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 我的大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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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恩来祖居出来，我们就直接走路回“人民旅馆”了。我打开门，把吊挂锁合上，刚刚坐下来想休息一下，马军民在另一个房间急急地喊我，叫我去街上玩。叶勇挺、吕为苗、柳祖交等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我就对沈兵说：“我上街去玩了。”那时，我跟沈兵、王超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

玩了一些时候，我们在街上吃过晚饭才回来。当时沈兵还躺在床上，看着书。

我问：“晚饭吃过没有？”

沈兵说：“没有，你都把钥匙带走了，我怎么出去吃饭？”

他说的也是，我是急匆匆而去的，不曾把钥匙给他。那时的房门都用吊挂锁，没钥匙开不出。我下意识地摸摸裤子口袋，吃惊地说：“糟糕，房门的钥匙丢了。”

“真的？”沈兵看起来很着急又有些怀疑地说。

我又急忙在上衣的口袋里找，东翻西翻，就是找不出那带有圆铁皮的住宿证（400-4）的钥匙，他也给我在身上摸，也找不出。

这时，沈兵也非常着急了起来，怪我不小心，要是把钥匙交给他管，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我也着急呀，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干着急。

我说：“算了，敲了它，反正明天一走了事。”

“哼，有这么容易的吗？这是一元钱的押金放着的，要不然，还得赔一块钱呢？”旁边的汤大年说。

“管他娘，敲了它再说，一块钱先叫学校里垫着，回来他自己伙食费里扣好了。”我说。

“先不要敲，问问颜老师，可能服务员那里还有钥匙，可先叫她们开出来，赔一把锁，这块锁你自己又可以带回去用，岂不两全其美？”赵就平这样提议。

我一想也是。

这时，颜海水老师走了过来，我只好向他报告情况。他说：“这问题真有点麻烦了，这是要一块钱的。这样吧，等葛书记、骆金堂来了，我同他们商量商量。”他这样说着，就去找葛书记和骆金堂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大街两旁的路灯也亮了起来。我从房间里向下看，自行车车水马龙，大部分是走路散步的人，偶尔会有一辆小汽车过来。对面是一个小酒馆，人们吃饭喝酒的情景清晰可见，我无聊而焦急地等待着。

“不肯，他们说就是要赔一块钱”。是骆金堂的声音。

“把旧的钥匙自己拿回去，再去买把新的给他，不就得了吗？”王银福在给我求情。

骆金堂说：“不行的，就是那枚住宿证也要一块钱的。旅馆基本上都这样，金华只有一块塑料皮，遗失也要一块钱。服务员们还说，赔一块钱是小事，如果那捡到钥匙的人，拿着钥匙到旅馆里来开门偷东西，那就是大事了。我们还得赔东西给旅客，何至一块钱的事？”

我听起来好像他根本没有去说过似的，反而有点幸灾乐祸味道！

我无心欣赏绍兴城夜晚美丽的风光，心中闷闷不乐，心里道：“赔就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一块钱吗？等明天，我跑回学校再说。钱先由学校垫着，等回校他自己伙食费里扣好了。”

这时，房间里已挤进了许多人。王银福、沈兵、吕为苗、马军民、叶勇挺等都在场。

“先不要撬，也许有更好的办法。”颜老师也在为我着急地说。

王银福说：“你再仔细地想一想，也许会想出个所以然来，比如在哪里买过东西没有？”我都摇了摇头，一概加以否定。因为我实在没有买过什么东西。

“哦，对了，在表袋里呢！”我脑洞忽然开了窍。我怕钥匙掉了，特意把它放进裤子表袋里了。我猛地一下拿了出来，“嗒”地一下，打开了那把锁，并迅速把它丢在了床上。在场的人全都为我松了一口气，我也如释重负，大家的脸上都哈哈地大笑起来了。

事后，颜海水老师在他的房间里大肆奚落我，说我太昏了，太没有脑筋了。我心中窝了一肚子的气，很不开心。其实像这种事，当然也是有的。比如钢笔握在手里还找钢笔，东西挟在腋窝下还找东西。

事情已成为一个笑话，我自己也觉得好笑。沈兵说：“我务必把它记下来。”

我想，我也应该把它记下来，但刚刚写了几个字，电灯却被王超拉下去了。我请求他拉出来，他不肯，我就自己过去拉亮电灯。等我刚刚想开始写，他又把电灯拉灭。因为这件事太离奇了，当时又有写的欲望，他把灯关掉，我真火了。他只准我五分钟，当时还不到八点钟，睡觉还真早了一点。我说半个小时吧。他听后，立即又把电灯关掉。我想：我想写字你都不允许，你也休想睡觉。这样，他关，我开。我开，他关，直拉到十点多钟。我也实在累了，懒得理他，才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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