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人本主义：对焦虑的理解
克尔凯戈尔
早在《恐惧的概念》一书中，克尔凯戈尔明确地指出、焦虑乃是人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必然存在的心理体验。
克氏认为，人在生命的旅途中处处面临选择。正如定一条新路一样，我们无法预见路的彼端究竟隐藏着何种危险。因而必然产生焦虑的体验。
他认为焦虑的产生与人的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有关，儿童的自我意识尚未形成，因此对儿童来说只有害怕而无焦虑，一旦自我意识形成，儿童就会有独立的倾向以及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意愿，焦虑也就随之出现。
克尔凯戈尔认为，人的自我并不是意识和思维，而是内在性和激情，自我实际上是人的心理体验，是心境，是情绪、情感和意志。
自我不是固定的实体和本质，人的存在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人是介于无限、永恒、自由和有限、暂时与永恒、人性与神性之间未完成了的东西，人是不确定的，处在不断的抉择和生成过程中。
人的存在是建立在矛盾之上，内在于人之存在的两极是不可调和的。'调和是一种幻象，……处于调和状态之中就意味着终结，而存在则意味着生成'。
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生存的三个阶段：美感的、伦理的、宗教的。
美感生活是指日常生活。
他认为人们要么让精神失落，要么让精神升华。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既……又”，只能“非此即彼”。日常生活主要表现为不断寻求欲望的满足。莫扎特歌剧中的《唐·璜》就是其典型代表。
处于美感阶段的人他沉湎于欲望的满足，而一旦满足了，就寻找新的目标。但美感生活又是忧郁的。因为在尘世生活的喧嚣和骚动之后，人们会感到极大的孤独、忧郁和不幸。
美感生活的结局就是满怀着孤独和痛苦死去。这种生活是精神的失落、是无限的空虚。处在美感生活中的个人只能是焦虑而绝望的。
焦虑是人面对虚无和自由时产生的一种眩晕，而绝望则是一种致命的精神疾病，它表现为自我关系的一种失调：个体对自我的人格表示怀疑，它使人陷入虚无和沉沦。
克尔凯戈尔的理论等于宣告：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让精神升华，那么其本质都是焦虑和绝望的。
也就是说，所有人的自我从本质上来说是焦虑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升华精神。
海德格尔
克尔凯戈尔在哲学界的主要继承人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提出，人的生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敞开的结构整体，这个结构整体就是烦（焦虑、烦恼、担心等义）。而人生在世避免不了会沉沦和异化，沉沦和异化之后产生了一种基本的情绪——畏（如前所述，这个词同时具有恐惧和焦虑双重含义）。
烦的展开状态是通过畏来表达和领会的。烦中必有畏，只有揭示畏，才能揭示烦的整体性。
畏作为此在的基本情绪是先天固有的，它不同于怕，海德格尔说：“畏之所畏说明的是：进行威胁着什么都不是，畏不知其畏者是什么。”到此为止，海德格尔的理论并没有超出前人。
但他接着阐述了一个观点：“畏所畏者就是在世的存在本身。”
也就是说，畏就是人本真的、原始的存在方式。但人们倾向于忘却和逃避畏，所以沉沦到麻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但是畏永远在世，所以人生避免不了总是被焦虑和恐惧所笼罩。
怎么才能让存在成为本真的存在呢？
海德格尔提出两种方法：
“先行到死中去”
听从“良心的呼唤”。
这可以看作是哲学家提出的解除心理痛苦的方法，对临床工作者不无启示，正如许多心理治疗大师都受到哲学家的启示一样。
罗洛·梅
罗洛·梅深受克尔凯戈尔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影响。他对焦虑的论述集中在其著作《焦虑的意义》，《寻找自我的人》和《心理学与人类困境》、《存在主义心理学》中。
罗洛·梅认为，焦虑乃是“人对威胁他的存在、他的价值的基本反应”，是一种不确定性和无依无靠的感觉。
罗洛·梅认为，焦虑与恐惧的不同在于，
恐惧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人的基本价值，
而焦虑危及的是人格的核心，它不但可以影响生理系统的正常功能，且可以打击人的心理结构，歪曲人的意识，采用病态的防御机制等。
在《存在主义心理学》一书中，罗洛·梅把焦虑作为人格六个基本要素之一。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而自由选择必然会引起焦虑。另外，人自出生起便走向死亡，死对人来说是唯—绝对的真实，死亡的意识必然也会引起极度的焦虑，因此，焦虑必然构成人格的基本成分之一。这其实是克尔凯戈尔思想的翻版。
罗洛·梅也把焦虑分为正常与病态两种。正常与病态的划分依据并不在焦虑自身，而在于个人对焦虑所作的反应。
所谓正常的焦虑，指的是勇敢地面对焦虑、采用建设性的方式面对和消除焦虑。
所谓病态的焦虑乃是指个人消极地躲避焦虑，从而损害个人的存在。
罗洛·梅也提出最大的焦虑是对虚无的焦虑，不过这不是他个人的创见，而是存在主义中的老调重弹，克尔凯戈尔、海德戈尔、萨特、悌利西，几乎每个存在主义者都会论述到对虚无的恐惧，而且理论都差不多，也许正是对虚无的强调和关注，才让他们中许多人（特别是海德格尔）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罗洛·梅提出焦虑的根源有两个——
罗洛·梅认为，“时代变换时，当旧的价值观是空洞的，传统习俗再也行不通时，个体就会感到特别难以在世界上发现自己。”
