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未来负有责任吗？ ——试答2021法国高考哲学题

全文4113字

阅读需要8分钟

“我们对未来负有责任吗？”这个问题的玄妙之处在于，“责任”一词有多种用法，我们从探究这个词的用法开始。

用法一：契约中的责任。

 

阿凡提向巴依老爷借钱，约定次日还钱。次日，巴依老爷来收账，阿凡提拒绝还钱，理由如下。

“我曾向你借钱”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我应当还钱”是一个价值判断，依据一条源自休谟的哲学常识，从“事实判断”无法推出“价值判断”，因此，你无法推出“我应当还钱”。

假如你是巴依老爷的师爷，你如何回怼？

塞尔的答案是，从“我曾向你借钱”可以推出“我应当还钱”。抽象地说，借贷是一种“游戏”，而游戏之为游戏，必须符合某些特别的规则，如果你违背这些规则，你就没有在“玩”这种游戏。这类规则被塞尔称为“章程性规则”（constitutional rules），它们是无法被违反的。简单地说，这些规则定义了游戏的“本质”，违反这些规则的后果不是“输”掉游戏，而是失去游戏者的资格。

以围棋为例。下棋时，我必须取棋子放在棋盘上，而不能放在我的袜子里；如果我持黑，我只能取黑子，不能取白子；双方必须轮流下子，我不能连续下两手；等等。

阿凡提和巴依老爷下棋，阿凡提偏要挑战这些规则，把棋子塞进袜子，黑子白子随机取，高兴下几手就下几手，等等。阿凡提对自己的玩法做出论证：从事实判断无法推出价值判断，因此，你无法证明我应当遵守这些规则。

确实，巴依老爷无法证明阿凡提应当遵守这些规则；然而，巴依老爷会宣布，阿凡提根本不会玩围棋。阿凡提只是在假装下围棋，其实并没有在下围棋。

回到借贷的例子。借贷之为借贷，也有其章程性规则，这些规则中包括“借款人应当还钱”。如果阿凡提拒绝承认还款责任，则违反章程性规则，其后果是，他丧失了游戏者资格。

睿gang智jing小伙伴说，李师傅你能不能说人话？啥叫丧失游戏者资格？

用人话说，如果阿凡提在棋盘上瞎搞，巴依老爷以后就不和他玩棋了；如果阿凡提在借贷上耍赖，巴依老爷以后就不借他钱了。

契约（合同）的要旨在于对缔约诸方的责任、权利和利益做出规定。每一方承认并承担责任，是契约之为契约的前提——如果我们不对未来负责，则契约不可能。

进一步说，人类生活依赖于契约，契约既是人与人合作的框架，也是确立人的行为边界的基础。——如果契约不可能，则人类生活不可能。

因此，我们对未来负有责任。

用法二：公共事务中的责任。

 

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在狱中等待行刑，朋友想救他，安排好越狱和逃亡的全部计划，被他断然拒绝。

苏老为什么不逃？

苏老认为，自己作为雅典公民，与城邦之间立有契约。他享受雅典公民的权利，受城邦的庇佑，作为代偿，他需要尊重和遵守雅典的法律。如果他越狱，就违背了契约。公民对法律负有责任，如果放弃这种责任，城邦会解体。

当然，苏格拉底并没有真的和城邦签约。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契约并不真的存在？

苏格拉底的说法是，公民和城邦之间的契约是默会的，不具文的，公民生活于城邦中并享受公民权，就等于默会地承认契约。

更精确的说法是，契约是一个隐喻，其功能是提供一个视角：我们以观察缔约关系的视角观察公民同城邦的关系，以观察经济生活的视角观察政治生活，以此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为。

在这个局部，“我们是否对未来负有责任”的问题呈现为“我们是否应当遵守法律”。

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傻：我们当然要遵守法律，这有什么值得议论的？要点在于，法律并不总是公正的。面对不公正的法律，我们依然有责任守法吗？

用法三：自然责任。

 

韩梅梅想减肥，于是节食；李雷想拱城里的白菜，于是刷题。

节食和刷题是痛苦的，梅梅和李雷甘愿吃苦，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未来与当下的选择相关。

为了达成某种未来，我们选择某种行动。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建立于这种关联。

我们的努力并不是总有回报。当我们拼尽全力而失败时，我们难免抱怨，我们抱怨的对象是什么呢？

我们以“契约”的框架理解自己的生活选择。首先，我虚拟一个缔约对象，可以把她称作“命运”“自然”“正义”“上天”“神”等等；其次，我一厢情愿地假定，我与她签订契约，我承诺努力打拼，而她承诺给我成功；最后，我的努力失败了，于是我抱怨她爽约。

基于这种框架，我与命运的关系被设想为被告与法官的关系，法官给被告赏罚，而赏罚的依据是被告的作为，在被告的作为与法官的裁定之间，存在合理的关联。所谓责任，就是这种关联。

法庭并不总是公正的。法官可能受贿枉法，可能昏聩无能；我们有可能进入一个薛定谔式的的法庭，随机地被安排。在这种设定中，我们无法相信自己对未来负有责任。

在以上三种用法中，“责任”显示一种核心功能：控制。

在契约中，责任控制阿凡提，让阿凡提还钱。如果阿凡提不还钱，别人会鄙视他，他也会鄙视自己，责任以这种方式生效。

在公共事务中，责任控制苏格拉底。如果苏格拉底逃亡，他会鄙视自己，这与契约中的控制机理相同。除此之外，这种责任附加了两种额外的控制机制。其一，公权力以暴力手段介入；其二，当苏格拉底为履责而放弃生命时，他感到自豪。荣誉感是控制的一部分。

