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经方家三大流派，个个在理，你喜欢哪一个？
经方派是中医学术流派的一种，即是由众多经方家组成的一个医家群体。古代尊《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为经方，后世医家，凡主张宗用其方者被称为经方派。明清时期对于《伤寒论》经方的研究最为盛行，并形成了三大学术流派：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和辨证论治派。
1.错简重订派
错简重订派以方有执、喻嘉言等医家为代表。方氏著有《伤寒论条辨》,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伤寒论》做了较大的移整和考订。方氏认为《伤寒论》年代久远, 早已失仲景之旧, 即使是王叔和所编次的, 亦为后人所改易了。于是大倡重整考订之风，“心仲景之心, 志仲景之志, 以求合于仲景之道”。“不惮险途, 多方博访, 广益见闻, 虑积久长, 晚忽豁悟, 乃出所旧得, 重考修辑”。“移整若干条, 考订若干字”。其重订方法为削去《伤寒例》,将《辨脉法》《平脉法》合二为一, 并移置篇末。对六经证治诸篇大加改订, 特别是将原有的《太阳病》上、中、下三篇，重新编为“卫中风”“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篇。整移其余各篇条文，并在六经之外，增《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方氏以为如此便基本恢复了张仲景所著之《伤寒论》原貌。《伤寒论》经过整理编次后, 进一步加强了原文的系统性和条理性，重点突出，颇受后世许多《伤寒论》研究者的赞许。同时这一“错简重订”治学观点也引发了《伤寒论》研究的学术争鸣。
清初医家喻嘉言亦是“错简重订”的倡导者。他认为：“太医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圣，祗令学者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其解。”喻氏对方有执所著《伤寒论条辨》大加赞赏，他认为该书“始先即剥去叔和序例，大得遵经之旨”。喻氏著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并将方有执错简重订观点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即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
虽然错简重订派提出的观点未必被后世医家所接受，但他们对于风寒中伤营卫的独到见解及对仲景的立法定方思想的认识，为经方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2.维护旧论派
维护旧论派是与错简重订派相对应的一个学派, 以张志聪、陈修园等为代表。张志聪在《伤寒论集注》中指出：“成氏以后，注释本论，皆散叙平铺，失其纲领旨趣，至今不得其门，视为断简残篇，辄取条例节割。”张氏反对错简重订的观念是认为王叔和非但没有乱于仲景，而且把仲景学术思想较为完整地传承了下来，成无己亦没有曲解仲景之意。因此，原《伤寒论》的内容不能随便改动，尤其是《伤寒论》中有关六经病证内容并无错简，无须重订，只能依照原文研究阐发，故称维护旧论派。
张氏认为六经病证篇是《伤寒论》的主要内容，而《平脉》《辨脉》《霍乱》《汗吐下后》等诸篇与其六经病证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仅作论证、补充之用。于是重新汇节分章，将原文398条分为100章节，每个章节均立题以“拈其总纲，明其大义”“先证后脉，首列六篇，次列霍乱易复，并痉、湿、暍、汗、吐、下，后列辨脉、平脉编次之法，永为定规”。
张氏认为“注解本论，必明仲祖撰论之原，方为有本”，因此主张应用《黄帝内经》理论来阐释《伤寒论》诸病的病因病机。
此外，张氏对气化学说推崇备至，认为“学者当于大论中五运六气求之，伤寒大义思过半矣”，因此, 主张以五运六气、标本中气理论解释伤寒六经的病理生理。
张志聪维护旧论, 坚持仲景本旨, 但并不一味盲从,对王叔和、成无己提出的许多观点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夫叔和序例，自称热病证候既非条例，又非大纲，与本论且相矛盾，混列其中，殊为不合。”因此他主张删去王叔和《伤寒例》。
张氏以后，陈修园亦是维护旧论的拥护者。他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故按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原文，删去他认为是王氏所增补的《平脉》《辨脉》等篇；推崇张志聪的学术思想并按其体例以分章节，编纂成《伤寒论浅注》，全书在原文中衬以小注，约之于一言一字，深入浅出，融会贯通，总期学者从仲景原文细心体会其要旨。
综上所述，维护旧论派主张维护仲景本旨，不对《伤寒论》条文尤其是六经病证的内容妄加修改。但是张氏、陈氏等人崇古而不泥古，敢于批判前人的缺点和错误，并对原书重新加以注释、整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方学术的发展。
3.辨证论治派
辨证论治派出入于上述两派之间，该派既不同意张志聪、陈修园等人“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的观点，也反对方有执、喻嘉言等人的“错简重订”和“三纲鼎立”之说。该派不重视对张仲景原论编次的考证，但求体现《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这一派根据不同的研究特点又可大致分为以柯韵伯、徐灵胎等为代表的以方类证派和以尤在泾、钱潢等为代表的以法类证派等。
