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我人生的关键一步
1977年，是十年文革结束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据报道，当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3万，录取率不到5%。作为时代的幸运儿，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高考并被高校录取。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真是思绪万千。
我是1973届高中毕业生，1974年初回到家乡白地公社江村大队悦心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1976年初，因村里的小学附设初中班缺英语教师，我有幸成为一名民办教师。讲起我任英语教师的事，还有一段趣闻。
我读高中时，所在班级的学生除来自本校白地中学，还有来自庙首、孙村两个中学的学生。我读初中时的白地中学师资力量比较强，初中政治、语文、数理化和英语课程均能开设。而庙首、孙村两所初中仅开设了政治、语文、数学课程。
为了照顾来自庙首、孙村学生的高中阶段学习，我们的高中阶段学习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政治、语文、数学是高中课本，物理、化学、英语三门课程又从初中开始再来一次。不过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就是初中的两本英语课本，我算是滚瓜烂熟了。我能当英语教师，现在说起来是天大的笑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顺理成章了。隔壁公社的一名下放知青仅认识26个英文字母，也在他所在的公社初中当英语教师，每到星期天，他都到我家里来把下个星期要教学的英语单词先学一遍，有些单词甚至要我用汉字注音，然后再去教学生。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里很多事情真是荒诞不经。
秋季开学前，全公社的教师都要集中在公社中心小学开会，中心小学校长在会议上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大体上说的是，今年的高校招生要改变原来的由贫下中农推荐的方法，实行以考试成绩为主的录取方式，鼓励我们年轻教师要提前准备，看书学习，参加考试。
一天早晨，有线广播传来了我期盼多时的好消息，就是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方案正式公布，要求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到公社报名参加高考。当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相邀去公社，交了0.5元报名费，填写了高考志愿表。因我的一个亲戚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数学系，那时的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报名以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我大概地分析了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力，高中知识政治、语文、数学还讲得过去，物理、化学没学过，只有初中水平，要在考试前这么短的时间里，攻克高中理化，肯定是不可能的。再加上我当时是一个人生活，除正常的教学工作不能中断外，还要种地种菜，喂猪喂鸡，烧饭洗衣。当时自己也很年轻，想法比较简单，认为政治、语文靠基本功，物理、化学反正是黑门，需要强化复习的还是数学。我在家里找了一本中学数学公式的书籍，每晚睡觉前都要翻阅一次，强化数学公式的记忆，自己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终于来临，我和我的同学们一道奔赴县城，参加考试。我的姨妈在县城一所小学当教师，看到我来参加考试，非常高兴，在家里安排我和我带来的一名同学吃住，那时的条件都很困难，姨妈家的住房只是一个小套间，外间白天放一小方桌吃饭，晚上移去饭桌，搭建临时床铺给我们睡觉。那时的物质供应十分短缺，副食品凭票供应，可两天考试期间，姨妈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做点好吃的。这份亲情现在回想起来，总是感到分外温馨亲切。
走进考场，许是因为年纪轻还不太懂事，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压力，临场发挥还算自如。政治考试有一道题是默写“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我一字不漏，连标点符号都完整地默写出来了，感到非常得意。语文考试就是写一篇作文，题目二选一，分别是“紧跟华主席 高唱东方红”，和“读《攻关》有感”。我写的是第一个题目，因为我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就是要我们紧跟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当时的广播、报纸，天天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我把天天听到的这些标语口号逻辑性地接续起来，一篇作文就完成了。数学考试基本发挥正常，会做的题目都做了。理化试卷一拿到手，立即傻眼，目瞪口呆。记得物理试卷第一道题目是一个核物理反应方程式，从未学过，硬着头皮，找到了几道运用初中理化知识能解答的题目，草草敷衍，几乎是交了一张空白卷。
考试结束回到家里，在焦虑与不安中等待着考试结果。一天上午我正在学校上课，邮递员送来了一份通知，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急不可耐地拆开信件，里面有一份通知书和一份政审表格，通知书大意是：我的高考成绩已通过预选分数线，接下来要在规定时间里参加体检、填报政审表格上交。此时的我真是喜忧交集。
因为高考第四场考试我的理化试卷近乎交白卷，所以我对自己的考试成绩信心不足，根本没想到考试成绩能够达线，现在接到了预选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忧心的是按照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我的家庭政治背景是很复杂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父亲原是歙县中学高中物理教师，1957年划为右派，病死在劳教农场中，母亲是小学教师，文革中被诬为黑帮，挨批挨斗，前几年才落实政策恢复工作。要是按照以前的推荐入学，我根本就不敢奢望还能上大学读书。现在我的高考成绩虽然达线，但像我这样的家庭政治条件，政审这道关能否通过，确实心中无底，因而忧心忡忡。当时的人大都比较单纯，我也不懂得请客送礼、找关系等，把政审表填好送交大队部，就算完事了。
录取工作开始了，我的一些同学陆续接到通知书，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而我在急切盼望等待中，一直杳无信息。心中不免嘀咕，是不是政审过不了关？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后来才知道，大队给我的政审意见是：在优先录取贫下中农子女的条件下，同意录取该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个政审意见对我来说，应该是很满意了。可能与我在村里的现实表现有关系吧，我除在劳动中肯吃苦卖力外，还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公益活动，比如参加文艺宣传队演出、义务为扫盲夜校上课等。村里的干部群众对我这个黑五类子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歧视。据了解，有不少与我相类似的考生，虽然成绩优秀，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关，而被高校永远拒之门外。
1978年春节过后，我已对高校录取完全失望，回到小学继续担任民办教师。有一天，喜从天降，公社突然发来通知，要我去公社取回高校录取通知书。当时的喜悦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一路小跑，口哼革命小调，急奔公社，取回高校录取通知书：我被徽州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录取了！
（作者系旌德县政协副主席，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