正义的目的，他们并没有自甘“吏卒”，任他人“供使”。
侠客归顺官府后，虽然成为了朝廷的正式官员，但并未丧失他们原有的侠者之风，反而具有了可资行侠之用的官府力量。诚然有极少数侠客抛弃原有操守，甘为朝廷奴才，唯官府之命是从，如《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为了能够“图名上进”，获得一己之功名富贵而杀死义兄、逼死义嫂，但是黄天霸并不能代表所有侠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如此。归顺官府后的侠客往往是以侠客兼官员的双重身份，与官府的力量一并去铲除世间的大奸大恶，这类行为堪称利国利民的义举，参与此种行为并不违反侠客的行侠原则，这里根本不存在侠客奴化于官府的现象。这类义举主要表现在扫平作恶多端、杀人越货的庄园山寨与铲除残害人民、恶迹昭彰的叛乱藩王两方面。
（一）扫平庄园山寨
专制社会的百姓不仅要承受来自政府的压榨，还会受到地方恶霸盗匪的欺侮。这些匪徒占据庄园山寨，无所不为，其恶行不但为侠客所不容，而且为国法所不容，侠客与官府力量共同扫平这些害民的庄园山寨自然具有正义色彩。这突出反映在一向被视为反动作品的《荡寇志》中。
从《荡寇志》的文本出发，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那些被称颂已久的“梁山好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侠者，这一点比《水浒传》还要鲜明突出[v]。虽然梁山人物多次自夸为“替天行道”，如第九十八回宋江向笋冠道人自称：“弟子宋江……替天行道，到处刬除贪官污吏，为民除害。”但是，即便抛开官府对梁山的指责（如第一百一十九回，郓城知县徐槐对梁山恶行的揭露），直接从书中对梁山人物行为的具体描述看，我们还是会发现梁山众人直与盗匪无异，其残害百姓的劣迹多处可见，其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血腥，令人发指。如开篇第七十一回即言及“那梁山泊一百八人……准备拒敌官军，攻打各处府厅州县的城池”，攻陷多个城池之后，把“各处仓库钱粮都打劫一空，抢掳子女头口不计其数，都搬回梁山泊”。又如第八十一回，呼延灼等人收回嘉祥县、南旺营后，呼延灼即下令“尽洗嘉祥、南旺两处的百姓”，以致“那两处的军民，不论老幼男女，直杀得鸡犬不留一个”。再如第一百四回，梁山军队攻破莱芜后，“宋江、吴用都进了城，将文武官员一齐杀尽”；攻破新泰后，“文武各官均被刺死，杀坏兵民不计其数”。
从以上各段引文来看，把梁山众头领定位为一群残忍狠毒、滥杀无辜的贼寇应该不算诬蔑。在这里，行侠仗义、解民倒悬的正面形象是与梁山对立的陈希真等人。与梁山众人的害民罪行、臭恶名声相比，以铲除梁山为己任的陈希真等人的侠义性则被衬托得非常鲜明，我们从文本中可以明显发现朱氏父女才是不畏艰险、救民于厄的侠义英雄。朱希真在钱粮不足的情况下，既不肯与民借粮，又不肯攻打州县，还声明：“攻城抢劫的勾当，我情愿死也不做。”栾廷芳与傅玉也言及：“陈希真却不比别处草寇，他并不拒敌官兵，并不滋扰地方……而且为人正直。”（第八十八回）朱希真在与朝廷合作铲除梁山贼寇的行动中，虽然也有欲证明自己是“朝廷赤子”以作“赎罪之计”的私心，但该行为也已经具有了铲除世间邪恶而为百姓创造安定生存环境的光辉意义，其侠义色彩绝不容抹煞。
此类铲除奸恶的义举在《三侠五义》、《施公案》、《七剑十三侠》、《彭公案》等作品中也非常普遍，此类行为的描写也成为侠义小说塑造侠客形象的重要方式。这些庄园山寨或是地方豪强及其爪牙构成的为恶团伙，或是山林湖泊中聚集的成群匪徒，他们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欺压良善，他们是危害百姓、为祸一方的强盗。这些集团既是侠客的行侠对象，也是官府急欲惩治的元凶，侠客与官府合作而铲除这些匪徒团伙，无疑是为百姓创造了相对清平的环境，其中的正义性昭昭可见。
（二）铲除叛乱藩王
诸侯王权势过大，终致尾大不掉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所在多有。具有政治野心的诸侯利用自己的权势、金钱招兵买马，公然反叛朝廷也是常见之事。诸侯意欲通过战争手段来完成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而皇帝则要通过战争来消灭有野心的诸侯进而维护自己的特权，这种战争没有正义性可言。但在清代的长篇侠义小说中，朝廷往往代表着清正，皇帝亦被塑造为明君，而叛乱的诸侯王则是为非作歹、残酷害民的罪魁首恶。所以从文本来看，江湖侠客参与朝廷剿灭诸侯反王的战争是具有极大的正义性的。诸侯反王占据一方，其为恶害民的行径与山寨庄园的恶霸非常相似，但其高贵的出身、炙热的权势、丰厚的财物、众多的军马却是诸恶霸不可望其项背的。在铲除诸侯反王的过程中，朝廷与侠客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作出相当的牺牲，其行为的侠义性也更加显扬。
《七剑十三侠》主要叙述了王守仁与众侠客联合剿灭明宁王朱宸濠的事迹。这个合作过程从第九十三回王守仁领兵奔赴江西一直延续到第一百七十八回宁王被缚凌迟。朱辰濠罪恶昭彰，徐鸣皋曾向皇帝汇报他“如何金山寺假作替身，暗自招兵买马，如何私造离宫，如何计献美女，如何潜养死士、谗害忠良，如何不称谕令，敢称谕旨，以及纵掠赵王庄，毒设迷魂阵”的种种恶行（第七十三回）。另外，朱辰濠还纵容手下的邺大将军组织强盗团伙，“专在湖上截害过客。只要有人上了船，便将他荡到这里动手”，直到“那个强盗船害的人不少了”，县衙听闻后还是“不敢缉获，就是有人告了，只是不准而已”（第七十二回）。朱宸濠的“势恶滔天”由此可见一斑。
