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成果 | 刘伯温为官为政之道
一、和谐治理之道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大明第一谋臣，是元末明初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被尊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
作为谋臣，刘伯温先生与张良、范蠡相比有别样辅佐之路。张良、范蠡把刘邦、勾践推上帝位就赶紧逃离岗位，以避免功高盖主、兔死狗烹命运。刘伯温先生也懂得这一道理，但他认为避祸有道，避其“的”而已, 刘伯温当时处境看，谋高震主，名权利正是祸之“的”，刘伯温先生拒绝高薪、相位、也拒绝部门第一职位，相继任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并首任考试官，怀“救时之政”的抱负，以其智慧与勇气选择继续为新王朝服务，为朱明王朝制定了系列典章制度：勘定建设明皇城，制定《戊申大统历》；草创《大明律》，奏立军卫法，加强军队制度建设；复兴科举，辅弼明王朝人才培养和选拔等，为新王朝搭建了基本运作框架，被誉为“一统江山刘伯温”，“开国文臣第一”。刘伯温先生辅佐明初系列典章制度，为明一代近三百年历史扎下坚实基础，明王朝皇帝也很有特殊性，其中之一便有几十年不上朝，明王朝照样运转，这恐怕与明初国家制度体系息息相关。
刘伯温先生立制思想“道德为方，政刑为法，人才为药”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天之大德曰生，刘伯温说：胜天下之道在于德，“惟大德为能得群力”。“德”者，有三层意思：得己成己、达人达物、遵道而行。中庸里说，“率性之谓道”，率性，遵循天性，遵道而行就是尊重万物性理、成就每个人的天性。大德者，成己而达人成物也，无成己无以成大德。
“政刑为法”，刘伯温认为我们世界我们人类是阴阳共生善恶并存的存在，道德提升离不开政刑之法，“德以进善，威以挫奸”，“刑，威令也，其法致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刘伯温一方面肯定了老百姓的衣食欲望、享受欲望的天然合理性。“恶劳欲逸，人志所同”，另一方面刘伯温又认为人们的欲壑是难平的，对人们的欲望不能放纵而必须疏导和有所遏制,并且对顽劣之徒，“警之以威”，需要有政刑之法来规范、约束、甚至是拔除社会的病根。政刑、制度建设是维护德治、实现王道不可或缺的手段。
“人才为药”， 刘伯温先生智慧之一就是智之用百，“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犹山之出云也，不善用之，犹火之出烟也。”所以刘伯温强调用才用智要善用。刘伯温先生用才之智有个前提，用人者智慧高于人才者，德广量宏者，有识才辩才之能。在这样前提下“安才”更有可能。
刘伯温立制思想具有构建和谐社会治理的特征，对和谐社会构建是形成自身体系。其和谐之道是以宇宙视野、考察人性、遵循天地人三才互为影响为前提，在《天说》篇里指出人之所以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为三也。” 在刘伯温先生眼里,“三才一理，治道无二” ，天地人及社会治理都与天道相关，天道之变化关系着社会运行发展变化。他把制度建设提到“王道”层面上，提倡“善盗天地”思想，强调人性善根的引导和培育，并与时势相谐，刘伯温先生和谐社会治理思想是具有宇宙全息性、动态和谐特征。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中华文化传统和谐观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天地之盗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三盗既宜，三才既安。天地是万物之盗，万物是人之盗，人是天地万物之盗，天地万物及人互为其贼，天地人三才彼此要和谐相处、权衡有度；第二层是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让万物生生不息，天地之愈滋，庶民之用愈足。人能操天地之心为之君，可以致天地之大德；第三层是刘伯温引申“天地之盗”旨意，从自然之理到社会治理中来。社会治理、士农工商各界同样可以通过“天地之盗”原理来达到生态文明。
二、四招安才之道
刘伯温讲，招才容易，安才难。“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伤也。” 用才除了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外，还必须安其心、定其性、成其才，还必须懂得人性之多层次性多面性，有必要给与一些制度等的外在力量之导引。
1.安才第一招是顺其性。只有顺其性、放在合适位置才能使能者发自内心发挥出自身的力量。“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生而殊性”，适用为才。“道致贤，食致民，渊致鱼，薮致兽，林致鸟，臭致蝇，利致贾……各以其所好致之，则天下无不可致者矣”，刘伯温进一步借郁离子之口说之所以能够让鸟兽驯服，是因为“使之得其所嗜好而无违也”，对于自己的同类，也不能违背这一点，否则难以让人才发挥他的积极性。“人于人为同类，其情为易通，非若鸟兽之无知也。而欲夺其所好，遗之以其所不好；绝其所欲，强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从，其果心悦而诚服耶？其亦有所顾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悦诚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国，徇吾事，则尧舜亦不能矣。”假如强迫能者做违其所好的事，不能心悦诚服，即使如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恐怕不能有什么作为，即便“御龙之智，不能训猿以礼；神农之圣，不能服豕而耕”（御龙：相传夏时刘累学驯养龙以事孔甲，赐姓御龙氏。喻指驾驭才智之士；神农：传说中太古帝王名。教民务农，遍尝百草，也称神农氏）。
