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伟：长篇小说连载《人海茫茫·第四十九章·仕途沉浮【上】》

四十九章   仕途沉浮

让刘英没有想到的是，他对自己的仕途已经没有任何幻想和激情的时候，竟莫名其妙的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已经过五奔六了，还有什么心劲？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同学曹文的儿子曹坚，在两个月前调入他所在的省会城市任市委副书记，成了重点使用的副地级干部，进入了青年高级干部预备队的行列。两个人不仅可以经常见面，还可以随时交流，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还有一个他更想不到的事儿，他的老对手齐治国，在西部潇洒的转了一圈，被调入邻省任统战部长。齐治国到了统战部长的任上，也许是工作转换的关系，也可能是由于年龄逐渐增加的原因，好像脱胎换骨，以前那种做派不见了，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后的相见会有另一番情趣，在都退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又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此是后话。

这些年来，曹坚究竟如何在西部度过血与火的岁月，都做了些什么，刘英不知道，但值得他欣慰的是，曹坚长大了，从一个冒冒失失却又不失谨小慎微的山野少年，成长为一个共和国的高级干部。在和平环境里，在人欲纵横的年代里，能达到如此高位，可见他已经尽力了。

刘英从别人的嘴里，陆续知道了他的生活轨迹。

曹坚被提拔为州革委副主任后，不管外表或者是内在的气质，都变得成熟起来。已再不是那个遇事一筹莫展、唉声叹气的山野少年了。现在不管大事小事，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可以轻松的拿出一套套处理问题的办法来。不管遇见多大的风浪，他都能从容应对，稳坐钓鱼台。处理任何事情，都是雷厉风行，从不优柔寡断。尽管他还没有学会圆滑世故，不像那些在宦海沉浮多年的人，处理起事情来那么老练，可他却有对事物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处理起老百姓之间的事情来，那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因为他永远记住父亲的话，做再大的官也不能忘了是为老百姓做官。所以他从来视百姓如父母，时时不敢稍有懈怠。世上的万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面目全非，而“民以食为天、官以民为本”这个原则不会变。做一个老百姓心中的好官，那就必须得有高尚的情操，平静的心态、一心为民的愿望和灵活机动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百折不挠的毅力、宽广的胸怀，不怕死、不怕丢乌纱的精神；必须达到忘我的境界。只要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做个百姓公认的好官。

古来都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不仅是治国之本，也是治理好一个地方的要诀，失去了民心，你还做什么官？

正是有了这种心态，他完全做到了宠辱不惊。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千奇百怪，希望越大失望越残酷，想得到的反而得不到，什么也不想的人，往往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预算不多的人，会得到意想不到的预算外收入。这应该是人们常说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道理吧，要不怎么说人生会“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呢。曹坚虽出身将军门第，实际上是在山野之中长大的一个野小子。他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走上为官之道并非所愿，只不过是为了入党，像和城市长大的孩子一样受人尊重。命运阴差阳错，将他送入了一条他从没有想走过的路，并且没有任何大的动作，就做到了高级干部的位置，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他并没有投机钻营去刻意的追求做官，也从不摆谱，也从没有把自己做个官儿看待，而是脚踏实地搞好自己内份的工作。如果说他踏入仕途的首功是齐梅的话，那也是被逼的，后来的升迁则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可谓是应了那句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

他一致认为，县委书记还没做好，就被提升为州革委副主任，也不知道分管什么战线或者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其中还有什么诀窍。只知道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挑不拣。他根本不知道，却被分管文教卫生，这就是当官的所说的肥缺。这些年来，国家为改善群众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状况，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萨玛州是有名的贫困州，又是国家支援的重点地区，国家划拨了30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于文化、教育和卫生设施建设。按照州革委会常委会的决定，这笔钱具体由革委会主管副主任负责，也就是说每花一分钱必须得到曹坚的批准，由他签字后才能下拨。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只要稍微往自己兜里装一点，那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人都不傻，都知道分管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管钱的官儿可是最受人欢迎的，那真是要风来风、要雨得雨，说是一个肥缺。那可真是一点不假。

曹坚可没把这当成什么肥缺、瘦缺，也没有怎么看重它。他只知道这是领导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只有投入百倍的努力，全心全意把这件工作干好，才能对待起百姓，才能问心无愧。