剿灭朱宸濠的过程曲折漫长，其间对侠客的义举也多所称扬。铲除朱辰濠后，朝廷采纳王守仁“苛敛于民者，仍还至于民间”的建议，将从宁王府内查抄的为数甚巨的财物，分散给诸多南昌百姓，以使城中百姓“可藉此聊生”。另外还将仓储的粮食发给百姓，使百姓终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第一百七十八回）。这次铲除奸邪、拯危济困的行动的正义性是不容质疑的，而义举是侠客与官府共同完成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众侠客的智慧与力量来完成的。
另外在《三侠五义》及其续书中，协助朝廷铲除襄阳王赵爵的行动也突出展现了众侠客的侠义品行。赵爵同样恶劣昭彰，颜查散奉命巡按襄阳时，刚一到任就“接了呈子无数，全是告襄阳王的，也有霸占地亩的；也有抢夺妻女的；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无故被搜罗入府，稚于排演优伶，弱女教习歌舞。黎民遭此惨害，不一而足”（第一百一回）。侠客协助朝廷铲除有此等劣迹的诸侯王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正义性的。铲除襄阳王的过程波折重重，出场的侠义之士也人数众多。从《三侠五义》一百一回颜查散巡按襄阳至一百二十回全书结束，经过一百二十四回的《小五义》，再至《续小五义》的末回，襄阳王才被擒处死。在这个过程中，众侠客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探访冲霄楼，又到处延请江湖同道前来协助，经过多个回合的争斗，才终于大破冲霄楼，擒得襄阳王，创造了“国家安定，文忠武勇，军民乐业，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续小五义》第一百二十四回）的环境。众侠客们在取得这一战果的过程中可谓厥功甚伟，他们屡处艰险、出生入死，有的还牺牲了性命，一个个为国为民的侠者形象跃然可见。
由以上分析可以，许多侠客即便进入了仕途，或与朝廷有了来往，但他们并非要为朝廷效力、为主上尽忠，他们是出于维护人间公正的侠义原则，才与官府合作的，并没有为官府去做违背侠义原则的事情。与清官合作而做出的铲除恶霸、扫平藩王的行为也是本着罚奸除恶、为国为民的目的，“清官、忠臣拨乱反正，洗刷不公道的阴霾，侠客自然就会与他结伴而行，侠义故事歌颂廉正官，也就是在明说公道之重要（一般论者不明此义，辄谓此为奴化之。大谬）”[vi]，因此并不能从文本中得出众侠客都甘为统治者工具的结论。侠客并未因为归顺官府而丧失原有的侠义精神，反而可以借助官府力量来完成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侠行，这也是行侠方式的一种变化。我们不能因为侠客不与政府对抗，不反抗现行体制就认为其侠义精神丧失殆尽而将其一笔抹煞，“侠客只是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凭一己之能力，主持公道与正义”[vii]，“单从是否与朝廷合作，尚不足以判定侠客正邪”[viii]，况且“侠客的现实处境，读者的心理需求，以及作家所接受的英雄传奇这一文学传统，都驱使侠客站到名臣大吏麾下，后人似乎也就没必要对此横加指责”[ix]。那种以意识形态来图解文学的做法是不能提倡的，按照该种观点，官府永远是压迫人民的邪恶势力，永远是反面的，而反抗官府者则肯定是正义的。如果与官府统一战线，则被斥为反动。侠客经过从反抗官府到归顺官府的转变，就成了丧失独立精神，堕落为奴的丑恶形象了。这样理解文学作品，分析人物形象就太简单化了，这是不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的。
二、淡泊功名，向往不羁
在侠义小说中，侠客依靠自己的武力与智慧解救苦难中的众生，并铲除为害人间的邪恶时并非没有功利目的。有的侠客虽身在江湖，却满怀英雄之志，为国建立功业进而封妻荫子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怀有强烈的“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必要烈烈轰轰做一场事业，才不辜负此生”（《彭公案》第一百八十二回）的意识。有的则更重视一己之声名，视江湖声名为生命。为了争取更高的声名，不惜以身犯险，“苟有一毫损害其名誉者，则刻不可忍，宁牺牲身命以回复名誉。彼视名誉重于生命也”[x]。但是，并非所有的侠客都怀有功利目的，有的侠客与官府合作，仅仅为了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并不因热衷于功名富贵而企盼立功封官。他们功高而不愿受赏，甚至功成而悄然身退，在功名面前，淡泊自守，其人格精神让人敬佩。如果众侠客都甘为“大僚吏卒”，堕落为朝廷的鹰犬，那他们应该对主子的封官赏赐感恩戴德才对，怎么会在封赏面前飘然远去呢？这岂不是太不合情理？这就说明诸侠士虽与官府合作，但还是坚守着自己的行侠原则的，并非欲遂一己之私利，而泯灭侠者之情操。