2.安才第二招是容其短，不鄙视甚至包容其陋习。刘伯温先生有则故事这么告诉我们：有个赵国人患鼠害，就请了一只中山之猫，这只猫善于抓鼠的同时喜欢吃鸡，一个月下来，老鼠是被抓完了，可家里的鸡也没了。儿子很是担心，要求父亲赶走猫，父亲说：我们担心的祸患是老鼠，而不是鸡。“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坏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不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若之何而去夫猫也？”猫能够把鼠害镇住，可以让人衣食无忧，至于这个猫有抓鸡吃毛病，就当作赏赐吧。
3.安才的第三招是养其能，促其成长。刘伯温讲使用人才要教诲要引导，教其所不知，引其所不能，促其逐渐成长。“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劳之；用其长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刘伯温还讲用才者要视其才质区分对待培养，譬之如树之材，“松、柟、栝、柏，可以为栋梁，种之必叁、五十年而后成。其下者，为柽柳、朴樕，种之则生，不过为薪。”……假如急于求成，不待其成长，那么栋梁之才就没有了，“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于不克负荷而辄以法戕之，栋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坏，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用才者要视才质区分对待培养更是因为“教可行于质近，道难化乎性成”。
4.安才之道第四招，分期类，致才有别。或以德怀之，或以政导之，或以财使之。“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财。德久则怀，政驰则散，财尽则离。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财。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则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恶。”
从上述看，刘伯温的所谓“才”的理念，是符合最初造字“才”之本意，同时也是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关怀。 “才”的初文为：，乙七一九一反。说文： “才，草木之初也。从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引申：才质、才性、才能、有才能的人。从初文本意看，就是草木刚萌芽的状态，还未露出地面，也就是说是种子发芽，是基于自身的根和种子上的，是基于自身根性，这才是每一个“才”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才”是回归于自身根性成长而来的。
《中庸》里讲“诚者自成，非诚无物”，只有忠诚内心，由“诚而明”，能明心见性，才能“成己”，长成“有我”之才。“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论语》里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仁”、自在的根性，只有忠诚于这一根性，并借助一定技艺体己生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才，否则恐怕成长的不是“才”，而是这个“材”。
现在教育培养的恐怕大多是这个“材”，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才”。真正的“才”恐怕与《中庸》里说的“诚者自成”，《论语》里说的“仁”（根性、种性）息息相关。现在成才说法往往是成了这个“材”，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刘伯温讲，“人各有所能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跌倒，比喻失败）；非所施而施之，事必圮（倒塌）……用得其当，谓之得人；用失其当，谓之失人……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顿者，不失人而已矣。”能够用得其才并且促进其才成长的是得人，否则是失人，刘伯温强调的是“得人”，“得人”便是促使自我根性成长的有我之才。所以我们认为刘伯温的安才之道是促使人成这个“才”，而不是这个“材”，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关怀的。
三、四落五起非为官瘾大，为官两朝非为不忠君
刘伯温先生因其“一统江山”而闻名于世，其为官为政贡献反有所掩盖。刘伯温先生广泛参与国家管理工作，主要贡献体现于参与了明初典章制度、国家运行机制建设与王朝运作框架搭建。50岁到65岁，15年间与朱元璋一起亲自带兵作战，出谋划策，取得龙湾之战、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等战役胜利，消灭了陈友谅，为朱明王朝奠订了基础。明初立政上，刘伯温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一个新王朝诞生与建设占重要地位的也就差不多包括军队的控权与建设、维护秩序的法律制定、人才的选用、皇城的建造、历法的刊定等，而这几方面无不凝聚着刘伯温的心血与智慧，为明朝近三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伯温先生在元朝积累从政经验，23岁中进士。从25岁到48岁期间，在元末担任过县丞、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在元朝四任为官，其中三次为主动辞官,一次被“羁管”。
第一次起落：江西辞官（25～30岁）。25岁任高安县丞，复查人命官司案并告破，受元当朝蒙古族贵族报复排挤，后专任职官掾史，与幕官不合，30岁投劾而去。
第二次起落：建言招忌(39～41岁)。39岁任儒学副提举，41岁因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托病辞职，寄寓杭州。