而现代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观青黄不接的时代，这足以使人焦虑。
价值丧失和分裂的表现有三方面：
一是即讲究竞争又强调合作的现代社会使人的独立性丧失、疏离感的产生。
二是对理性功效的片面强调。
三是人的价值与尊严感的丧失。
现代社会还破坏了两种关系，
一是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
一是以成熟的爱与别人建立联系的方式。
这两种关系的破坏同样会让人焦虑。
罗洛·梅特别强调的是，大多数人丧失了爱的能力。现代人把性欲和爱混淆起来，以为更多地从事性活动，就意味着可以与他人发展友好的关系。不幸的是，性放纵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焦虑，带来的却是自我陌生和精神萎靡，结果更加焦虑、空虚与孤独。
现代社会的竞争激烈和理性至上的造成了人的情感和理智的分裂、爱情和性欲的分裂、价值和目标的分裂，从而破坏了人格的统一性。
人们对人的本性感到陌生和不理解，觉得生活十分空虚、孤独。空虚并不是源自内心一无所有，而是由于人对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感到的失望。
空虚的结果是，如果人们发觉自己无从影响社会和别人，就会情感退缩，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或者向专制和权力投降，彻底丧失自我存在的意义。
为了避免孤独和空虚，人们会热衷于参加各种聚会和集体活动，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依赖别人，从而限制自我潜能的发挥，也不可能解决孤独和空虚的问题。
罗杰斯
存在主义是西方学界在“上帝已死“之后的社会精神状况下提出的一种替代的话语模式，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右派，其彰显人性的存在的先天价值和自由选择，其实和人本主义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萨特就提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口号，并著书立说。
在心理治疗界，存在主义的治疗师和人本主义的治疗师由于其立场、宗旨、治疗方法的极为接近，往往把他们统称为“存在-人本主义”。诸如罗洛·梅是存在主义治疗的领头雁一样，卡尔·罗杰斯也是的人本主义治疗的领头人。
在对待焦虑这个问题上，罗杰斯认为焦虑的起源是因为个体在幼年的时候没有得到养育者的无条件的、积极主动的关注，作为回应，个体会对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的人在长大之后，就会发展出一套苛刻的自我评判标准，称之为“价值条件”，为了达到价值条件，人们不断的歪曲和否认自己的真实体验。这样，即便在成功的时候，人们仍然会感到焦虑。
维克多·弗兰克尔
维克多·弗兰克尔也许更愿意被称为意义治疗师，因为他把自己治疗称为意义治疗。不过从实质上来说，他的理论体系还是在存在-人本主义的范畴内。
弗兰克尔考察了20世纪人类的心理状况后得出结论：人们疯狂追求权力、金钱、性欲的满足等享乐行为的原因在于存在空虚，求意义意志的挫折。为了避免存在空虚，人们采用了种种代偿方法，如求权和享乐。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空虚感和紧迫感正是意义治疗的治疗指征，因此意义治疗已超越严格意义上的心理治疗。
弗兰克尔意义治疗理论的核心是“意义”。这个意义是独一无二，只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的。这与萨特所说的“自为”的存在不同，意义不是由自己创造，而是要求人们去探索的。
如果把意义看作自我表现或愿望的投射，那么“它将失去了挑战和要求的特性而不能再鼓舞人的勇气和上进。”人生的基本动力即是寻求意义的意志，而神经症患者恰恰缺乏这种意志。
由于求意义意志的受挫导致了弗兰克尔所说的“心灵性神经官能症”，它源自人类存在的心灵层次，当人忧虑或失望超过生命价值感时便出现。这是一种“灵性的灾难”，而不是病理学意义上心理疾病。
因此，人类有些内心冲突是正常而健康的。意义治疗的目的便是协助人们认识自己的生命课题，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激发他的潜力。
所以弗兰克尔如此看待焦虑：
“原始的、完全的焦虑显然要寻找一些坚实的内容，一些死亡和生命的客观的代表物，……常常是，患者们用来描述他们症状的一些话……，能带领我们发现神经症真正的、存在的原因。例如，一位患者……如此表达他的焦虑：'一种悬在空中的感觉。’这正是对他心灵状况的恰当的描述”。
在探索意义和价值时，是可能引起人类内在紧张和焦虑的。但这种紧张和焦虑是心理健康的先决条件。
弗兰克尔认为的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本质是“负责”，所以意义治疗中应让病人自己承担起判断的责任，医生的价值观念不能塞给病人。
发现意义的途径有：
（1）创造、工作；
（2）体认价值：经由体验某个事件和人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爱情等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3）受苦：因为痛苦被发现有意义时，便不再痛苦了，通过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和处理困境，促使人深思，寻找自我，最终发现人生的意义，达到自我超越。
在意义治疗的实践中，弗兰克尔又发现过分意愿和过分注意是导致症状强化的原因，于是他发明了“矛盾意向”技术，让患者故意从事其所害怕经验的事件。这种技术被新行为主义者、家庭治疗师广泛采用，比意义治疗更有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