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书圣”头衔，真实的王羲之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位真实的、鲜活的王羲之，就不应该局限于王羲之的书法，而是应该看到王羲之除了书法家之外的另外一重身份，甚至是最为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是一个士大夫，不仅是一位正直、为国操劳的士大夫，而且他还具有当时士大夫缺少的睿智、清醒、理智和仁慈。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看待一位艺术家，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他，这样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而且这样的一个了解，并不是用他所处的时代去生搬硬套，去牵强附会的解释，而是将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下的语境挖掘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推断合理，解读又不会过度。
而所谓的解读过度、牵强附会，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王羲之的“创体”传说。
传说王羲之当年学习书法十分痴迷，喜欢用手比划书法的笔画，不论什么时候都在琢磨书法的写法、法度。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他突然灵感一现，但是还在床上，没有纸笔，就索性在他妻子身上比划，结果他妻子就不耐烦了，对他说：你有你的“体”，我有我的“体”，干嘛要写我的“体”，你自己应该有一个“体”才对。
据说王羲之受到启发，据此创立了他自己的王体书法。
这个传说十分可笑而且极不严谨。这个故事的版本实际上有好几个，每一个版本的主人公都不一样，有人说是王献之和他的妻子，也有说是郑板桥和他的妻子等等，不一而足，纷繁复杂。这足可以证明这个故事是多么不靠谱，而且很有可能是我们后人杜撰并且强加给王羲之的。
很显然当时别说书法的书体概念了，就连当时文学的文体概念，都还尚在萌芽状态，到了萧衍编撰的《昭明文选》才开始正式系统探讨这一问题。书法书体的理念真正得以完善并且系统科学的论证是现在才有的事，古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王羲之书法是另立一家，书法自成一派，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样的书体形成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王羲之一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的，而是靠他之前和他之后的书法共同合力才得以形成的。
这就是在牵强附会的理解王羲之。
另外如果想要了解王羲之作为士大夫生活的一面以及他的性情脾气，可以找来《晋书》和洪迈的《容斋随笔》看一看，这些都比较全面。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挑一些比较重要的，分门别类的给大家说说：
一、人性自然的风流名士
对于王羲之的生性和脾气，《晋书 王羲之传》还是记载的比较详细的，但是全文基本上都是以传说故事穿插着，而且并未涉及到王羲之作为一个士大夫的事迹。
《晋书》首先谈了谈王羲之总体的一个性格发展，他小时候不怎么喜欢说话，“幼讷于言”，接着等他长大了，就变得能言善辩了，非常正直，“以骨鲠称”。
接着文章列举了关于他生活的几件传说，分别是“东床快婿”、“兰亭集会”、“以书换鹅”，最后略微谈了谈他和王述之间的关系。全文基本上比较全面的展现了一个艺术家的风流、人性，但是并不全面。
我还是那个观点，王羲之主要的身份并不是一个书法家，而是一位士大夫，士大夫是他主要的身份。
而王羲之作为一位尽职尽责的士大夫形象主要记载于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中。
二、为艺所累
其原文选录如下：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及殷侯将北伐，以为必败，贻书止之。殷败后，复图再举，又遗书曰：“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纪。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何所自容！”又与会稽王笺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令诸军皆还保淮，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
这篇文章是洪迈读书的时候随手写下的一个小文章，文中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开篇第一句就高度赞扬了王羲之作为一个士大夫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把王羲之和温峤、蔡谟、谢安并称为一类人物。要知道这些都是当时的名臣，不仅地位高，而且以正直的名声扬名在外，因此，洪迈是打心底里对王羲之敬佩不已的。
而且王羲之虽然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士大夫，但是他不贪慕虚名，比较任性自然，向往自由。
接着，开始说王羲之是怎么劝谏殷侯不要北伐，以及北伐失败后怎么再向殷侯合情合理的论述当时国家大势和局势的，接着他对会稽王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判断。其中论述合理，有理有据，分析切中当时的实际。这些话语如果不是出自一个对国家关心、对百姓关心的人，是不可能的。
其论述的理由之充分，形式分析的透彻，完全不是一个昏聩的人所能做到的。这也在无形中证明了有些人认为“王羲之就是一个没有用的艺术家”这个观点是多么错误了。
最后是作者的感慨，唐太宗当年为《晋书》亲手编写王羲之传赞时候，对于上面提到的经国大事一个字也没提，这是对王羲之的严重贬低，同时也再一次回应了作者的感慨——王羲之为艺所累。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总是一提到王羲之就想到他的说法而想不到其他方面的原因了。
这篇文章其实很能说明问题，王羲之并非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并非没有政治才能，从他对殷候等人的劝谏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王羲之不仅是关心政治大事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对于时局又极其深刻洞察的，难得清醒正直之士。
所以，王羲之这样的盛名，其实是被他的书法名声所掩盖了，世人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但是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个为官清廉而又务实的实干家。
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继续进行深化理解，王羲之作为一个士大夫的形象和颜真卿作为士大夫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我说的不同不是他们在内质上的差别，而是他们给后世的印象侧重点不同。颜真卿留给后世的是他光辉伟大的仁者形象，而王羲之留给后世的是他行云流水的书法。
对于颜真卿而言，他作为士大夫中正刚直的一面太为人们所熟知了，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的艺术水平；而对于王羲之来说，他艺术形象一面太深入人心，以至于王羲之被人扁平化的理解，实际上这都是不好的做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后世的统治者之所以这样有意无意的“曲解”他们，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对于王羲之来说，后世统治者是对他有所忌惮的。也就是说，是防着他们的。由于中国古代以强大的血缘为连接点而形成的氏族关系在整个权力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统治者既要对他们进行安抚和承认，同时又不能太过，否则有让他们干政的危险，于是从艺术进行着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后来的皇帝，甭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是力捧王羲之，实际上都是对当时王羲之的后人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你们的祖先很厉害，我很敬佩，也一直尊敬你们，希望你们一直这样安生下去，别给我捣乱就好，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也老老实实的对待你们。
那么到了唐代，乃至于清朝，王羲之家族势力已经消失了，为何他们还要追捧王羲之？这既有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以前人都承认，那么我们也跟风追认就好了，也有其他的政治因素，比如清朝入关，在当时文人看来是蛮夷入主中原，所以搞得清朝人在这方面蛮不自信的，因此他们一方面怀柔，承认汉文化，包括儒家等，这其中就有王羲之的书法，一方面又以武力胁迫，比如文字狱。
对于颜真卿来说，后世的士大夫需要一个正直、为国的忠毅之人作为他们的榜样，因此反而是对于颜真卿的为人津津乐道，这也是符合统治者统治臣下的利益的。
所以，我们要想看清楚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就要抽丝剥茧，弄清楚这其中的历史逻辑，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相对真实并且接近历史原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