他上任后，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首先对那些被逼或者说不清楚的原因离开教育战线的教师进行调查摸底。这些教师大多是教育第一线的骨干力量，但是唯成分论或者是其他说不清的原因，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由于出身不好，每次运动都是遭批斗的对象，“文革”中更不能幸免。被强行拖去游街，挨打、开斗争会，进行人格侮辱的不在少数。有些对这运动不理解，态度上不去，最后被遣返回原地强迫劳动改造；有些态度较好的被送入“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还有的被称为改造的比较好的，则被安排在校办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完全脱离了他们熟悉的工作岗位，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劳动者。

当时还流行一种做法，就是所有的教师，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教学工作。这对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无疑是一种高招，但是对教育工作来说却是一种倒退。因为他主动放弃了文化的异地交流，又形成了固步自封的文化割据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缺失。这种并不高明的作法，无疑为各地的文化教育工作设下了啼笑皆非的障碍。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代表管理学校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但这种创举，却把教育引上了歧途，自己连一斗大的字都不识几升的人，他能教给学生什么？能担负起教育学生的责任吗？走出大门就找不到自己家的人物，能让卫星上天吗？

曹坚知道，要想扩大学校规模，推行全民教育，那就离不开教师。要想找到合格的教师，就目前形势来说，那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首先得冲破现有政策的桎梏，百变教师学非所用的现状，一旦这样作，就有可能会承受想不到的灾难后果。就现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不但教师不好找，就连学生对文化课已经丧失了信心，当时流行一句口头溜：“努力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社会上所有的人对学校的期望值已经降到了冰点。再加上校舍不足，教师严重短缺，扩大招生规模，让更多的人走进校园，教师怎么解决？现从社会上招人，如何保证教学质量？而那些老教师拿着国家的工资，却在干着风牛马不相干的工作，岂不是人才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宁肯缺员停课，却放着现成的人才不能利用，这算什么逻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当曹坚在州革委会会议上提出，让从事其他工作的教师返回教学第一线时，马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一部分人认为，让老教师返回学校，是一种严重的倒退，与当前政策不符。这些人对新社会有刻骨的仇恨，必须得进行劳动改造。只允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重上讲台，又给他们提供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宣传封资修黑货的机会，让他们再放毒，是对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成果的亵渎，千万不能放虎归山。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拿着国家的工资，却不能从事教学工作，这叫什么事儿？这不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吗？他们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事实证明，只有让他们从事教育工作，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教师不让他们教书，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从历史上来看，哪有教师造反的？再说教材都是由国家教育部门审定的，他咋能加上自己的内容？即便是加也是有限的。咱们让他上台授课，就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没有好的教师能教出来合格的学生吗？派有教育经验的老教师去劳动，而让识字很少或者根本不识字的工人、农民来担任教师，给学生上课，这不是笑话吗？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反驳，识字咋了？识字就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了？以后教育普及了，是不是需要专门保留一批不识字的人，让他们专门进行体力劳动，你们这种做法不是形而上学吗？这些教师都下去很长时间了，我们不是一直在办学吗？离开他们地球照样转。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要想强国富民，就必须得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而要培养人才，就需要一支有经验的教师队伍。自己什么都不懂，咋去教育学生？工人农民上讲台并不说不对，他们只会忆苦思甜，只会讲阶级斗争，光忆苦思甜社会能进步吗？光讲阶级斗争，能让社会安定吗？不教给学生科学文化知识，他们能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吗？能成为祖国的栋梁吗？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双方各不相让，唇枪舌剑争论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闹得主持会议的州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徐思青束手无策。从他的本意上讲，同意曹坚的想法。不管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不注重人才的保护和使用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同时他觉得曹坚的想法有点急于求成。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也有人试着去纠正他，但收效甚微。上级也没有这方面的文件，哪个单位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参考，曹坚你冒这个尖干什么？现在是特殊时期，关键的问题是求稳。闹不好让人家抓住了把柄，丢官是小，说不定会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了，何苦来呢？

徐思青也算是老资格了，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后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在严酷的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是被派往工厂开展工运，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那时候八路军正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很多新的根据地，需要大量的干部去进行领导。他被调到华北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从此成了职业革命家。它既有知识分子的聪明睿智，又不失工农干部的纯朴和干练。