在自然责任中，责任控制梅梅和李雷，控制的机理是自然奖惩。梅梅和李雷有责任为美好未来而打拼，这种打拼被称为奋斗。梅梅和李雷发现，奖惩机制的运行经常出现系统性的错误，奋斗的结局未必是美好未来，而是成为韭菜，此时，他们就有躺平的冲动。当然，他们不会真的躺平，这是因为，他们依然被责任控制着。

抽象地说，这些责任服务于一场游戏，是这场游戏的一个部件，其功能是规范玩家的行为，使其符合游戏的秩序。这场游戏是什么呢？笼统地说，她就是社会生活。

用法四：西西弗斯式的责任

威廉·西米洛（William Cimillo）是公交车司机，受雇于纽约市地面交通公司，兢兢业业地开了17年大巴，日复一日地在公交线路上转圈。这是一个西lv西la弗mo斯式的工作，在某种重要的涵义上，西米洛所承受的压力与西西弗斯并无不同。1947年的某个清晨，他把1310号大巴开出车库时，突发奇想：如果我逃离寻常路线，会怎样？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西米洛一路向南，进入华盛顿，大巴威风凛凛地停泊在白宫大门口。闪电观光以后，继续南下，一直开到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市。他停下来，因为没钱了。他发电报给公司老板，请老板汇50美元给他，而老板报警。他把大巴开回纽约，两名警察押车。

一夜之间，西米洛成为英雄。西米洛的大巴抵达曼哈顿碧曲街警察局时，几百名吃瓜群众堵在警局门口，向西米洛欢呼。报纸和电台热情地报道他的故事，他的经历被拍成一部纪录短片，在电影院里作为加片播放。好莱坞甚至计划拍一部电影，由当红巨星伊丽莎白·泰勒饰演女一号。西米洛的工友为他发起筹款会，募集律师费和赔偿金。西米洛的老板识趣地放弃诉讼，并继续聘用西米洛。此后，西米洛的大巴在固定线路上继续转圈16年。

为什么民众把西米洛视为英雄？这是因为，他的境遇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境遇，他做了每个人都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奔波于途的外卖骑手，互联网公司的码农，大学里与长聘期业绩指标搏斗的青椒，政府办公大楼中淹没于文书和会议的公务员——这些人的生活体验与西米洛大同小异。他们苦恼于两件事。其一，表面看来，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实际上，他们的选择不是自愿的和自由的。他们生活在一台巨大的机器中，这机器把他们物化了，他们不是作为有尊严的人，而是作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才获得生活所需的资源；其二，每天的生活和工作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单调的重复耗尽了热情，他们看不到意义、价值和希望。

反观我们的生活，谁不是西米洛呢？

爱比克泰德说，我们登上无可选择的舞台，演绎无可选择的剧本。“舞台”和“剧本”比喻无法抗拒的命运，“演绎”比喻我们的人生。命运的车轮隆隆而过，从不征求我们的意见。现代人的生活被体制化了，我们以这种方式困在命运的车辙中。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西米洛的人生中，他对未来负有责任吗？

为了审慎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重新回到“责任”的前三种用法。在这三种用法中，责任都是有条件的。就契约中的责任而言，责任的合理性依托于契约的合理性，除非契约本身是合理的，责任才是合理的；就公共事务中的责任而言，除非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本身是正当的，责任才是正当的；就自然责任而言，除非命运是公正的，责任才是公正的。

总之，前三种责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为个体，我的责任显示于某一个游戏中，惟有充当游戏中的一位玩家，我才有责任可言。我负有责任的前提是，这个游戏是有意义的；如果游戏本身是荒谬的，我的责任是缺乏基础的。

在西米洛的人生中，我们发现了西西弗斯式的荒谬。我们如何能证明这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这样的人生是无意义的，我们如何能把某种责任归于西米洛？

加缪的答案是，西西弗斯式的荒谬是有意义的。加缪甚至主张，惟有荒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在他看来，普通人被困在幻相和希望中，无法正视真实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看似有希望，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相反，西西弗斯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直面荒谬，放弃希望，有意义的生活因而可能。

西西弗斯对未来有责任。这种责任是，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这是“责任”一词的第四种用法。这种用法的出现颠倒了责任与荒谬的关系。在前三种用法中，荒谬使得责任不可能；而在第四种用法中，惟有接受生活的荒谬，责任才显示出来。

西米洛去世后，他的长子接受记者采访。儿子对老爹的做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老爹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显然，此处的“责任”属于前三种用法。基于这种视角，西米洛有责任在固定线路上转圈，逃离转圈即逃避责任。这种责任即接受体制对自己的规定，把自己当作体制的手段。

换一种视角，我们可以把西米洛的逃离视为一场行为艺术。他以逃离显示了真实生活的荒谬，同时，他的逃离是象征性的反抗，这种反抗是滑稽的，而滑稽的视角正是我们正视真实生活的起点。在这种视角下，第四种责任成为可能。

民众为西米洛的逃离喝彩，因为我们在西米洛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生。我们渴望从体制化的宿命中叛出，渴望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西米洛为我们的渴望代言。

在加缪的叙述中，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在每一个黄昏，西西弗斯坚定地走下山坡，清风拂面，夕照满襟，又一次，西西弗斯向宙斯竖起中指。惟有蔑视神祇，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神。

出逃的西米洛大巴，正是一根向体制竖起的中指。

1947年的那个早晨，1310号大巴出城时，骄阳灿烂。

（图片来自必应，侵立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