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八）王道微缺，周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
在上篇文章中，重点聊了周康王在位时的一些内容。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偌大的周王朝也是如此。历经了武王、成王、康王三代英主之后，盛极了的周王朝也开始迅速的走向了下坡路。这也要从康王的继任者，周昭王“姬瑕”说起。这个“姬瑕”是康王嫡长子，在康王逝世后遂继王位。《史记·周本纪》中曾对昭王有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就是：“昭王之时，王道微缺！”
于是，关于周昭王的历史评价，其最大的讨论点无疑就是在这个“王道微缺”上。那这所谓的“微缺”，具体的说法也是很多，比如什么天生异象的一些记载也是非常有趣。然而，期间绝大多数的内容与我所写的“双城记”——西安与洛阳关联并不大，为避免跑题，所以就不过多赘述，只挑与其相关的来聊一聊。
对于周昭王时期，在历史上最受争议和贬议的，无疑是发生在“鲁国”的“弑君”事件。这个“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但和当初的“召公”一样，由于身份地位特殊，周公始终在周王室承担重任，后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身处“成周”“雒邑”，所以，便有自己的长子“伯禽”赴任，成为“鲁”的第一代国君，也被称为“禽父”。其国都就在现在的山东曲阜。“伯禽”在位期间，“鲁”始终以“周礼”治国，这《周礼》恰也传是“周公”所作，所以，“鲁”奉“周礼”，不仅是继承先人遗志，是“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更也是周王室最“嫡系”的支持者。在清康熙年间的史学家“高士奇”的名联中就曾写到：“鲁国所传唯士礼，东京以前无佛书。”可见“鲁国”对于周王朝的忠心与尊崇。于是后世才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
然而，就在这“周礼尽在”的鲁国，“伯禽”的第四代继任者身上，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弑君”事件，那就是“鲁魏公弑兄夺位”。具体发生的，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记：“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而在《竹书记年》中则记载的更加简单：“秋七月，鲁人弑其君宰。”简单的解释，也就是在鲁幽公在位的十四年七月，被弟弟给干掉了，弟弟继位，为“鲁魏公”。在上篇文章中，我刚好提到了“谥号”的一些内容，那么，节省时间，我们索性就从“谥号”上来理解下这个事件。周幽公名“姬宰”，是鲁国的第四代国君，而他的弟弟，名“姬沸”，就是；鲁国的第五代国君“鲁魏公”。
《逸周书·谥法解》注“幽”为下谥：“壅遏不通曰幽。弱损不凌。蚤孤铺位曰幽。铺位即位而卒。动祭乱常曰幽。易神之班。”这个周幽公在位已经十四年，自然不会是“蚤孤铺位”，那么可见其功德品性都是非常一般甚至是比较差的。而这个“魏公”则不然，“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克威惠礼曰魏。虽威不逆礼。”看来这个弟弟，是非常能干而且颇有建树的。按照能者居之的道理，这种更迭似乎是顺理成章。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弑”上，是做弟弟的为了夺权“弑杀”了兄长。在完全抛开历史进步的观点不讲，这一点上，与《周礼》就肯定不相符。那么，这样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发生在以“礼”治国的鲁地，就必然是非常扎眼了。无疑也引起了当时全天下的关注，而周昭王的反应，则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然而令所有人惊叹的是，“以礼治国”的周，在这一明显违背礼制的行为面前，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甚至连明确的带有责罚性质的“诰书”都没有颁布过，相当于就这样“默认”了这种“弑君篡位”的行为。可以说，也是由此，在诸侯国之内，才随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现象，渐渐的导致了所谓的“礼崩乐坏”，众多诸侯对于周王朝的权威也开始逐渐轻视，为后世周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那么，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是同处于现今山东曲阜附近，当初的“三监之乱”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上，应该都是远超后来的“鲁国”，但周公旦依旧坚决的举兵东征平叛并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么，面临着鲁国出现的这样违背“周礼”，无视王权的行为，作为西周最高统治者的周昭王，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的强硬措施呢？