他是一个不错的领导干部，也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岁月磨平了他咄咄逼人的棱角，常年身处领导岗位使他养成了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那就是凡遇见什么事情，他都是支持多数，即便多数的意见不对，他仍照此办理。不管遇见什么问题，他总是一副息事宁人的面孔。能协调的就尽量协调，能和稀泥的就和稀泥，实在调解不成，就各打五十大板。他总是把握一个度，那就是稳。遇见问题，一推、二拖、三和稀泥。遇见这样的领导，你性子再急也没有办法。

他比曹坚早两个礼拜到萨玛州上任，应该说不了解什么情况，对任何人也没有偏见。可他却偏爱曹坚，他是州里最年轻的副地级干部，比自己的儿子年龄大不了多少，他是把曹坚作为儿子一样看待的。

因为是一前一后调来的干部，相互之间的交往比和别人的要多，除了工作上的接触外，工作之外的交往也很多。论私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俩在州领导干部中是最好的。他到任后，爱人没有随迁，单身在这里。齐梅则是随曹坚一块调回，到州妇联任女工部部长。她和曹坚的孩子才一岁多，专门请了保姆。有时候他想吃点家常饭，就直接在曹坚家搭伙。曹坚的儿子鹏举正在牙牙学语，一见到他就喊“爷爷”，他倒在边塞享受了天伦之乐。但在工作上，他还是继续坚持三步走。他很清楚目前的形势，你越是做的工作多，麻烦就越大。可谓是不干没错，小干小错，大干大错。跳进河里有捕鱼的机会，也有被淹死的可能。与其被淹死，倒不如站在岸边看捕鱼保险。

曹坚要解放一批老教师的想法，就是先给他汇报，从内心讲，他也同意这个意见，他知道，把这些教学骨干都弄去参加劳动，有些不合适。可全国各地都在这样做，他不想反潮流，也不想做出头鸟，只想跟着走。跟着上边的意图，就是将来错了，也不是他的责任，何必想些新点子跟自己过不去呢。

在曹坚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同意将这个意见拿到州革委会议上讨论。

现在的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作为州党政一把手，现在实行的都是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啥事儿他都可以说了算。在这件事上，成败就在他一句话，可他咋能去捏这个热铁呢？

他深思良久，清了清嗓子站起来：“同志们，我刚才认真地听取了你们之间的争论。大家放下包袱，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将自己的意见摆到了桌面上，以求得到最终的解决，我认为这是一种团结进步的表现。我觉得这件事儿，是不是可分为三步走？第一，我们先派个调查组下去，把这部分人的情况了解清楚。一共有多少个？被强制劳动的有多少？在干校参加劳动有多少？在校办工厂参加劳动的有多少？要搞一个准确的数字，最起码我们心里得有个底，上级问起来我们可以有办法回答。第二，可以让一些表现较好的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毛主席有关这个问题也曾有过多次指示，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不能把人一棍人打死，总要给出路的嘛，总要给人一碗饭吃嘛，这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这样做即便是上级问起来，我们也可以圆满答复。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没错儿，这是一个必须得遵循的原则。第三，关于解决全部教学骨干的事儿，还有点为时尚早，这件事儿也可以分为三步走。一是先给省里打个报告，讲明咱们州如果扩大教育规模，就面临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将咱们解决的意见附上，即：1、在社会上招教，2、省里给咱们分配大、中专师范毕业生，3、能否让老教师回到学校继续教书？看省里怎么批复。因为这是当前全国普遍存在的的问题，不是咱萨玛州所独有的。第二，我们不妨先搞个试点，用上述的三种办法去做实验，一招、二分、三用老教师，看这三种办法哪一种更适应我们州里的情况。然后将这三种试验的情况都写成总结报告送给省里，让他们定夺。这第三嘛，最省事省力，坐等上级文件精神，紧跟不掉队，任何时候都不会犯错误。我的意见就这些，仅供大家参考，若有不同的意见，还可以提出来讨论。”

大家谁也没有再吭气，他的意见既没有肯定谁是对的，也没有否定谁是错的，几乎抹平了全部争论的焦点，使大家不得不暗暗佩服他的圆滑老练。

曹坚觉得非常满意，不管书记怎么转圈，总算是支持了自己的意见，即便这个支持是隐晦的，也算是开了绿灯。

他散会后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立即通知教育局长，让他迅速通知各县教育局，把已经改造好的人员名单报上来，并要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况，安排这些教师回到教育第一线，待遇不变。他还亲自和各县分管教育的副主任通了电话，要求他们亲自参与，必须在10天之内将这件工作完成。