第三次起落：忠心招祸（42～43岁）。42岁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后任江浙行省都事，建议招捕方国珍，拒贿,被受贿当朝者斥为有伤朝廷“好生之德”，43岁革职“羁管”绍兴。
第四次起落：平叛有功无名（46～48岁）。46岁复其为江浙行省都事，在处州与石抹宜孙共谋括寇吴成七，仍受排斥，看不到元政府出路与希望，弃官而去。
第五次崛起：辅佐朱元璋。49～50岁之间，隐居故里著《郁离子》；50岁出山辅佐朱元璋,刘伯温先生的辅佐之路与张良范蠡仅为其主打天下不同，既辅佐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又助其开国立政。
刘伯温先生四落五起非为官瘾大，为官两朝非为不忠君。刘伯温为官两朝，起起落落，一方面自然与刘伯温刚正不阿的性格及其为官立场息息相关，从其25岁写的《官箴》可见一斑：对“视民如儿”“式养式教” “立事惟公，烛诈惟诚”“德以进善，威以挫奸”“持心如衡，以理为平”。对于刘伯温先生来说，在官职上不为民做事简直是浪费生命，故因官场黑暗，才略往往被排挤，让其屡屡辞职而去。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刘伯温对自我追求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从而执着追求于他的理想——谋求救时之政，经世治国，用道儒有用之学建立理想社会。刘伯温希望建立一个安康、和乐、有序的社会：“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履正直，屏邪欹，引顽器，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 []。于是刘伯温在元朝为官，其定位是希望能够施展自己抱负，重整修建在风雨中飘摇、面临将倾的这座元朝大厦，然而事与愿违，通过起起落落几次反复努力，元朝还是不能发挥刘伯温这一栋梁之才，刘伯温也终于在官僚生涯沉浮中感受到元朝之不可救是时势所趋，于是彻底与元朝决裂，但谋求救时之政、为民谋福的理想没有变，弃官隐居故里潜心著述《郁离子》，进行了谋求出路的探索，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刘伯温经世治国的主张，同时《郁离子》也开出了治世之良方，关于人性探索、关注民生思想贯穿于始终。这既是对自己起起落落人生的概括和总结，又向我们传达了其弃元佐明的根源与动机，也是其此后人生前进的方向。
刘伯温在书中最后《九难》篇里表明了自己的执着追求便是明证。刘伯温借“随阳公子”之口对自己诘难，问自己到底想追求什么，结果是雕梁画栋、美酒音色齐备的富豪、拥有奇珍异宝的商人、不以其道得来的既富且贵的高官、拥有十万兵马的将帅、或者是逍遥自在、不生不灭的仙道等等，都不是刘伯温先生所愿意追求的。那么刘基到底想追求什么，在文章最后说“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功名利禄、寻仙访道都不是刘伯温先生所追求的，可见刘伯温起起落落的人生非为官瘾大，而是为了他的理想追求——“谋求救时之政”，关注民生，为民谋福，建立理想社会”。48岁时，刘伯温明确把自己定位为做如同伊尹吕尚这样的谋臣——至此刘伯温先生形成官心，为官之道核心（成己成才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官心）。
由上可以看出，刘伯温为官两朝根本动机也是源于其理想抱负，也非不忠君。刘伯温每为官之时，皆以民为念，不阿谀奉承，秉公执法，可以说是最实质的忠君之表达；当然刘伯温的忠君是围绕“以道事君”这一核心思想的，也是在为官生涯坎坷中逐渐升华而成。但刘伯温面临仕途困厄，朝中倾轧，屡屡忠而见弃的时候，自然对君臣关系重新思考，继承了先秦儒家“侍道不侍君”思想。所以关于刘伯温仕元佐明为官两朝，后世学者有把其比之为伊尹“就汤就桀”，在夏桀和商汤两朝为官，二者都曾为前朝官，都曾隐居，都曾另寻明主，辅佐明君建功立业，非为功名非为俸禄，其出处行事都是为了救民，与道暗合。
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于有莘之野，及遇成汤，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圣贤所以汲汲于斯世者，岂有他哉？诚以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欤。伊尹无愧于桀，先生无愧于元氏，则无愧于出处之节。夫何疑哉？
从上观之，其它种种非议，是未能深入了解刘伯温。刘伯温先生就是如此诚心诚意的走向自身人生定位——为谋臣，待王者之兴，以匡正时政。有其诗为证:伯夷淸节太公功，出处非邪岂必同?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刘伯温《夜泊桐江驿》）。
参考文献
明·刘伯温. 枸橼第六，《诚意伯文集·郁离子》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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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
刘基《官箴》，林家骊点校. 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67.
林家骊点校.刘基集[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280.281.
吴明哲编著. 温州历代碑刻二集·诚意伯祠堂记[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840.
刘基，夜泊桐江驿，《诚意伯文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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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课题编号：16ZC11
课题名称：刘伯温文化：国学之窗
负责人：俞美玉
工作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