在与这个话题相关在很多文章中我看到了有说是因为“幽公无德”所以“魏公”取而代之的，这一点上当然是一个原因之一。但是，以我的观点来看，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周昭王在“成周”雒邑全力准备“征东夷之战”，也在为之后的“南巡”或“南征”楚地做着准备，此时的周昭王，起码是注意力的重点并没有放在鲁国身上。关于这个“东夷”一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聊上几句。中国古代历有将中原文明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取不太好听的名字代替，比如：“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然而真正的“东夷”却并不是个少数民族。“东夷”，在古语中就是“东方人”的意思。当然，这个东方是相对于商、周之地所言，所以，“东夷”实际上在商周王朝统治区域的东方，具体到现在就是以山东、安徽、江苏为主的区域所存在的文明与势力。其中所包含的部族和区域也非常之多，所以《论语》和《后汉书》中均有“九夷”的记载。
至于是“南征”还是“南巡”，这个似乎相关的争论也不少，就不过多讨论。本身，征“东夷”只是昭王南下的前瞻，但是鉴于当时的生产力对于战争后勤的支持，以及考虑交通上的水平，在短期内再次发起军事行动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再者，虽然“鲁”只是一个“公国”，但由于在前几辈君主的经营下，实力已然不容小觑。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周昭王看来，征服南方的“楚地”，要比平定一场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族内矛盾”要重要得多。所以，尽管当时在成周集结着大量的主力军队，但昭王依旧并没有对鲁国的“弑君篡位”采取强硬的手段！
至于这个“楚地”的所指，也是有很多种说法，现在更多的看法应该是泛指现今江汉地区以及以南大片区域，昭王的南征也主要是为了对虎方、荆楚和扬越等地区发动的平乱征伐。“昭王南征”，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从昭王十六年起直至十九年，在四年中三次出征并御驾亲征。在前两次南征均取得重大胜利成果的情况下，昭王仍然选择亲自率军第三次南征，在取得胜利后班师回朝的途中，不幸逝世。至于战果如何与昭王之死，也是众说纷纭。《竹书纪年》中记：“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曈，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而《史记·周本纪》中记：“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基本上统一的是死在汉水，具体的死因，那就不得而知也不多言了。
说了半天周昭王的事迹，可他这一系列的行为，都与文中一直在提起的两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事实上，关联还是非常紧密的，那就是，正是因为周昭王在位的十九年中的一些政治纲领与具体行为，在康王时期达到繁荣顶峰的周王朝尽管在昭王时期还算是有所发展，但我们倒过头来看这段时期，无疑是周王朝从鼎盛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的开端。而这些衰败，都是由于周王室对于两座城市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具体就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在昭王继任之始，就发生了一件在之前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也被称作“师旂鼎”的的国宝级青铜器“伯懋（mao）父鼎”上，记录着这样一件事。“唯三月丁卯，师旗众不从王征于方。吏氒友引告于白懋父。在，白懋父廼罚得、、古三百寽。今弗克氒罚，懋父令曰：义뛲，氒不从氒右征。今母，又纳于师旗。引告中史书，旗对氒于彝。”至于铭文的准确与否，不敢确认，因为我查了很多相应的资料和图片，很多字上的注解有好多版本，就不特别注明了。而里面的内容基本是统一的，那就是：昭王元年，东夷叛乱，昭王派“康伯”，以郭沫若的见解，也是就前文中所提到的卫国初代国君“康叔”的儿子带兵平叛。而在出征前，却出现了部队中有不愿意出战的情况发生.....具体怎么解决的，先不做讨论，关键就在于这个“师旗众不从王征于方。”