他同时还让人事部门抽调人员，组织了几个调查组，要求他们分头下到县区，争取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人员的摸底任务，迅速报上来。

他亲自挂帅，成立了落实教师工作问题领导小组。他担任组长，州教育局长孙宝玉、州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杨为民任副组长，同时从州委组织组、宣传组、办公室、教育局等单位抽调了十几名有经验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征得一把手同意后，由他亲自带队前往嘎洛县，先行开展三项工作同时推进的试点工作。

嘎洛县的一班人马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干全和节正分别担任了一、二把手，杜联也在曹坚离开前被提拔为县革委办公室主任，而葛莫名则被调入州林业局担任了副局长。因为它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把他调入州里工作，是怕他县里遭受迫害，因为老家的造反派一直想办法把他揪回原籍，县里无法对他有效保护，所以才想办法让他调离。

听说老领导带着工作组回来了，干全、节正他们十分高兴。老战友相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三个紧紧抱在一起，没有说话，有的只是滚滚而下的几行热泪。虽然曹坚走的时间不长，在州里开会时常见面，但他们都觉得已经分别很久了，要说的一切语言都在这深深的拥抱之中。

听说曹坚是为了解决教师问题而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嘎洛县是老少边穷地区，各种人才十分匮乏，但是有些人整天闲着却不敢使用，曹坚这一来，落实了这些问题，无疑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曹坚顾不上休息，他让干全立即召集教育局长、各学区主任、中小学校长及有关人员的会议，分头汇报有关这些人员的情况，然后将工作组一分为三，每个组内都有嘎洛县的人员参加。孙宝玉带一组到各学校对照核实人员名单，力求到准确无误，不得有任何遗漏。杨为民带领一组分别到组织组、宣传组、教育局、审干办公室，想办法找到有关这些人的所有档案资料，要争取在短时间内将所有人员的档案资料重新查阅一遍，并写出详实的调查报告。两个组在进行核对时，名单和档案不能发生任何错误，谁发生错误就由谁负责当场纠正。他自己则带领一组去找一些有关单位的老同志，及各个方面的同志进行座谈，收集对处理这一问题的意见，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争取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少留或者尽量不留后遗症。

他现在似乎多少有些明白了，当官的人手里握着生杀大权，随随便便的一件小事，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对一个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甚至能影响一个人的终生走向。因此不管做什么事，都应该把人放在第一位，谨慎从事，不得草率从事。在他任职期间，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不能解决的要给出期限，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在自己的任期内，最好不留遗憾。

他先去找教育局退下来的老局长苏荃三、教研室退下来的老主任文士用交换意见，请他们认真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苏荃三在国民党时期就是这个县的教育局长，为嘎洛县的民族和平解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解放后继续留任。他是个似乎有点迂腐的文人，不大过问政治，但绝对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不管做什么事都循规蹈矩，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儿，从没有丝毫的越矩之举。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诚心诚意，历次运动都没受到冲击，就连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是毫发无损，这在国民党留用人员之间是很少有的。他退下来以后，一直应聘在县中担任外语教师，“文革”开始后在家赋闲。

文士用和苏荃三的情况差不多，解放前是县中的校长，一直和苏荃三是老搭档，解放后仍担任县中校长。“三反、五反”运动中，曾有人揭发他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被勒令停职。后被证实被人诬陷，那个诬陷他的人因此被调离教育系统升了官，还没等落实政策，他就被调入教研室担任主任，一直干到退休。后来那个诬陷他的人又升了官，在上任途中出车祸死了，他觉得这是报应。始作俑者已死，他已退休，觉得有无结论已没必要，就这样搁在那儿，无人再管。

他们一见到曹坚，就打开了话匣子。

苏荃三先说：“到现在为止，我算是三朝元老，已经经历了三个朝代。从满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开始的私塾到后来的洋学堂，都经历过或者是担任过领导。也听过、见过、接触过不少的老师，还没听说过哪次改朝换代是由老师领导的。常言说秀才造反瞎胡闹，这话一点不假。教书先生的任务就是教书，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有多大的抱负，只要当上了老师，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知识都教给学生。老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过去有一种口头语，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带徒弟的时候都会留一手，怕徒弟成名后自己就会被淘汰，自己的生计就会成问题。老师却不是这样，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学生，真心希望学生能够成材。学生出息了，先生跟着沾光，这可能是作为老师的最好结局。