《七剑十三侠》中的焦大鹏在剿灭宁王朱辰濠的战役中功劳颇大，但功成之后却不愿为官，并言及“如朝廷有需用之处，……还出来帮助，并不置身事外，不过但不受官爵而已”（第七十三回）。第一百四十九回，王守仁向七子十三生承诺讨逆成功后便“奏明圣上，一一加封”时，七子十三生却言及：“我等只以顺天应人前来讨逆，非敢妄有希冀。”到了皇帝对众侠士论功封赏时，他们仍然坚持不受：“臣等野鹤闲云，无意于功名久矣，何敢妄邀恩赏，封号频加。”（一百七十九回）《三侠五义》中的展昭虽然多次救护包拯，但当包拯举荐他时，他却不愿参圣试艺（第二十二回），后虽被封官也并非出于本意，只是“关碍着包相爷一番情意”，“实实出于不得已”，否则“早已挂冠远隐了”（第二十九回）。这些侠客都没有对封官受赏产生丝毫欣喜之情。又如《续小五义》中，在破获冲霄楼，盗取盟单中立有头功的智化，因不愿封官受赏，而在论功行赏时不辞而别（第四回）。在破南阳府团城子藏珍楼，取回皇帝的冠袍带履的行动中，智化又立有头功，但其仍不愿受赏，破楼后即提早离开（第九十回），这都足见其对封官受赏的淡泊之心。
这些侠士在国家需用之时挺身而出，为了完成利国利民的义举，不辞劳苦凶险，甚至视死如归。正因为他们有着对人间公正的追求，才会为了正义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热诚与鲜血。但面对功名富贵，却能淡然处之，展示了真正的侠者之风。这岂是“走卒”、“鹰犬”几字就能简单概括的？
侠客在淡泊功名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江湖生活的向往，对不羁生活的回归。可谓身在官府，而心在江湖。虽然在义举面前，愿与官府合作，但在真正的内心诉求上却并不想归顺官府，而是向往自己原来生活的江湖。《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就因为“疏散惯了，寻山觅水，何等的潇洒”，而感觉“一旦为官羁绊，反觉心中不能畅快”（第二十九回），后来展昭还对丁兆蕙倾诉自己“原是个潇洒的身子，如今倒弄的被官拘住了”（第三十回）的感受。《绿牡丹》中的胡理也言及与其归顺官府，受到别人的管辖，“何如我游荡江湖，无拘无束”（第四十三回）。
一个诚心投靠官府，自甘为奴的侠客应该庆幸自己的荣升，欣喜自己的受赏才对，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急欲脱离官职束缚，重新回归潇洒自在的江湖生活的想法？这也说明了这些侠客根本没有甘为官府吏卒的想法，他们虽有与官府的合作，但其独立意识与不羁性情并未丧失。正如刘勇强所言，众侠客“具有强烈的英雄气概和独立的人格力量”[xi]。
这些淡泊功名、向往不羁的侠客具有对独立人格、自由性情的强烈追求，他们虽然愿以一己之力为国立功、为民除害，但对功名却并不热衷，担心“功名思想引起的个体独立性的丧失”[xii]。他们功成身退的光辉品质鲜明地体现出了侠者“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高风亮节，使侠客成为下层苦难者的仰慕对象，这也是中国形成侠客崇拜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功成身退、淡泊自守而又追求不羁性情与强烈个性的侠者怎么会留恋于官职封赏，怎么会丧失独立人格而甘为人使，怎么会堕落为朝廷鹰犬？侠客与清官在维持人间公正的目标上有着合作的基础，他们的合作也可以说顺理成章，侠客虽然改变了以前的行侠方式，但绝大多数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侠原则与不羁个性，他们还是作为人间公正的化身而出现于清代长篇侠义小说作品中的，而并未奴化为朝廷的鹰犬。
参考文献：
[i]汪勇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ii]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50页。
[iii]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iv]曹亦冰：《侠义小说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认为侠客奴化的论著颇多，恕不一一引述。
[v]《水浒传》一向被认为是首部长篇侠义小说，但梁山众人很少有能被称为侠的，王学泰先生就认为“一百零八将中真正能称侠的仅有鲁智深一个”。见《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的另一条线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
[vi]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vii] 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viii] 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ix] 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x] 梁启超著：《中国之武士道》，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xi]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页。
[xii] 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