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丨汪维辉教授谈汉语史专书研究
书与人
第七期
问
汪老师，最近《〈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修订再版了，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一部重要的专书研究著作，有很多新的发现。专书研究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您认为专书研究有什么特点，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齐民要术》这样一部书来做专书语言研究？
十分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重版我的《〈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并把它列入“语言学经典文丛”，也感谢编辑让我借此因缘跟大家聊聊相关的话题。
正如许多学界前辈所强调的那样，专书研究是汉语史（主要指词汇史和语法史）研究的基础。以词汇史为例，如果我们能把历史上一批有代表性的书都编成专书词典，那么编写断代语言词典和汉语历史大词典就有了扎实的基础，专书词汇的穷尽性描写与整个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关系也是如此。专书语法研究虽然对象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专书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石，其重要性毋庸赘言。说到专书研究的特点，我认为可能有这么几点吧。一是穷尽性。因为材料封闭，所以一部书中的各种语言现象尽可以做精雕细刻的穷尽描写。二是有回旋余地。专书研究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只研究一部书中的语言现象，把描写和解释做到极致；也可以在描写的基础上纵横贯连，把一部书放在汉语史的大背景下上串下联、横向比较。三是不易出新而易流于平庸。因为每一部书的语言，跟同时代的其他书相比，总是同大于异，甚至跟前后时代的差异也不是很大，如果事无巨细都一一描写，就难免老生常谈，意思不大。所以上面说的“进可攻，退可守”，其实“退”不是上策，“进”才有可能写出新意和深度。我的这部《〈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并没有采取大而全的思路，而是选择了词汇和语法的若干个专题，重点放在书中反映南北朝时期新兴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上，所以上编《概论》字数并不多，而下编《〈齐民要术〉新词新义词典》倒占了一半多的篇幅。
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翻阅过《齐民要术》，也常常用到其中的材料，感到这部书的语言相当贴近口语，在“北魏三书”（《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中最能体现北朝语言特色。它的语言具有“专业性、口语性、地域性”三个特点，有很高的汉语史研究价值。记得当时多次跟业师张永言先生聊到这部书，张先生也有同感，并且鼓励我对它做专书研究。所以1999年春天我在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留校后就以此为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很荣幸项目获批。据说当时还有评审专家觉得不解：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农书来做专书语言研究？可能是对此书不太了解所致吧。我很喜欢读《齐民要术》，这可能跟我高中毕业后插队落户做过两年多农民也有关系，农学著作对我来说有一种亲近感。《齐民要术》是一部农学名著，有很多专业知识我是不懂的，幸好有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校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的学生邱冰还帮我从国家图书馆复印了栾调甫先生的《齐民要术考证》。这部书写得非常好，对贾思勰的身世和《齐民要术》成书年代的考证都相当深入可信。比如，他认为贾思勰就是《魏书·贾思伯传》里提到的贾思伯的弟弟贾思同，论据充分，合乎逻辑，是贾思勰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答
问
您长期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请您谈谈目前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哪些方面？
汉语词汇史研究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研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据我有限的了解，目前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应该还是常用词演变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常用词的历时更替。这方面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个热点，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已经有一大批常用词的新旧更替得到了研究，但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和提升余地。其次，是专书词汇研究和专类文献词汇研究。这方面近些年来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就中古近代汉语而言，被研究过的专书有《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贤愚经》《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祖堂集》《三朝北盟会编》《训世评话》《金瓶梅词话》《儿女英雄传》，等等，涉及的专类文献则有佛经、道经、六朝石刻、唐代公文、隋唐墓志、敦煌变文、宋代都市笔记、禅宗文献、法律文献、近代民间契约文书、明清戏曲小说、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等。再次，是词源研究，包括外来词研究。比如黄河清先生的《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收录1840年以后（少量溯源至明末清初）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汉语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和少量本族新词，共计五万余条，约六百万字，是收录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集大成之作。