“有些出身不好的教师，由于生活的家庭环境不同，可能他们身上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毛病。一点小事不和他们的口味，他们就会嘴无遮拦大发一通牢骚，然后该上课上课，该批改作业还照样批改作业。只要学生的成绩好了，他们的一切烦恼都忘了。其实他们是最单纯最可爱的人，大伙儿甚至称他们教书匠。说句落后但却是实在话，教书先生是谁给钱就为谁服务，过去有钱的家子一家就能聘请几位教书先生，你给钱就教学，只要不扣我的工钱，我反对你干什么，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现在教师们拿着政府按月发的工资，还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有病不上班工资照领，所有医疗费用都由国家报销，这样的好事儿哪儿找去？过去给私人教书，到领工资（束脩）的时候，七折八扣，到手里能有几个？他们还拖欠工资，往往是一拖几个月。民国时期物价飞涨，早上能吃一顿早饭的钱，中午连碗稀饭也买不到。国民党时期如此混乱，他们还不敢说个不字，共产党把他们的生老病死、包括下一代的安排问题都考虑到了，他们能反对共产党吗？

“有些老师爱发牢骚讲怪话，并不能说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老师是个特殊的群体，乱说乱讲是其特殊性。只要加强教育就可解决，何必给人戴高帽子呢？为什么有些骨干教师会被以种种罪名下放劳动呢？这有以下几个原因，俗话说，文人相轻。凡是有点本事的人，大都有爱虚荣、讲究面子、骄傲自满的毛病，不大能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的高人一等。自己做错了事儿，别人批评不得，不能自觉的开展自我批评。再则学校的领导大部分都是从行政部门调入，他们只懂得像管理士兵那样指挥农民和工人，处处军事化，事事求统一。用军事化管理工农兵原也无可厚非，但拿同样的办法去管理教师，就有点滑稽了。我说过，教师是个特殊的群体，不是工农兵，有与工农兵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不能死搬硬套对工农兵的管理模式，得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他们要备课写教案，要讲课、批改学生作业，要辅导后进学生，还要调解学生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等等。这些工作要占用他们大量的时间，对于这些情况只能分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学校领导不掌握这些情况，缺乏沟通，很容易产生误会，几句不着痛痒的批评，就可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终生产生影响。

“你别认为教师都是圣人，他们是普通人，是读书人。读书人把面子看得很重，语言过激，但心理脆弱。你当着人批评他，尤其是当着学生的面子批评他，说不定他的眼泪马上就会掉下来。学生需要老师呵护，老师也需要大家的呵护，更需要领导和同志们的理解。我认为有些老师被戴上帽子去改造，其实他并不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是缺少沟通、互相赌气的结果，其实很多教师都是被冤枉的。

“比如说县中的老师尚国立，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国民党时期在北京某高校做教授，因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主动辞职回到家乡嘎洛县，当了个普通教师，解放后被留校任教。他工作积极，教育方法得当，很受学生欢迎、五十年代还写过入党申请书，因社会关系问题没搞清楚，没有被批准。后来在反右斗争期间，不满学校个别领导道德败坏，经常猥亵女学生的做法，提了些意见。没想到那个领导照样当领导，可他却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历次运动的活靶子。这次又被送回老家强制劳动改造，被褫夺了当教师的权力。你说这么一个人才，头上戴着帽子，身上背着包袱，天天和粪土打交道，你说亏不亏？

“说了这半天，没说到点子上，请您别见笑。总而言之一句话，战士的职责在战场，教师的职责在课堂，农民的职责在原野，工人的职责在工厂。应该把讲台还给教师。确有问题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杀该放应该有个结论。这样不死不活的拖着，既不利国，又不利民。该给这些人一个说法了，这实际是等于没有宣判的无期徒刑。我替这些人说句话，没有问题的人，即便是有点问题的人，歇的时间也足够了，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上讲台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苏荃三刚一说完，文士用就抢过了话头：“我同意老局长刚才的分析。应该让这些人回到教育一线来了，这一批人大多数都是50多岁奔60岁的人啦，来日无多，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作用了。据我了解，全县现在又增加了许多中小学，师资严重缺乏。有的是刚小学毕业就教小学，初中没有毕业就教初中，常此下去，还说什么教学质量？让这些人闲着真是太可惜啦，他们谁不想在有生之年再教几届学生？”

