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典亦系明其必然

文典者，常人所认为明其当然者也。然吾人试研究语言之历史，则知所谓文典者，非创设语法以示人，特表示言语所具之规则云尔。

文典家之于娥特语、若中古高德意志语，常探究当时实际言语之形式而叙述之，不啻古生物学家探究古物生活之形式而叙述之也，其探究今日言语之规则者亦然。

夫言语者，常亦随人随事而差别，唯其间必有互相类似之点。而亦有不能以一定之形式限之者，于口语中尤视文词为多。

故文典家欲叙述实际之语言，而得其普通之规则，不能不合种种之形式而有所取舍，又不能不准诸常用者，及名人著作之受多数人信从者，以为可取之形式，于是此形式遂为标准，而文典遂为标准之科学。

吾人言语文章之正误，得标准文典以判定之。其间又有一大关系，则所以需此形式之正鹄是也。盖言语之正鹄，在使人了解，不合文典之言语，人不能了解，则不得不以为谬误而排斥之。

道德哲学亦然，普通之人每以道德哲学之职分，在以生活之规则命令吾人。而以人类学历史学之证据核之，则道德哲学之职分，初不在施如何行动如何判断之命令于吾人，实不过举实际之生活，而取其最普通之形式以叙述之耳。

而欲叙述最普通之形式，不可不洞察各各道德之之正鹄，与其法则之形式及方向，而叙述之科学，遂为标准之科学矣。

其中条目，既以表彰人类之安宁为主，则其由是而为判断之原理、与夫行为之训诫，亦固其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