这个“不从”，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记载中第一次出现有部队不愿意跟随统帅出征的记载，可以说，也是周王室对于王国统御能力下降的第一次具体体现。有关这个“不从”的部队，我查阅了，并没有什么文献上注明是哪里的部队，而根据两点上，可以基本判定是驻扎在“成周”雒邑的“成八师”。因为第一，根据所征讨的对象是东夷，而“成八师”以及“殷八师”的设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防范和监控东夷来预备的。其二，如果郭沫若所说可信，那么昭王委派的就是封在朝歌附近的卫国国君“康伯”率兵，从统帅的区域而言，“成八师”也更为合理。成八师建立以来，一直是周王朝设置在国土中心位置的“卫戍”部队，并且是战力极高的王牌军，始终直接听命于周王室，具体来说就是周王的统领。其军事将领，也均为周王室以及非常信任的近臣。
然而就是这样的“御林军”，竟然会在国家“用人之际”突然出现不听军令的情况，从这一点，在我看来也许就是周王室对于王朝内部的控制力削弱的具体表现。在之前，通过两任先王的托孤重臣清理营建和经营，“成周”雒邑已经发展的非常完善，尤其是“毕公”在周康王的授意下扩大雒邑的“势力范围”后，雒邑对于周王朝中心领域及东方疆域的震慑力达到顶峰。但是，在众多老一辈王室股肱都逐渐老去之后，在康王后期直至昭王即位，在王国的另一个中心“成周”雒邑，并没有一个威望和能力与“成周”地位相匹配的领导者坐镇。于是导致了在昭王初政的时候，出现了这种“不从王命”的情况出现。
随后同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巢候”的叛乱。有关这个叛乱的具体背景不多言了，那么按史籍记载，这起发生在今天安徽境内的诸侯叛乱，竟然没有调动距离更近的“成八师”，而是舍近求远的调动远在陕西，保卫“宗周”的“宗六师”去镇压，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没有重臣压阵的“雒邑”，仅凭一纸调令，周昭王已经是很难对“成八师”行使到到绝对的领导权了。
在昭王十四年，发生了鲁国的“弑兄夺权”事件，此时，长期驻在“殷地”用来震慑东部区域的“殷八师”已经被解散分发到各诸侯麾下，而在“成周”雒邑的“成八师”又在为东征和南下做准备，所以，昭王也不敢轻易冒险临时改变计划了。所以，这次鲁国的事件就没有受到周昭王的制裁。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次昭王也在众多诸侯心目中的威信有着不小的下降，特别是一些姬姓诸侯和在“宗周”的王室贵族。再加上在昭王继任之初在“宗周”出现的所谓“天生异象”，也是加剧了周王室老贵族对于周昭王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以我极肤浅的一个看法，也是周昭王为何频频发动对外军事行动并且多次御驾亲征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那就是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好能够强化王权的威望！
再说南征楚地。史籍上记载，周昭王曾三次亲征南下。具体这三次南征的过程不多言，但是从今本《竹书纪年》中曾记：“天大曈，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以及一些其他细小的旁证，周昭王南征的主力，第一次应该是在今河南中、东、南部的一些姬姓诸侯，而后两次，尤其是发生在昭王十九年的最后一次，主力军是拱卫“宗周”丰镐的“宗六师”，而这支以保卫周王朝根基宗周的王牌部队，在南征的过程中遭遇了重大“变故”而在汉水几乎全军覆没，而周昭王也在此役中“意外”身亡！君主在外作战时突然身死，又加上国中最为强悍的军队全军覆没，这对于此时的周王朝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这短短的昭王一朝十九年，周王朝开始走进由盛转衰的拐点。而对于“成周”雒邑的失控，和在“宗周”逐渐丧失老贵族的信任以及损失了手中最为依仗的王牌“宗六师”，周王室对于这个偌大国家的管控力，也开始急剧下降了。
可见的是，“宗周”丰镐和“成周”雒邑的繁荣和稳定，就是周王朝统治稳固的根本，一旦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另外一方也必然受到直接影响。如果双方同时出现问题，那麻烦就大了！昭王，才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