曹坚对他们的意见表示赞同：“感谢你们畅所欲言，说了心里话，指出了教育界存在问题的根源，值得我们深思。我这次带工作组来，就是调查这个问题，并且根据发现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我在这里表个态，我们一定会按照党的政策，对过去的问题进行甄别处理，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送走了两位老同志，他觉得心里敞亮了许多。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就会对下一步的教育普及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教育搞不好，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从何说起？

曹坚刚回到县委招待所自己的房间，杨为民就急忙进来了。告诉他档案已经全部翻阅完了，正在分类整理，然后全部搬过来。

“很好，等孙局长他们回来，咱们就可以对照汇总了。按照名单一个个落实，力求做到准确无误，不留尾巴，争取一个星期完成任务。”

“曹主任，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说，不知你是否愿听？”

“看你说的，论工作经历、年令，你都可以称为老大哥。虽然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我觉得你为人正直，办事稳妥、实在，和我很对脾气，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你到州里工作以后，你所分管的工作抓得有声有色，和同志们相处得也很融洽，不摆架子，不说大话。正因为此，我思索了很久，才决定把几句心里话告诉你。这些人的档案我基本都浏览了一下，结论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三反、五反’运动时下的；有的是反右斗争时被打为右派的；有在拔白旗时被拔了白旗的；有的是在‘四清’运动中被戴上帽子的；在‘文革’中被戴帽子的，档案上并没有记载。要想把历史上的结论，重新翻过来再做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单从档案上的记载来看，给这些人下的结论也很简单，甚至觉得可笑。其中一个叫宗川明的教师，被定为右派的原因就是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附在档案内。内容就是对学校大肆铺张浪费、搞形式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个右派帽子戴的太冤了。他就是再冤，我们也只能是同情，根本无法摘掉他的帽子。类似的情况多的是，谁能有什么办法推翻历史上的结论？中央省里既没有精神，又没有文件，谁能有啥办法？我看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要硬为他们做结论，说不定会犯大错误。”

“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吗？”

“办法当然有，但是权宜之计，要想按你的想象，彻底解决这些教师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说说你的意见”。

“首先这些人被下放以后，没有开除公职，仍在教育系统领工资。这些是惯例了，凡是有点问题的教师，不管开展什么运动，都是必斗对象。他们开始还觉得难为情，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挨完披斗，只要不剥夺他们的权利，该上课的时候就又去上课了。而让他们离开讲台参加体力劳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创举。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采取模棱两可的办法。尽可以通知在各地参加劳动的教师回到学校上班不就行啦。劳动和教学只是分工不同，既然他们劳动的权力没有被剥夺，让他们返回学校不会引起太大的风波，所以你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而那些被强制劳动的人，只是少数，我看了，这个县还不足50个人，回不回学校对社会影响不大。况且这些人本身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咱可以把他们的材料带回去，交给公检法，由他们调查落实，最后下个结论，对谁来说都算是皆大喜欢，也算是不虚此行。

“要说现在给每个人都下个结论，在目前来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有个亲戚，就在县中教书，因脾气不好，加上对学生管理过严，得罪了不少学生。运动开始不久，就被学生揪斗。一次斗争会下来，就被打得头破血流。他怕再遭不测，夜里，趁看守他的学生瞌睡之际，翻墙逃了出来，辗转逃往外地。在外边流浪了两年，编过蓆，烧过窑，帮人打过短工，什么杂活都干过。后来看形势稳定了，就又回到了学校。当时学校已经派驻了工宣队，他一进校门，就被工宣队禁闭了起来，还因为他的事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要他说清这两年都在外边干了些什么，他就像背书一样，交代了一遍又一遍。专案组根据他的交待，沿着他当年流浪的路线进行调查取证。好多能证明他情况的人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怕惹麻烦不愿作证。因为无人能证明他在外边的活动情况，因此被开除留用。已经一年多了，无人再管他的事儿，一个优秀教师，现在却被打入了另类。一个人的问题落实起来就这么麻烦，这么多的教师咋去落实？要想把这几百名教师的问题都落实清楚，没个10年8年，连门儿都没有。我觉得能让那些参加劳动和当工人的教师请回到课堂来，你就算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其他的事儿，还是等上级有了文件再说吧，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为了别人的事儿，自己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智泉流韵》微信平台

(3)     投稿者除了文章正文以外，必须随邮件附上作者简介和生活照一张。投稿者专用邮箱[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