柯韵伯是清代经方研究的典范，著有《伤寒来苏集》，是后世学习《伤寒论》的范本之一。全书主张以方类证、证从经分，按方剂命名和分类六经各证。柯氏在《 伤寒来苏集·凡例》中云：“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证得失之大局矣；每经各立总纲一篇，读此便知本经之脉证大略矣；每篇各标一证为题，看题便知此方之脉证治法矣。”“是编以证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证列太阳，栀子、承气等证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证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证后；从麻黄证更变加减者，附麻黄证后。”柯氏在六经各篇中先列出各大证类，例如太阳病篇里，汇列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十枣汤证、陷胸汤证、泻心汤证、抵当汤证等 11 大证类；阳明病篇里，汇列了栀子汤证、瓜蒂散证、茵陈蒿汤证、承气汤证等 5 大证类。再在每一大证类下汇列有关的方证及变证、坏证、疑似证等。如在桂枝汤证大类下，共汇辑有关脉证 16 条，桂枝汤坏证 18 条，桂枝汤疑似证 1 条，又附加减方，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二麻一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生姜加人参汤等 19 首。其他各大证类亦如此类编。如此以方类证的编排，使得《伤寒论》全书内容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对于指导临床辨证施治有很大帮助。此外柯氏对于经方的运用提倡辨证论治遣方，即有是证，用是方。他认为：“六经各有主治之方，而他经有互相通用之妙。如麻桂二汤，为太阳营卫设，而阳明之病在营卫者亦用之。”如其在论述桂枝汤之应用时，认为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症，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不拘何经，更不论中风、伤寒、杂病，唯以脉弱自汗为主。此即“有是证，用是方”之典型例证。
清代名医徐灵胎亦是以方类证的倡导者，著有《伤寒论类方》。徐氏的著述方法，不类经而类方，将《伤寒论》113 方归纳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等 12 类。每类方剂下先列该方之药物组成、剂量、煎服法及该方的主要条文，再列类方及其条文。如桂枝汤类下，首列桂枝汤主治诸 证，次列桂枝加附子、加桂、加芍等证。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列冶，便于学者随方求证，按证选方。书中以夹注与按语结合，探索组方之奥妙，分析类方之异同，阐明临床之应用，对于《伤寒论》方的临床运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柯韵伯、徐灵胎等所创立的以方类证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它使《伤寒论》的研究走出了传统研究以经解经的圈子。至今仍是广大伤寒学者所普遍推崇的研究方法。后世医家受其启发创立了以法类证、分经审证等方法，以不同角度探讨《伤寒论》的辨证论治规律。
尤在泾亦是辨证论治派的代表医家之一，在研究《伤寒论》时另辟蹊径，不纠结于文字编排，而是强调实用，重视治法，著有《伤寒贯珠集》，开创了以法类证的先河。《伤寒贯珠集》的编撰体例为以六经分篇，经下统法，法下列方证，其法证排列本着先主法主证、后变法变证的原则，而后为类证辨识，法下又按方证相似将条文组合排列。以法为纲，统率方证，其法又分为正治法、权变法、类病法、明辨法等。如太阳、阳明、少阳各有正治法：审其脉之缓急、汗之有无，或合阳明，或合少阴，分别用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黄芩汤等，为太阳正治法，阳明病，“经病有传变，自受之不同，腑病有宜下、宜清、宜温之各异”，皆为正治之法；而小柴胡汤一方和解表里，为少阳正治之法。太阳篇内，以“人体气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虽同为伤寒，亦不能一概而论，而分别有小建中汤、炙甘草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等，是为太阳权变法。如此编排正如尤氏在书中所言：“千头万绪，总归一贯，此于百八轮珠，个个在手矣。”此即“贯珠”二字为书名的缘由。
综上所述, 明清时期对经方的研究盛行, 众多医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伤寒论》重新加以注释、整理和编次，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体现了当时中医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这一时期对于《伤寒论》经方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使伤寒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