其他像断代词语研究、词汇系统演变及其规律的研究和词语考释等也是比较热门的领域。上面所说难免挂漏，请读者见谅。值得注意的是，字词关系研究和语体视角下的词汇演变研究近年来也受到重视，正在逐步成为研究热点。字词关系研究以往集中在出土文献，对中古近代汉语文献关注不够，近几年这方面的成果开始多见起来，比如刘君敬的《唐以后俗语词用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就是一部不错的著作。我也写过一篇《“抓”的字词关系补说》（《中国语文》，2020年第4期），对“抓”这个字形在历史上（主要是近代汉语阶段）的记词功能做了梳理。2019年10月，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汉语字词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标志着这方面的研究正式打出了旗号，预计今后将会蓬勃发展。随着现代汉语学界对语体与语法关系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汉语史研究中应该重视语料的语体差异也正在逐步成为共识，蒋绍愚先生的《也谈文言和白话》（《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和《汉语史的研究与汉语史的语料》（《语文研究》，2019年第3期）都是这方面很重要的文章，读后可以了解最新动态并受到启发。我也写过《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和《汉语史研究要重视语体差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等文章，对如何分析词汇和语法的语体差异做过一些探索。语体差异是汉语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我们期待学界不断推出这方面的创新性成果。
答
问
您是什么时候对汉语词汇史研究有兴趣的？又是怎样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您有什么经验之谈可以跟正在进行汉语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分享吗？
我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训诂学，转向汉语词汇史研究是受到博士导师张永言先生的影响。那是1995年的春天，我到四川大学入学后不久，张先生就让我和他合写一篇文章（当时《中国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纪念刊”向张先生约稿），我按照先生的思路，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中古时期12组常用词的新旧更替过程写出了初稿（发表时因为篇幅过长，删去了4组），经过先生反复修改和增补润色，后来发表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题为《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拙著《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后记》对此有详细记述。）这是我学术研究转向的起点。此后二十多年，词汇史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当然，训诂学也没有放弃。说实话，刚开始的几年，我虽然做着常用词历时更替的研究，但是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疑虑：这些普普通通的常用词真的值得研究吗？博士毕业后鲁国尧先生为我争取到去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的难得机会，受到鲁先生的影响，我开始比较全面地关注方言，后来逐渐找到了一条“纵（历时演变）横（方言分布）结合研究汉语词汇”的路子，觉得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也很有意思，这才慢慢消除了那个疑虑。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语文学的功底 语言学的眼光——研治汉语词汇史的一点心得》（载华学诚主编《文献语言学》第一辑），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从事词汇史研究二十多年最重要的体会。张先生生前对这两句话也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时常有一些青年朋友提及或引用。原文俱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觉得词汇史研究涉及的面很广，要做好很不容易，除了语文学的功底和语言学的眼光外，还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在研究过程中我对“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深有体会，就我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言，比较欠缺的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理论修养。我读的理论书不多，更缺乏直接阅读外文的能力，因此虽有理论意识，但是素养不足，在解释词汇历时替换的复杂动因、总结演变规律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二是音韵学。我虽然花过很大的功夫自学过音韵学，到了南京大学后也听过鲁国尧先生给研究生开的“音韵学”课，但是始终没有学通，只了解一点大概，难以深入。这对词汇史研究是很不利的。我常常以自己为例告诫学生要学好音韵学，因为词是音义结合体，不懂音，等于一半放弃了，怎么可能把词汇研究好？三是方言学。我从大学读到博士，一直没有受过正规的方言学训练，也没有参加过田野调查，研究中要用到方言学知识，只能现学，难免一知半解，捉襟见肘。四是移民史和历史地理学。汉语词汇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上通语与方言、方言与方言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要解释演变的动因，常常需要联系历史背景，尤其是移民史。我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在不同场合呼吁过，但是由于缺乏这方面的修养，一直也没有着手做过尝试，希望以后能适当地弥补这个缺憾。以上四点都是我的软肋。有志于词汇史研究的青年朋友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趁年轻把基础打得宽厚扎实些，在汉语词汇史领域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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